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与模型分析

来源：经济学原理

原文标题：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Model Analysis，原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51年，第41卷，第2期。链接见文末。

作者简介：莫里斯·A·科普兰（Morris A. Copeland, 1895-1989），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家。1944年，他加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那里开展了他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工作。1950年代初，他开发了美国的资金流量账户体系，这项工作奠定了他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

制度主义有两个主要阶段：其一关乎文化演进的过程，其二关乎当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界线是一条长期与短期的界线，但这并非模型分析所熟悉的那种含义。制度主义者认为，即便是模型分析论者的长期考量，也应被纳入其「当下」这一范畴。总体而言，制度主义中更偏重长期的文化演进阶段，与模型分析分属于两个互不相干的话语体系。它们之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冲突。

然而，制度主义的「当下」阶段与模型分析的研究主题有所重叠。在经济学研究中，这两种路径之间过去存在、且现在依然存在着尖锐的冲突。

这一论断中「过去存在」的部分需要稍作限定；而「现在依然存在」的部分则显然有待阐述。

当我说过去存在尖锐冲突时，我指的是那场在二十年代达到顶峰的辩论。的确，在那些年里，我们不常谈论模型分析。当时，这种颇具数学色彩的思维方式的支持者们，仅仅将其称为「经济理论」或「经济分析」，仿佛这种研究经济学的路径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路径。制度主义者们为了将其与自身的理论化模式相区别，称之为「系统理论」。但人们大概会承认，他们所谓的系统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隐性的模型分析。那么，请允许我这样说：二十多年前的隐性模型分析与制度经济学之间曾有过一场尖锐的冲突，而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模型分析已变得显性化，而关于这场冲突的言论则已少有听闻。

为何关于这场冲突的言论会越来越少？模型分析论者与制度主义者之间的分歧真的被弥合了吗？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们在使用数学符号上颇为审慎。从系统理论到模型分析的转变，标志着对代数与微积分符号的运用变得更为广泛。当然，这一转变并未安抚制度主义者。但伴随这一转变的，还有模型的改变。

我认为，近来制度主义者们的声音相对沉寂，其根本原因在于模型——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已变得更贴近现实。我希望稍后探讨这一发展。它比听上去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朝着贴近现实的方向修正模型，的确有助于减少模型分析论者与制度主义者之间的理论分歧。然而，在四十年代之所以很少听到制度主义者对模型分析的批判，并非因为这些理论分歧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对于一个问题，一个简单、清晰、纲要式的答案，总是具有一种与其真实价值很不相称的生存价值。它比更复杂的答案更容易记忆，也更容易传达给他人。

模型分析为经济理论问题提供的答案，固然时常有些复杂，但通常清晰明了，条理分明。此外，无论这些答案本身多么复杂，却必然会过度简化现实：一则是因为它们基本排除了定性事实，二则是因为它们通常只处理极为有限的变量。模型分析的答案与简单的答案足够相似，因而也享有同样的优势：易于记忆，易于传播。不仅如此，它们还比简单答案多了一重优势，即声望价值。数学本身，也俨然成了科学仪式的一部分。经济学模型分析家们通过操演这套仪式，便能凭借「关联赋优」的原则，为自己谋得一种经济租金。

由于易于记忆和传播，且貌似科学，模型分析就经济理论问题给出的答案，便获得了一种与其真实价值不相称的生命力。这一点可以再做引申：一个答案的价值，无疑取决于其意义。然而在经济学领域，即便其意义尚未获得学界共识，一个模型分析的答案依然能够获得生存空间，至少从目前来看的确如此。在经济学家之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语词形式，这些形式能被转译为代数，尤其能被形象化为几何图形。之所以称之为「语词形式」，原因在于获得流传的似乎是形式本身，而非其内容。诚然，分析家们将代数符号与量化的经济学术语对等起来，但后者往往失之宽泛，以致不同学者对其的解读可以大相径庭。相关的例子很多，在此仅举一例加以说明。关于「边际收益趋近边际成本」这一命题，学界存在着普遍共识。然而，对于成本的内涵及其计量方式，歧见则颇为尖锐。因此，得以流传的是公式，而非其经验意涵。

若说在过去十年左右，制度主义的经济学答案在与模型分析的竞争中节节败退，其部分原因恐怕就在于，前者未能以后者那样的形式包装呈现。显而易见，这只是一种不完全的解释，因为想必在二十多年前，制度主义者们的理论同样缺乏清晰悦目、令人印象深刻的包装。尽管如此，在过去二十年的经济思想史中，这种缺失仍不失为一个重要因素。于是，一个公允的问题似乎油然而生：经济学家们如此主要地依据理论包装的精美与否来采纳它，这究竟是否明智？

我认为，导致制度主义归于沉寂的主要因素，在于模型的改变。在20世纪10年代20十年代，当时流行的模型是高度不切实际的。此外，它们从未成功涤除自身所带有的某些伦理意涵。总体而言，它们属于自由放任的传统。凡勃伦（Veblen）将这类隐性模型分析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说教。制度主义之所以反对它，既因为它不切实际，也因为它倾向于支持不干预的公共政策。隐性模型分析的政治取向是右倾的；而制度主义则是从左翼对其提出挑战。

就在二十年前，在本协会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我曾试图就制度主义立场的「当下」阶段做一总结性陈述。现引述该总结中的若干命题如下：

「1. 科学假说的构建，应以契合既有数据为准则。

2. 『实际供给即是实际需求』这一理论……是对重商主义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应……贸易差额的有利变动可能有助于商业复苏或促进商业扩张。

3. 在价格关联体系中，消费者、工人与储蓄者，同商业企业一样，都并非终极因素。

4. 米切尔（Mitchell）在其《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一书中，追溯了在复苏与繁荣期，企业、家庭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的累积性扩张，以及在衰退期……的累积性收缩……我们可以公允地称，米切尔的理论……是经验性自然科学方法在研究价格与生产行为方面的首次胜利。

5. 我们应将价格水平……定义为……纯粹的价格平均值。某些时候，价格可能会受到一种普遍的共同影响，如信贷紧缩，或价格的累积性运动。

6. 从1925年末至1929年，商品价格水平的动态难以用货币与信贷状况来解释。影响特定商品价格的特定因素，似乎能对这一时期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7. 诸如劳动力市场，或那些分等级、多品牌销售的商品市场，或许最好将其理解为一群小型市场的集合。在这一集合中，每个小型市场本身都是一种垄断，但彼此之间又相互竞争；同时，从一个市场向另一个市场转移时，会存在一定的摩擦性阻力。」

二十年前，这七个命题是制度主义在其「现阶段」发展中的要点，并且在每一点上，制度主义都颇有建树。自1940年以来，众多经济学家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开发总量模型上，以求能良好地拟合统计数据，用于预测年度或季度的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账户。当前的凯恩斯模型，可谓是米切尔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版本，尽管是一个有所删节的版本。此外，这些模型将消费者需求视为被动因素而非最终的原动力，承认出口差额具有周期性影响，并且为利用货币和信贷以外的因素来解释批发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留出了充足的余地。再者，到1930年代初，主要是在张伯伦（Chamberlain）的推动下，加上罗宾逊（Robinson）的部分贡献，垄断竞争模型也进入了模型分析的主流视野，并获得了普遍公认。

前述七个命题的后续发展，似乎显示制度主义者取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但实际上，在其整套纲领中，只有那些最易于转化成模型分析语言、能被包装为精巧几何或代数形式的主张，才真正被模型分析家们（或他们中的很多人）所接受。至于纲领的其余部分，则建树不多。这实在是一场范围有限的胜利。

用带有政治色彩的表述，正是为了凸显这一发展所牵涉的政策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恰如其分。诚然，我所列举的七个制度主义命题，本身并未直接触及经济政策，而只是对经济运作方式的描述。但一旦模型分析采纳了这些主张，模型的改变便意味着对经济行为的主流描述也随之转变。当然，右翼批评家们的确主要将火力集中在这些修正后的描述性理论上。然而，即便如此，我仍认为，真正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系列变化背后所隐含的政策意义。

近十至十五年来，制度主义者似乎已销声匿迹。但这既不是因为他们成功实现了自身的大部分纲领——事实上他们并未做到；也不是因为右翼批评者对那些修正后的描述性理论发动了何等有效的攻击。若非篇幅所限，我本欲详细剖析其中最受推崇的几种批评。因为这些批评的逻辑远非无懈可击，更关键的是，其立论前提本身，恰恰就是当下仍悬而未决的争议点。而且，它们显然也无意以事实性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来加以论证。

过去二十年间左右翼思潮的演变，并非完全能够用纯粹的客观术语加以解释。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主流模型分析学派的政策意涵已经发生转变。四十年代来自右翼的批评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其关键并不在于论述本身的精辟，而在于听众的接受意愿。而听众之所以愿意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并不认同新的描述性理论所蕴含的政策取向。倘若这一结论确实揭示了经济思想史最新篇章的核心事实，那么对于始终以客观与科学为研究理想的经济学家而言，这无疑构成了一种巨大的讽刺。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终结。在制度主义者看来，新的描述性概括并不完全意味着进步。至少在某一问题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凡勃伦的确提出过长期停滞的假说，但在这一点上，他的许多追随者并不赞同。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他们都将这种理解经济运行的方式视为一种历史短视。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十年间制度主义者的声音之所以不够响亮，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此，我们对近代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尚未触及学术分工的问题。凯恩斯在这一方面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变革——即对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与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的区分，而这一变革也获得了广泛支持。

制度主义者大体上是欢迎这项提议的。然而，他们也一如既往地指出其过度简化的弊病，这与他们评价凯恩斯许多其他主张时的立场一脉相承。经济理论涵盖了三个大的方面。凯恩斯这项修正学术分工的提议，在处理这几个方面时，就显得有些厚此薄彼。

我们不妨先说明这些方面具体指什么，以及凯恩斯的提议如何对各个方面产生影响；然后再分别从这三个方面，简要地重审近代的经济思想史。

首先，经济理论必须关注其与政治及社会理论的关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因此经济理论必须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凯恩斯的提议对此却未置一词。

其次，经济理论必须妥善处理它与经济学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的提议在这一层面上有所触及，但并未明确阐释其引申义。尤其是微观经济理论，它必须与各个分支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因为这些分支大多研究的正是微观层面的事实。然而，凯恩斯并未说明这种关系究竟应当如何。理论家是否应当去引导这些分支研究什么问题？抑或，他们应当尝试从各分支的研究成果中提炼出共通要素，并据此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概括？

第三，在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个值得经济理论本身去探究的领域。凯恩斯的提议，一方面将其中一部分划归微观经济学，从而加以收窄；另一方面又将货币与信贷体系的主要运作纳入其中，从而加以拓展。这种拓展（而非收窄）的取向，显然受到前文所引七个命题中若干观点的影响。不过，大多数制度主义者大体都会热情支持这两方面的主张。

现在，我们不妨再从上述三个方面，简要回顾近代经济思想史。

首先，关于经济理论与广义社会理论的关系，如前所述，隐含的模型分析已逐渐明确化。当然，这只是程度上的演进：许多经济学家仍不以代数和微积分的术语进行表达；而即便运用这些工具的学者，也常感到其不足以淋漓尽致地阐发所有观点。这一变化却导致经济理论在姊妹社会科学的学者眼中，变得日益晦涩。经济学家们在使用代数符号指代经济量时，又常常未能将其与具体的统计事实相对应，此举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学科间的隔阂。于是，经济理论与其他社会理论交叉地带的开拓，便因此受到了阻碍。此外，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耕耘也的确日渐减少，其学术关注点发生了显著转移。以经济秩序的法律基础这一重要交叉领域为例：二十年代，学界对此曾抱有极大热忱，康芒斯（Commons）的研究贡献尤为卓著。然而近年来，经济理论家们却对此鲜有问津，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数学模型的建构之中。

在处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上，制度主义者过去一二十年间可谓节节败退；然而，其在宏观经济学层面的境遇则大不相同。他们在此层面的建树颇丰：前述七大命题的成果，有六项都几乎完全体现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究其原因，大抵是因为制度主义者的论点在宏观层面，远比在微观层面或更高阶的社会理论层面，更容易转化为模型分析的语言。

具体到宏观经济学层面，主流的模型分析学派与制度主义者在两点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1. 假说应以能够与现有数据相拟合的形式提出。

2. 不易于进行实证探索的方程，通常都缺乏客观性与确切的含义；在经济分析中，过度依赖此类主观方程是为不智之举。

制度主义者与注重实证的模型分析家们，在这两点上意见一致。但我姑且称之为「非实证」模型分析家的人，则不以为然。这些非实证模型分析家，虽不完全是，但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右翼的批评者。

仅用一段引文来阐明此处的议题本质，或有失草率，然时间紧迫，一个例证也必不可少。在此，我引用费尔纳（Fellner）为《当代经济学概览》（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所撰写的章节。我确信，他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在谈到那些旨在提供总需求与就业理论的模型时，他说道：「储蓄—投资分析法……如果用同时实现的量来表达，那么它要么……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要么就意味着……事后（ex post，即已实现的）的量等于事前（ex ante，即计划或预期的）的量。」

我不敢苟同。如果像该论述及其上下文所清晰表明的那样，每一个联立变量的总体模型都因其定义而必然为真，那么它们本应能够完美地拟合所有统计数据。但事实是，没有一个模型能做到，我们甚至还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良好拟合的模型。至于总体的事后—事前方程，虽然拥护者甚众，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又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们只在言辞形式上达成一致，却不太关心其真实含义。诚然，在商业状况分析中，我们需要关于计划、承诺和预期的数据。近年来，在汇集此类信息方面我们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若要让总体的事后—事前方程真正具有客观性与确切的含义，我们所拥有的数据仍远远不够，前路依然漫长。

然而，以上引文不过是一个例证。从更宏观的视角看，问题的核心，恰与二十五年前米切尔在其主席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别无二致：我们是否应致力于将经济学建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用以研究我们自身以及其他类似经济体的运作方式？对此，注重实证的模型分析家与制度主义者都持肯定态度。与此相对的另一条道路——我想这也是多数非实证模型分析家所倡导的——则是将经济学变为一场纯粹的演绎推理操演；至于这种推理与我们当前经济的关联性，则必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

当然，这一议题既涉及微观经济学，也涉及宏观经济学。我之所以在此处并入讨论，是因为两大模型分析学派之间的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宏观经济学层面。

我认为，制度主义者与实证模型分析家们既然在上述两点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那么这份共识最终或许会促使他们在其他方面也走向融合。但目前双方仍存在尖锐分歧——这些分歧在关于当下商业状况分析与预测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分歧背后的基本问题既老旧又宽泛：模型分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涵盖经济理论的整个领域？

注重实证的模型分析家们希望能发现一个包含n个变量和n个方程的模型，这个模型要能良好地拟合一系列商业周期——并且这个序列越长越好。当然，没人指望能找到完美的拟合，人们所求的只是通过获取最佳拟合来将误差最小化。此外，要让方程数量等于变量数量，也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此，统计拟合的尝试，几乎完全局限于那些将部分变量视为外生变量的模型。无论是对外生变量的使用，还是对拟合不可能是完美的这一认识，都表明了没有任何两个商业周期会是完全雷同的。

二十年代，许多批评米切尔商业周期理论的人声称，那根本算不上一套理论。据推测，他们的言下之意是，米切尔没有用模型的方式来表述其理论。而他之所以拒绝这样做，是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各个商业周期之间存在的差异。

实证模型分析在解释此类差异方面，虽能有所作为，但作为终究有限。其主要的应对方法，便是将一种长期趋势引入到模型的每一个参数之中。

由此可见，注重实证的模型分析家与制度主义者之间的基本分歧，实则包含着两个层面。

首先，在分析商业周期时，尝试去解释模型之外的因素，究竟算不算经济理论家的分内之事？制度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非实证模型分析家在二十年代对此持否定态度，据推测至今依然如此。注重实证的模型分析家无疑希望通过改进模型，将部分外部事实也囊括进来。但在模型得以改进之前，经济学家应在多大程度上处理这些事实，对此，他们的看法则较为模糊。

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在于：商业周期中的现象，有多大比例是发生在模型之外的？坦率的回答是：目前是绝大部分。但当模型得到改进后，这个比例或许会小得多。尽管如此，我仍认为有必要指出实证模型分析在运作时所面临的四点局限：

1. 它很难有效处理长期趋势，因为趋势外推的风险过高。

2. 米切尔之所以坚称周期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原因之一，便在于经济时间序列中的偶发性变动在商业周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战争与罢工、丰收与歉收、洪水与干旱等等。实证模型分析家对于预测战争或罢工的进程，几乎无能为力。他们充其量只能将这些偶发性变动设为外生变量，以此来追踪其在时间序列中的影响。

3. 如果想要寻求一个能对长达数年或数个季度的数据序列做到较好拟合的模型，就必须限制其使用的变量数量。这种限制，部分是出于权宜之计，因为复杂的模型会变得难以驾驭。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内在要求，因为模型必须对数据所覆盖的每一年或每一季度，都使用相同数量的变量。

制度主义者坚持在周期分析中，使用数量远超正式模型所能轻易处理的时间序列。他们同样坚持，一旦有新的序列出现，就应立即纳入考量；并且坚持在不同时期将总量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以便分离出各个时期的关键影响因素。

4.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实证模型分析在处理相关的定性事实上几乎无能为力。例如，战争时期的配给制年份就很难被拟合进消费函数中。美国钢铁公司市场领导地位的确立，以及联邦储备系统的创立，无疑都对我们经济的运作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追溯这些影响方面，则难以指望实证模型分析家们能有多大作为。

尽管如此，我们能够也理应满怀信心地期待：有朝一日，实证模型在驾驭商业周期中种种复杂现实的方面，必将比今日更为有效。但问题在于，在此期间我们该当如何。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理应认识到，商业周期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需归为历史分析的范畴。这种分析必须有能力处理定性层面的演进、时间序列中的偶发变动、以及外生变量的行为模式，并且要在一个庞大且持续变化的时间序列集合之上展开。

关于宏观经济学，暂且就谈到这里。与二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微观分析模型，其现实性并未见显著提升。实证主义者们已将过多的精力集中在总体层面，以至于通过实证模型对微观经济学的探索，就显得相对不足。在微观层面，对制度主义所做的主要让步，便是发展出了非实证的垄断竞争模型。但这不过是向现实主义做出的一种姿态罢了。其真正的意义不过是，那些热衷于智力体操的人，如今在他们的智力体育馆里，又多了一套可供玩赏的新器械。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套新的「智力体操器械」远比克拉克（Clark）的成本与价格一般理论更为人所熟知；而后者，恰恰是克拉克综合了铁路、税收及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共通发现后建立起来的。他固然没有将其学说包装成精巧的数学形式，但他确实阐述了大量新颖且重要的内容，涵盖了关于如何衡量与估算成本以及何为「商业单位」、关于典型的长期成本曲线与生产函数、关于成本差异对价格差异的影响、关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核算对比，以及其他诸多主题。

克拉克的《间接成本经济学》（Economics of Overhead Costs）并非制度主义者对现实主义微观经济学唯一的贡献，其内容也并不仅限于微观经济学范畴。但它无疑是制度主义者在这一层面上最伟大的贡献。

最后，请允许我为这篇评述附上一段简短的箴言。我认为，经济学家们的当务之急，是应重新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当前模型分析尚无法触及的理论领域。在最高层面上，这要求经济理论家再度深度耕耘其学科的交叉地带，例如法律与经济学的交界。落实到总体模型层面，尤其就当下的商业周期实证分析而言，就必须着眼于全局，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模型所能处理的局部问题。尤其在微观经济学层面，更应当强调研究发现的实证意义，而非在纯粹言辞形式的精巧与炫目上耗费过多心神。

注释与引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