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岁的丁盛去北京办事，等了好久没人管，老伴忍不住进办公室理论

丁盛在1989年，曾跟妻子去了一次广州，与几位四野时期的旧友见面。聊天时他们谈起丁盛那几年申诉的情况，他的历史问题是一块心病，不好解决。几位朋友都认为，丁盛不该放弃，找机会再去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说不定哪天事情就能有一些转机。

丁盛也听进去了，经常琢磨战友们的话。1990年5月夫妇二人果真前往北京，首先去了中组部。尽管丁盛在1977年以前，一直属于军队系统的人，但自1982年退役后，他的人事关系已转到地方。而中组织部主要负责干部事务，丁盛来这里似乎也有道理。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处长，对方表示丁盛的情况复杂，处理不了他的问题，建议他去中纪委——因为那里设有“两案办”，丁盛的事情属于这一摊，两案办专门负责他这类情况。

到了中纪委，丁盛说明来意，一位副秘书长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交谈后得到的回复是：生活方面的困难，丁盛可以提出来，例如改善现有待遇，其他深一层的事情恐怕解决不了。既然这样，丁盛也只能把基本的请求讲一讲，说自己原本被安置在南昌，因病去了南京居住，治疗比较方便。

但人去了南京，人事关系仍留在南昌，他在南京没有供应关系，票证不够用，所以希望组织出面，把关系完全转到南京，以解决基本生活保障。中纪委的同志表示，这个要求确实不算高，他们会向上级反映，但丁盛真正最关心的的“个人历史问题”，建议还是要找总政治部解决。

于是老两口又去了总政治部，丁盛对这里是熟悉的，之前老战友韦国清当政治主任时，丁盛就来过一次，但事情没办成。这一次他在接待室递了材料、登了记，就坐在外面等通知。二人等了很久，一直没人理会。

丁盛的老伴忍不住进去对工作人员说：一位老同志在外面等了一小时了，怎么没人过问？他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不行，没法一直这么干等着。工作人员这才出来，请丁盛进去谈话。丁盛倒是心态平和，详细陈述了自己的问题，可得到的答复依旧令他有些失望：问题会向上级反映，暂时无法答复他。

连续去了几个部门，似乎收效甚微，丁盛不甘心，第二天他们还去了信访办。上午等了一上午没排上号，下午没多久就下班了。连续去了两天，丁盛才见到一位主任。这个主任职级不高，是处级干部。丁盛见到对方后也清楚，他的问题和处长谈没什么用，对方也没有决定权。但丁盛还是讲了不少话，主任倒也耐心地听完了，答复的口径和其他几个部门很统一，让他回去等消息。

在北京待了几个月，丁盛夫妇跑了不少地方，但没能达成预期。为了节省开支，老两口在北京租了套房子住。一些老部下得知54军“老军长”来了北京，纷纷前来探望，送来米、油、面、肉、蛋等生活物资。战友情始终是真挚的，这令丁盛窝心不已：甚至还有老部下，让家里的孩子开车接送丁盛办事，真是尽了最大努力了。

到了九月，天津的老战友邀请他们去走走看看，丁盛拜访了抗战时期的好友萧思明，这也是位开国少将，此时已经退休了，他很欢迎丁盛两口。两个月后，丁盛夫妇从天津乘火车去了深圳女儿家中。

对于申诉这件事，丁盛晚年始终没有放弃，只要有一线机会，他就会继续争取。在1998年八十五岁高龄时，听说事情可能有希望，丁盛还特意又去了一次北京，见了老首长黄火青。然而直到1999年因病去世，丁盛最终也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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