出卖吴石的大叛徒活到74岁，他的孩子一生隐姓埋名，不敢提及身世

1950年春天，蔡孝乾，写了张纸，上面有四百个名字，这事一下就闹大了，整个岛上都在传，写这张纸的人，他不是当官的，也不是扛枪的，就是个拿笔的，可名单写下去，一千一百多号人就再也回不了家，外头的马场町、屏东，大半夜的就来拉人，电线杆子上都挂着人，那一年，好多人家里都没等到人回来。
他自个儿倒活到了1982年，七十四岁，最后是糖尿病，腿都烂掉了，也没人给他立个碑，骨灰就塞在阳明山一个角落里，连个路牌都找不着，人走得那叫一个安静，想当初名单摊开的时候，风头多大，可名单一合上，这人也就沉下去了。
那名单里头，有吴石、朱枫、陈泽民，还有好多压根没留下名字的，官方文件里就写着“肃清内奸”，可这名单咋来的，是在台南被抓了，他认了罪，就配合着写名单，从屏东一路写到嘉义，连自己的同学都给报了上去，吴石的名字就在上头，代号是“吴次长”，资料一对上，晚上人就冲进了吴家，锅盖都还敞着呢，没过几周人就没了，听说在刑场上最后还喊了句“共产主义万岁”。
朱枫被逮着，就因为一张十块钱的纸币，上面有暗号，特务拿着放大镜一点点查，笔迹对上了，罪就定了，她也没留什么遗书，就把自己的帽子交给了牢友，托她转给家里人。
报了这么长的名单，蔡孝乾自己也没捞着啥好，国民党是给了他个少将的肩章，军服也发了，可家门口一天到晚都有人站岗，晚上的探照灯就没熄过，门口还拴着狼狗，就算饿死在里头也没人管，名单写完，上头就再没让他碰过核心的事，那身军服就挂在家里，都挂发霉了，一次也没穿过，谁都不信他，那边的人不信，这边的人也不信。
他自己心里也清楚，是撑不住了，刚被抓那会儿，非要跟他那个16岁的小姨子住一块，守卫居然也答应了，后来的日子就是喝酒，穿洋服，去那些高档的地方，身边的人都躲着他走，他都四十七了，那姑娘才十六，旁边人看着都直摇头，他自己心里能不明白吗，福建老家的老婆女儿也早就不理他了，那一年他就干了这一件事，把名单交了，后面的日子就瞎活着。
他的孩子们，后来都把姓给改了，过了几十年，家里的后代差不多都换了名字，有的在屏东种地，有的在台南修车，还有的在菜市场摆摊，你要是问起来，他们就说“外省来的”，多一个字都不肯讲，不上族谱，不参加校友会，更不写什么回忆录，户籍本上都给压下去了，家谱上也给划掉了，就这么藏了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别人问“你爸是谁”。
蔡孝乾死的时候，连个来收尸的人都没有，1982年，糖尿病脚都烂了，医生连麻药都舍不得给他用，疼得直喊娘，临死前身边就一个护工陪着，等他咽了气，保密局就来人了，没献花也没交代什么，把他的文件全收走了，卷宗往档案室里一塞，十多年后有学者研究白色恐怖，档案借出去，签字的人都没几个，看完了就合上，又放回柜子里，没什么纪念，就只有一个编号。
那份名单，害了一千一百多个人，被抓的，有地下党员，有交通员，有老师，有学生，好多人压根就没干过什么核心的事，可只要名单上名字对上了，就活不出来，嘉义、鹿窟、高雄，整个村子地清，抓进去一百个，能活着回来的不到二十个，后来有老兵聚会，一提到那份名单，就说谁谁谁的兄弟，要不是那张纸，现在还好好的，讲完大家都不说话了，默默地把酒倒在地上。
也有人说“他是被逼的”，历史书里，总有人想替他说话，说特务太凶了，他才开口的，可当时跟他关在一个牢里的人说，他进去第五天，就主动要笔和纸，自己说要写名单，四百多个名字，排着队往下写，写得飞快，地址、代号，一个不落，换来的就是个空头军衔，一栋不让出门的宅子，还有一天到晚照着他的探照灯，而名单上那些人，家里都空了。
吴石的儿子，后来能公开演讲，蔡家的后人却一个都不露面，吴石的大儿子，在郑州当工程师，邻居们听说了都对他敬礼，小儿子去了美国，在社区活动上讲他父亲的故事，听的人都排着队，他们家的人讲得坦然，活得也挺直，可蔡孝乾的后人，没有一个出来公开谈过这段历史，记者去采访，什么都问不出来，就连研究白色恐怖的学者都说“这家子人就跟隐形了一样”，没人提，不等于没人记得。
名字是压下去了，可事儿忘不掉，几十年都过去了，蔡家的孙子辈，有教书的，有做工的，有管项目的，都过着平常人的日子，可春天一到，嘉义、鹿窟、高雄那些地方的老人就会说，就是那个春天，家里一下就没人了，没人去找谁报复，也没人出来道个歉，大家就只记住了那个名字，还有那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