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夏天,疫情还没完全过去,75 岁的母亲走了。送她走那天,扬州的天阴沉沉的,我跟在灵车后面,脑子里全是这三年来的片段 —— 每天熬药的药香、她疼得攥紧我手的力气、还有她偶尔清醒时说的 “小芽,你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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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下葬那天,真下起了雨。我撑着一把黑伞站在墓前,身边只有老公和刚上大学的儿子。二妹在上海,三妹在青岛,那时候正赶上封控,说小区不让出,只能在电话里哭;四妹远在纽约,视频里全是机场的嘈杂声,说航班取消了,回不来。她们每个人都在电话里说 “姐,辛苦你了”,可挂了电话,跪在墓前烧纸、给母亲磕头的,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纸钱被雨水打湿,黏在泥地上,像我心里堵着的那些话,说不出来,也散不去。
处理完葬礼,我去医院收拾母亲的遗物。住院时用的保温杯、没吃完的软糕、还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换洗衣物,我都叠得整整齐齐放进包里。正要走,主治医生突然叫住我:“你等一下,你母亲住院时交过一个东西,说她走了才能给你。” 说着就从抽屉里拿出个牛皮纸信封,边角都磨得起了毛,封口用的是母亲常用的透明胶带,上面还留着她手指的印子。我捏着信封,心里突然发慌,总觉得里面装着什么我承受不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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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拆开了信封。“遗书” 两个字一下子撞进眼里,我手都抖了 —— 母亲去年冬天就握不住笔了,化疗后连筷子都拿不稳,怎么还会偷偷写遗书?我深吸一口气,慢慢展开那张泛黄的纸,字写得歪歪扭扭,有的地方还洇着墨,显然是写得很费劲。
其实从十年前父亲走后,我就成了母亲的 “依靠”。那时候父亲查出来咽喉癌,二妹在上海开超市,天天说 “进货忙,走不开”;三妹刚生了二胎,说 “孩子太小,离不开妈”;四妹在纽约读博,视频里只会哭,说 “姐,我帮不上你”。最后是我辞了超市收银的工作,跟母亲一起守在医院,端水喂药、擦身翻身,熬了八个月,直到父亲闭眼。
父亲走后,我劝母亲搬去跟我住。我家在新城区,有电梯,买菜也方便,疫情期间不用跑远路。可母亲不愿意,说老城区的院子里有她种了二十年的腊梅,还有父亲生前搭的葡萄架,“住高楼闷得慌,在这儿我能看见你爸的影子”。我拗不过她,只能每天下班绕路去老院子。早上帮她把水缸灌满,晚上去给她做口热饭,有时候陪她坐在葡萄架下,听她说以前的事,直到天黑透了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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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春天,母亲开始咳嗽。一开始她没当回事,说 “老毛病了,吃点止咳药就好”,我让她去医院,她总推脱。直到有天夜里,我接到邻居电话,说母亲咳得喘不上气,我连夜找社区开证明,找车送她去医院。CT 结果出来,医生拉着我到走廊,声音放得很低:“肺癌中晚期,老人家年纪大,身体也弱,建议保守治疗。”
母亲知道后,反倒松了口气,拉着我的手说:“小芽,别告诉妹妹们,她们都有自己的事,别让她们分心。” 可我怎么能不管?那时候疫情刚开始,医院管控严,我托遍了同事、朋友,又在病友群里蹲了半个月,终于有人推荐广西一位老中医。我戴着两层口罩,坐了十四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转了两趟大巴,才在山坳里找到那家 “济世堂”。回来的时候,还被社区要求居家隔离十四天,儿子只能由老公照顾,每天隔着门跟我说话。
老中医的药方特别麻烦,熬药要分三段火候,先用大火烧开,再用小火慢炖,最后还要焖半个钟头;外敷的药膏得用陈年米酒调,调的时候还得不停搅。我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熬药,药香飘得满屋子都是,有时候呛得我直咳嗽;中午赶去给母亲敷药膏,怕她皮肤敏感,先把药膏放在手里焐热,再轻轻敷在她背上;晚上回家,还要帮她用草药泡脚,直到她的脚慢慢有了血色。护工换了三个,都说母亲脾气怪,疼起来会骂人。
没办法,我独自承担了照顾母亲的重任,在我的悉心照料下,慢慢的,母亲能自己坐起来吃饭了,有时候还能扶着墙在院子里走两步。有一次,她看着葡萄架上的新芽,笑着说:“等秋天葡萄熟了,给咱孙子摘串最甜的。” 我听着,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觉得再累都值了。
可好日子没撑多久。2021 年初,母亲的咳嗽又犯了,这次比之前更厉害,痰里还带着血。我再去找老中医,他翻着病历叹气:“癌细胞耐药了,这药没用了。” 我不甘心,又带母亲去做化疗。第一次化疗结束,母亲吐得站都站不稳,抓着我的手哭:“小芽,别治了,妈想回家看腊梅。” 我蹲在地上,眼泪砸在她手背上,又咸又涩 —— 那时候去医院要开一堆证明,我每天跑社区、跑医院,腿都跑细了,可看着母亲难受的样子,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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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的那天,是七月里最热的一天。她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说以前的事,说妹妹们小时候抢糖吃,说我第一次带老公回家时紧张得脸红,说父亲以前怎么疼她。最后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有话要说,可没等说出口,就闭了眼。我以为,我们之间最大的遗憾,就是她没说完的那句话。
直到我拆开那封遗书,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绝望。上面写着:“大女儿早期待我尚可,近一年性情急躁,言语刻薄,让我心绪不宁,病情加重。她擅自寻医配药,也是病情恶化的原因。” 我盯着这几行字,脑子 “嗡” 的一声,眼前一下子发黑,要不是老公扶着我,我真的就晕倒了。这三年,我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累得在椅子上都能睡着,我是有声音大一点的时候,可是人在着急忙碌的时候,哪能不上火呢,母亲难道不能理解吗?我跑遍大半个中国找的药,在她眼里居然成了 “擅自”“恶化原因”?
更让我心冷的是遗产分配:“扬州老城区房产一套,由二、三、四女共有;现金五万元,金饰三件,归大女儿。” 那套老房子是父亲亲手翻新的,墙上还留着我小时候画的涂鸦,现在最少值120万。这三年,我为了照顾母亲,办了内退,少拿了不少工资;每天端屎端尿、擦身喂饭,没叫过一声苦。可到头来,我三年的付出,竟然不如妹妹们偶尔寄来的那点钱?
我扶着墙蹲在地上,遗书掉在地上,被窗外飘进来的雨打湿。我想起母亲下葬那天的雨,想起葡萄架下的承诺,想起她疼得攥着我手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我对着空落落的屋子,忍不住哭出声:“妈,上海封控时二妹寄的口罩,是我每天去小区门口拿了送过去;南京疫情时三妹寄的补品,是我熬成粥一勺一勺喂你吃;四妹从国外寄的药,是我查着字典看说明书,生怕用错了量……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
雨水顺着脸往下流,进了嘴,又苦又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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