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宫商角徵羽】
讲解，是连接博物馆与观众的一道重要桥梁。如今的博物馆讲解，正面临着如何从“质”和“量”上应对观众多样化需求的挑战，有了高质量的博物馆讲解，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批从博物馆学、历史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进入讲解员行列，提高了博物馆讲解队伍的专业化程度。1988年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对促进博物馆讲解事业的发展和观众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老一代讲解员的引领下，各大博物馆积极提供针对不同观众群体的个性化讲解服务。
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博物馆事业迎来“黄金发展期”。博物馆参观人数不断攀升的同时，观众结构也日渐多元，来自不同年龄阶段、知识结构、行业背景、生活环境的观众涌入博物馆内，增加了讲解的难度。其中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参观博物馆，第一次面对由藏品和专业术语编织而成的“陌生世界”，因而讲解被视为“破冰”博物馆与观众关系的利器。但现实中，讲解同质化、背诵讲解词，只顾单向输出信息、缺乏与观众进一步互动等问题，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社会志愿讲解也逐渐兴起。志愿讲解员大多对博物馆事业和文物历史有着较为纯粹的兴趣和一定的知识储备，乐意与观众交流互动，能够在与他人的分享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博物馆应该主动吸收这部分社会力量，来解决自身讲解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当然，纳入志愿者讲解的同时，也应对他们有所规范和选择，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和考核，讲解过程不能任其发挥和演绎，要保证讲解的专业性。
据了解，广东、陕西、河南、辽宁等地省级博物馆出台限制社会机构在馆内开展讲解活动的规定，这一举措旨在遏制社会讲解乱象。对此，需要全面分析研学、旅游机构等社会讲解的利弊，不应“一刀切”禁止，要寻求更优的解决方法。
由研学和旅游机构提供的社会讲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博物馆讲解员不足的现状，为游客带来更丰富的参观体验。然而，目前社会讲解存在明显乱象：讲解员水平参差不齐，内容质量缺乏保障，甚至出现讲解不准确、不科学，乃至戏说的情况，误导游客。这种鱼龙混杂的状态既影响了博物馆的学术权威性，也损害了游客的权益。
但完全禁止社会讲解并非最佳方案。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可能限制游客获取信息的渠道，尤其是那些自身资源有限的博物馆，若完全依赖内部讲解员，可能无法满足高峰期游客的需求，导致讲解服务不足。
这个问题在“疏”不在“堵”。博物馆可设立专家委员会，定期审核社会讲解员的资质和讲解内容，确保其知识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只有通过考核的讲解员才能获得许可在馆内开展活动。这种方式既保留了社会讲解的灵活性，又提升了整体质量。
部分博物馆，如陕西历史博物馆，非但不“一刀切”禁止社会讲解，反而主动与其合作，组织座谈、了解需求、提供帮助，开出白名单。事实上，各类社会机构和组织有其特有的个性视角、方法和受众，如果实现良性合作，有利于拓宽博物馆的内容传播渠道，提升社会影响力。
总之，社会讲解若管理得当，既能补充博物馆的服务能力，又能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新技术的使用也能帮助博物馆改善工作方法、提升服务质量。目前已有博物馆尝试引入AI等技术，为观众定制个性化讲解服务。这或许是当前博物馆讲解服务力不从心的“破局”机遇之一，使博物馆讲解能更加契合数字时代大众对多元信息获取的需求，提高博物馆的服务效率与展教水平。
当然，文物与艺术品的研究工作，需要人类独有的想象力与共情力。价值阐释的内容与讲解方式的选择，依赖于研究者与讲解者一遍遍用眼睛和心去感受、琢磨和甄选，背后蕴含着人类的热情和思辨，而不是单纯地依靠算法。而且，博物馆讲解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通过讲解员，博物馆可以为多样受众提供情绪价值、社会连接、互动引导，激发五感体验，使得面对面互动、体验的过程充满情感共鸣，这些都难以被科技工具完全取代。
未来，博物馆在发挥人类讲解员的情感叙事、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思维优势的同时，也需要“拥抱”技术工具，使博物馆讲解更好地满足大众多样需求，更好地发挥文化纽带与精神桥梁的作用。
（作者：杜晓帆，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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