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蒋介石去上海视察,保卫工作由钱大钧、宣铁吾、俞济时三位老侍卫长负责。戴笠事先不知情,得知后又惊又怕,这明显是不信任军统。
戴笠时任军统局代局长。
1946 年 1 月 22 日,上海江湾机场。警戒线外,几名军统特务攥紧拳头,面色铁青盯着跑道中央。
最高级别安保本归他们管,现在没他们的事。
蒋介石专机降落,舱门打开,三个军装将领同时敬礼,身影刺眼。
他们是钱大钧(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宣铁吾(上海警察局长)、俞济时(侍卫长),三人都当过蒋介石侍卫长,此刻接管安保。
消息传到北平,戴笠正处理肃奸工作,他把敌产清查册拍在桌上,对文强低吼:“校长这是要卸磨杀驴!”
这种绕开军统的安排,不是临时决定。
钱大钧两次管侍从室,西安事变时破译密电,帮局势转圜。
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曾护蒋经国,任警察局长后清理了军统上海站。
俞济时做十年侍卫无事故,侍卫总队换了美制冲锋枪,战斗力更强。
现场部署严密:警备司令部士兵封要道,俞济时的人开吉普巡逻,钱大钧调了装甲车。
三层防线没缝隙,可军统人员被拦在百米外,近不了核心区。
戴笠的惊恐不是小题大做,他懂这三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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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4 月,蒋介石在武汉签军统改组令,没料到戴笠会把军统搞到 “尾大不掉”。
抗战中后期,军统已有五万专业情报人员、十五万 “忠义救国军”,特工及准军事力量总计约 10.2 万人。
1942 年军统十年庆典,戴笠报准受训人数,蒋介石曾赞许,但后来因军统扩权变了态度。
1943 年开罗会议,罗斯福想见戴笠,戴笠准备去,被蒋介石以 “战时不宜离国” 拦下,猜忌就此埋下。
蒋介石早防着军统。1943 年 8 月,让俞济时扩编侍卫总队,加反间谍训练,培养自己的安保力量。
抗战胜利后,全国喊 “取缔特务机关”,国民党内何应钦要裁军统,陈诚骂军统 “法外脓包”。
1945 年 11 月,蒋介石成立改组小组,组长是和戴笠不对付的宣铁吾,明着要动军统。
戴笠有察觉,在蒋介石面前更恭顺,私下却扩实力想保地位,可上海机场的事打碎了他的幻想。
蒋介石对钱大钧说:“上海滩鱼龙混杂,警备司令部的枪要比帮会的刀快。” 这话戳中戴笠要害。
上海是军统重镇,势力盘根错节,钱大钧接管安保,夺了军统核心区管辖权。
戴笠连夜补救:急电重庆报《敌产清查册》显价值,裁华北区站让特务转地下,密会杜月笙稳局势。
结果万墨林被放,可军统三条核心走私线被断。
此时戴笠想当海军总司令,这计划是深思过的。
他通过中美合作所和美国海军交好,美方承诺给 18 艘舰艇,成了他争职位的筹码。
他备好海军制服,想把 “忠义救国军” 改陆战队,还找曾以鼎破海军 “福建帮”。
但他不知道,1945 年 11 月 18 日,蒋介石让陈诚把海军总司令部降为署,陈诚兼署长。
侍从说 “陈部长要舰长是海军军校毕业的”,他只好停办舰艇训练班。
1946 年 2 月,蒋介石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唐纵地位超戴笠,这 “敲山震虎” 让戴笠更急。
毛人凤从重庆发密报:“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
戴笠以 “肃奸忙” 拖回重庆,让文强拟电文委婉表不满,反而坐实 “拥兵自重” 的猜忌。
3 月初,戴笠在北平审川岛芳子,得知马汉山叛变还藏九龙宝剑,内忧外患让他崩溃,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1946 年 3 月 17 日,戴笠从天津飞往上海,经停青岛沧口机场。机组人员劝其因天气恶劣缓飞,戴笠踢登机梯吼:“必须今日抵宁!”
他急着见美国海军柯克司令做最后一搏,C-47 起飞后遇冰雹。
南京塔台最后收到 “高度仪失灵”,之后失联。
当天中午,南京西郊岱山困雨沟起火,戴笠享年 50 岁。
军统技术组认定是 “升降舵钢索锈蚀断裂”,虽有谋杀传言,但无证据,意外说更可信。
戴笠死后,蒋介石闭门一天,下令按陆军上将治丧,私下却松了口气。
1946 年 7 月 1 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换匾成 “国防部保密局”。
保密局由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编制从十几万减到 6021 人。
二十万 “忠义救国军” 中,公开武装部分划归国防部第二厅,其余被陈诚拆解,有的赴东北战场,有的分流地方警局。
蒋介石对保密局处长训话,要他们继戴笠遗志,主打对共产党的情报斗争,但这机构没挽回国民党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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