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失守前，毛主席有意派徐向前赴鲁领导，思前想后为何作罢？

“六号晚七点，徐向前去山东怎么样？”毛主席在1946年9月6日拿着电报开门见山，这一句话把坐在一旁的任弼时问了个正着。话音刚落，屋里短暂沉默，随后开始迅速推演局势。

抗战结束不到一年，国共双方已沿着数千公里的战线全面对峙。华东一隅看似局促，却摆着三盘棋：山东野战军在北，两淮部队守着津浦路中段，华中野战军扎在长江北岸。兵力不算少，却分得像三把散沙。国民党方面抓住这一点，7月中旬便从徐州、蚌埠一带集结重兵，准备把我们各个击破。

陈毅的兵先动了。7月19日夜，韦国清第二纵队、谭希林七师、何以祥八师翻山越河往南急行，朝阳集一战干净利索，五千多敌人被打散，己方伤亡八百。胜利令人振奋，可压力并没减。薛岳统带的左路军被敲了闷棍，立刻收缩；右路桂军却趁乱扎进泗县，只用两个团就卡住我们要害，摆出一副“来啊”的架势。

陈毅与参谋长宋时轮盯着地图连夜换方案，决定主攻泗县。华中分局闻讯后直摇头——桂军不好啃，他们劝陈毅继续围薛岳。“已定五日夜攻泗县，不再变。”陈毅回了十二个字，颇有些倔强。雨季说来就来，泗县地势低洼，部队一夜只能蹚出二三十里，手榴弹泡水、战士脚上全是血泡，刚扬起的士气被泥浆黏住。毛主席8月3日电示“雨天条件差，切勿急躁”，可电文传到前夜，炮声已在泗县东门炸开。

硬仗足足拖到8月9日，城墙仍在，消耗却惊人。山野部队只得回撤睢宁，准备喘口气。偏偏北边张云逸、黎玉连发急电，鲁南十二个团压境；南边粟裕也喊要借一个纵队帮他打高邮。东、西、南、北四股力量都在叫陈毅的名字，可他哪里都分不开身。

中央的焦虑与日俱增。三支军队若不能合力，注定干不过对手的重兵集结。9月6日，毛主席的那封著名电报发出：筹划派徐向前赴鲁，直接指挥鲁南，中区由陈毅统筹。理由很简单：徐向前在山东留下过光荣记录，手下许世友、王建安等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对他敬服。调他北上，既能稳住山东，又能让陈毅腾出手来处理两淮。

陈毅次日回电“欢迎先前来鲁”，态度豁达。照常理，此事十拿九稳，却被突然爆发的危机生生打断。

两淮方向的侦察出了漏洞。国民党主力在北面佯动，把山野拖在泗阳一线，真正锋利的刀子却直插淮安、淮阴。74师进攻时，我方才意识到棋子被人牵着走。宋时轮火速向南，却已晚了半拍。毛主席11日再电粟裕，“两淮危急，速援”，但从苏中到目标地足有两百五十公里，水网纵横、连日暴雨，最快也得二十天。粟裕一边派兵，一边自己带着几个人冒雨先行侦路，19日赶到淮阴与谭震林会合，权衡再三，决定撤。20日，淮安也弃守。

城市丢了，战场却收紧。原本三张散开的皮筋，被两淮失守这一下猛地捆到一起。粟裕一句话道出了利弊：“撤出两淮，不是失败，是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序幕。”换句话说，外部环境替我们完成了兵力集中，后面只需一个统一指挥班子。

9月20日，华中方面首先提议合并山野与华野，毛主席23日电复：陈毅统兼司政，粟裕副司，谭震林副政。宋时轮调渤海，陈士榘接任参谋长。布置完毕，新的华东野战军呼之欲出。徐向前再北上已显多余——兵合一处，指挥也归一处，留给他的位置与任务都变了样。

事情走到这一步，“徐向前北上”方案自然淡出视野。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战场态势瞬息万变。9月初和9月中下旬完全是两个局面，两淮告急后最紧迫的不是增加一个前线指挥员，而是把分散的拳头攥到一起。合军于一线的成本，远低于再造第四个指挥系统。

第二，通讯与交通都处在极限状态。徐向前从晋冀鲁豫赶到山东，至少需要十天以上。此时胶济线的控制权摇摆不定，人员调动可能随时被截断。华东一统后，各纵队能直接听陈、粟调度，更为高效。

第三，政治与信任层面固然无碍，可干部结构已趋饱和。陈毅担任总司令，粟裕对前线战术拥有充分发言权，谭震林在地方动员方面驾轻就熟，再加一个同级的徐向前，容易形成多头指令，不如让他转向太行山麓，专攻山西，这也是中央全局考量的一部分。

徐向前本人对此并无怨言。11月，他被任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随后指挥太行、太岳部队攻克上党、临汾，为华北战场创造了整块跳板。若当初真留在山东，也未必能拿出这一串漂亮战绩。

回到1946年的那个秋夜，毛主席问出“让徐向前去山东怎么样”时，面前是一张复杂而模糊的棋盘。十几天后，棋盘局面完全换了一个模样，原来的最佳选择便不复存在。战争从来如此——计划必须有，却得随时准备推翻计划。谁能在混沌中迅速调整，谁就能把被动局面改写成主动攻势。

事实证明，两淮失守并没削弱华东解放力量，相反，为两个月后的鲁南战役、宿北战役以及1947年中原、西北的一连串胜利埋下了伏笔。战略取舍往往难分得失，一念之间，成败往往取决于抓住那最短的时间差。毛主席“思前想后作罢”的决定，恰恰说明指挥者的灵活与克制——会做加法，也敢做减法，这种魄力决定了战局的走向，而不是办公室里一纸调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