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馥莉“被带走”到宗馥莉辞职

一封意外的辞职信，让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的商界显得格外寒冷。

当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宗馥莉宣布辞去所有职务时，外界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家族内部的权力纷争，更是中国企业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信号。这位曾被寄予厚望的"接班人"，在父亲宗庆后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选择了离开自己应该继承的商业王国。

这真的只是一个家族的恩怨终局吗？

事实上，宗馥莉的辞职恰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那种由创始人全面掌控、然后传给下一代的"家族接班"范式，正在失去它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当一代创始人的能力与二代接班者的现实、传统的公司治理与当下的宏观环境发生深刻错配时，简单的血缘传承已经难以为继。

看看宗馥莉面临的现实就能明白，家族接班模式为什么走到了尽头。

宗庆后生前对娃哈哈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既是大股东，也是最高管理者，所有重大决策都由他一个人拍板。这种"管理者即大股东"的模式在创业初期确实高效，因为决策链条短，执行力强，可以快速抓住市场机会。

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当一代创始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时，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二代接班者往往从"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持股者"。

他们可能拥有股份，但未必具备管理整个企业的能力。宗馥莉的困境就在于此——她想推动娃哈哈的现代化改革，想让企业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但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这种阻力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性的。当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一旦这些人的判断出现偏差，整个企业就会陷入困境。而且，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容易滋生腐败，难以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更关键的是，家族接班模式假设血缘关系可以保证能力传承，但这在现实中很难成立。企业管理是一门专业技能，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不是靠血缘就能获得的。当二代缺乏足够的管理能力时，他们要么被迫依赖职业经理人，要么企业陷入治理混乱。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持有46%的股权，宗馥莉持股29.4%，职工持股会持股24.6%。这样复杂的股权安排，既不是纯粹的家族企业，也不是标准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反而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和冲突的可能性。

家族接班模式失效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宏观经济原因。

数据显示，中国的实物资产回报率从2001年的约7%下降到2023年的约4.2%。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传统的靠大量投资推动企业扩张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在过去，企业家可以通过不断扩大投资来实现财富和权力的再生产。即使单个项目的回报率不高，但通过规模效应和杠杆操作，仍然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这也是许多家族企业能够成功传承的重要基础——父辈通过投资扩张积累财富，然后传给下一代继续扩张。

但现在这条路越来越窄了。

当整体的资本回报率下降时，企业的投资冲动自然减弱。那些有钱的人发现，他们的钱既不值得大量消费（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也不值得大量投资（因为回报率太低），结果就是这部分资金无法有效回到经济循环中。

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独有的。

西方国家从1990年代以来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日本的国债已经达到GDP的250%，欧美主要国家的债务率也普遍在100%-150%之间。这说明财政刺激政策虽然短期有效，但长期来看并不可持续。

当传统的扩张路径受阻时，家族企业的接班逻辑就面临根本性挑战。二代接班者不仅要面对能力不足的问题，还要面对投资回报率下降、市场需求不足的外部约束。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权力传承已经无法解决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股民营"模式显示出了独特的制度优势。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公有资本持有企业相当比例的股份，但不干预具体经营，企业的运营权完全交由市场选拔的职业经理人。公有资金的目的仅仅是把"风险溢价"部分收归公有并回到经济循环中。

为什么说这种模式更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

首先，它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美国资本市场中，管理层持股超过10%的公司不足3%，大部分企业都是通过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这种分散化的股权结构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也为职业化管理提供了制度基础。

其次，它可以有效分散风险。当公有资本通过多层次的资管结构投资于不同企业时，单个企业的经营风险就被分散到了整个社会资本中。这样既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为企业提供了更稳定的资金来源。

更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可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那些原本无法回到经济循环中的"风险溢价"，通过公有资本的参与，可以重新注入经济体系。政府可以利用这部分收益进行转移支付，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投资于教育、科研等公共服务领域。

以2021年中国A股的数据为例，股东获得利润约5.3万亿元，而基金行业与上市公司高管的总薪酬分别仅为264亿元和486亿元。这说明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资本提供者获得了绝大部分收益，而企业家和管理者的收益占比很小。

这种收益分配结构为"国股民营"模式提供了现实基础。

当公有资本逐步替代私人资本成为主要的股权投资者时，企业的经营效率不会受到影响，但风险溢价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

回到娃哈哈的具体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国股民营"模式的现实意义。

娃哈哈集团的股权结构本身就带有"国股民营"的色彩：国有资本（上城文旅）占大头，但具体经营主要由宗氏家族负责。问题在于，这种股权安排缺乏清晰的治理边界，导致了权责不明、决策混乱。

宗馥莉的辞职，实际上暴露了这种模糊治理结构的弊端。

当国有股东与家族股东在企业发展方向上出现分歧时，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复杂股权关系，使得任何重大决策都变得困难。

如果按照标准的"国股民营"模式来设计，娃哈哈的治理结构会更加清晰：国有资本作为财务投资者持股，但不参与具体的经营决策；经营管理完全由职业经理人团队负责，他们对所有股东负责，而不是对某个特定的家族负责。

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也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它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不会因为某个家族成员的个人能力或意愿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

当然，"国股民营"模式的成功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要有高效的资本市场。只有在充分竞争、信息透明、监管有效的资本市场中，股价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内在价值，才能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宗馥莉的辞职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中国企业治理模式转型的一个缩影。

随着改革开放一代企业家逐渐老去，中国企业普遍面临代际交接的挑战。传统的家族接班模式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国股民营"模式则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

这种转型不是简单的国有化，而是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它的核心是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对于那些仍在寻求传承方案的家族企业来说，宗馥莉的经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其执着于血缘传承，不如主动拥抱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引入外部投资者、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培养职业经理人队伍，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基业长青。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如何建设高效的资本市场、如何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机制、如何平衡不同股东的利益诉求，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宗馥莉的辞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这个新时代里，企业的成功不再取决于某个家族的能力和意愿，而是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和市场的选择。这或许是中国企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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