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长征开始，被留苏区的领导大多是毛泽东的人，他们结局如何

1934年10月7日凌晨，瑞金城郊的松林掩映着微弱的灯火，刚结束会议的陈毅抖了抖沾满露水的军帽——这一天，中央红军主力已隐秘向西突进，留守中央苏区的十二名核心干部正式接过“中央分局”的旗帜。

局外人或许不理解：既然中央早决定战略转移，为何还要留下重量级人物？原因并不复杂。其一，蒋介石的围剿网络尚未收拢，若苏区突然空心，国民党情报处马上察觉；其二，这批人多为毛泽东长期共事者，政治立场鲜明，博古在会上敲定名单时，既要防止红军主力孤身远行时缺乏策应，也要对毛的影响力加以掣肘。于是，陈毅、项英、瞿秋白、贺昌、陈潭秋五位先行挂帅，后又补进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毛泽覃、李才莲、梁柏台和汪金祥。

中央分局的首要任务是“假装一切如常”。地方苏维埃照发公文，供销合作社照收公粮，甚至红军医院的“失散人员登记表”都按时贴出。蒋介石为此足足迟疑了一个月，误判中央红军仍在赣南一隅集结。江西情报站递上电报时，他气得拍案：“又让他们溜了！”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11月初，薛岳的中央军摸清虚实，二十万大军倾泻而来。项英见敌势汹汹，没等陈毅筹划游击线，就选择正面硬碰。牛岭鏖战四昼夜，分局直属部队减员过半。败退途中，项英握着陈毅的手，声音沙哑：“这仗不该打成硬仗。”

僵局下，禾丰紧急会议定出“九路突围”。十二支小分队，方向不同，目标一致——竭力保存火种。现存档案显示，终究只有三路杀开血路。

阵亡名单排在首位的是贺昌。1935年3月，会昌河畔，他腿部中弹，眼见包围圈收紧，掏出手枪留下一句“不能拖累同志”，扳机响过，他伏在草坡，再无声息。陈毅在深山写下一联悼友：“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第二个月，梁柏台所带的文职方队几乎没有枪支，被捕后他拒绝吐露口令，敌军押赴刑场前，他昂首大笑，押解士兵后来回忆：“那笑声，比枪声还刺耳。”

毛泽覃的牺牲更令人唏嘘。4月底，他与警卫员在瑞金红林突围，不幸腿部中弹。见军功章闪耀，他抬手扔进溪水，一排机枪弹呼啸而过，年仅29岁的将才就此止步。

李才莲的名字曾一度消失。由于他穿的是普通士兵服，战后没人确认身份。1947年，一名旧部在湖南被俘，才讲出那天李才莲被击中胸口、高呼口号后倒下的过程，组织这才补上烈士名册。

瞿秋白则是被捕后“身份反查”才被敌军识破。他被关押四个月，劝降不成，1935年6月18日走向刑场。据陪押人员回忆，他整理衣襟，轻轻说了句：“我该去休息了。”然后泰然卧倒。

突围成功者剩七人。可命运仍不肯放过他们。

项英与陈毅汇合赣粤边后，拉起南方三年游击战。抗战全面爆发后，这支队伍成了新四军骨干。1941年皖南事变，项英因轻信谈判，被国民党一枪击倒，尸身被弃于乱石峡。

陈潭秋则是“北上再南下”的曲折路线。他经上海赴莫斯科，1939年底回国，途经新疆被盛世才扣押。1942年秋，盛世才以“莫须有”罪名行刑前还想拉拢，他破口大骂：“头可断，志不可夺！”枪声作答。

余下五人——陈毅、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汪金祥——熬出了战争深夜。陈毅后来指挥华东野战军，南京解放那天，他站在鼓楼之巅远眺长江；谭震林坐镇浙江剿匪，田头听民意；邓子恢主持土改，被誉“屯垦之父”；张鼎丞主抓监察，素称“铁面”；汪金祥转战东北，功成后低调隐去。一如当年账簿里那串被删改的番号，他们活成了历史的灰色背影，却在关键关头托举时代。

回到1934年的那个凌晨，陈毅点燃纸卷烟草，对项英低声道：“人散火不灭。”折叠半张地图塞进军衣，他们分头向暗夜走去。时钟拨过九十年，苏区的土地早已换了新颜色，而那十二个名字，依旧写在共和国早期最锋利的扉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