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的春天,苏北平原上,风里还带着寒意。
草堰镇外的田埂边,野草刚冒出新绿,几株老槐树在风里轻轻摇晃,像是也在为这片土地上的动荡而叹息。那是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越来越紧,草堰一带的游击队,被重重围困,缺粮、缺药,更缺希望。
吴正海,就是在这时收到了上级的任务。
他表面上是个货郎,三十五岁,个子不高,肩膀却宽厚,常挑着一副旧货担,走街串巷。货担里装的是针线、火柴、香烟,但很少有人知道,吴正海的心里装着的,却是游击队的安危。
那天清晨,天还没亮透,他就起了身。妻子默默递过一件打了补丁的夹袄,轻声问:“今天还去东台?”
“嗯,进点货。”他答得平常,眼里却有一闪而过的凝重。
吴正海不能多说。他是游击队的联络员,这个身份,连妻子也不清楚。他只说自己去东台进货,其实,是去搞药——游击队里一位队员受了重伤,伤口化脓,高烧不退,急需水剂青霉素。
那是能救命的药,也是敌人严查的禁药。
吴正海挑着货郎担出了门。晨雾未散,小路泥泞。他走得不快,步子却稳。一路上,他不断在心里盘算:去哪找药?怎么过哨卡?万一被查到了怎么办?
吴正海想到了那位受伤的小战士,才十八岁,疼得咬破了嘴唇也不吭声。他不能眼睁睁看着那样的年轻人,因为缺药而送命。
快到东台时,太阳已升得老高。城门哨卡处,两个国民党兵端着枪,挨个搜查行人。吴正海深吸一口气,脸上堆起笑,走近时,从担子里摸出两包“老刀牌”香烟,不动声色地塞过去。
“老总,辛苦,抽支烟。”
哨兵瞥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香烟,挥挥手:“快走快走!”
吴正海顺利进了城,心里却没松一口气。他知道,真正的难关,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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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城里,气氛压抑。街上行人不多,偶尔有军车呼啸而过。他不敢耽搁,挑着担子,先去了两家熟悉的药铺,可一问青霉素,掌柜的都直摇头。
“没有,早就不让卖了。”
“您快别打听了,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吴正海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额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难道这一趟,要白跑了?他不死心,又绕到南门一带,那里有游击队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他装作买杂货,在附近转了好几圈,确认没有尾巴,才闪身进了一条窄巷。
在一家不起眼的诊所里,他找到了吴医师——一位戴着眼镜、面容清瘦的中年人。
“老吴,怎么样?”他压低声音问。
吴医师从里屋出来,轻轻掩上门,神色严肃地摇了摇头:“难啊,正海。敌人查得太紧,青霉素根本弄不到。”
吴正海的心凉了半截,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
看着他焦急的样子,吴医师沉默了片刻,转身从药柜最底层的一个暗格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小纸包。
“就这两支了,”吴医师把药塞进他手里,声音压得更低,“是水剂的,千万藏好。路上要是被查到,你我都没命。”
吴正海接过那轻飘飘的纸包,里面包着两小支玻璃瓶,手心却像托着千斤重担。他紧紧攥住,仿佛攥住了一条濒死的生命。那一刻,他眼眶发热,连声道:“够了,够了!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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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海不敢多留,迅速把纸包塞进贴身的内袋,又去杂货店进了些香烟、火柴,掩盖身份。挑着担子走出城门时,他的脚步比来时更急,也更稳。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回去,把药送回去。
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草堰,危险正悄然降临。
就在吴正海离家后不久,一队国民党兵闯进了草堰小街。他们挨家挨户搜查,气势汹汹。原来,连日来游击队深夜贴出的“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让敌人又惊又怒,他们发誓要揪出“内鬼”。
查到吴正海家时,他不在。敌人盘问他的妻子,女人吓得脸色发白,只说是去东台进货了。敌人没搜出什么,却起了疑心——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不在家?他们留下暗哨,在他家附近布下了埋伏,只等他回来。
夕阳西下,天色渐暗。吴正海挑着担子,回到了草堰地界。远远望见镇子的轮廓,他稍稍松了口气。只要过了镇口那座永宁石拱桥,就快到家了。
就在这时,桥头闪出两个黑影,是哨兵。
“站住!检查!”
吴正海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依旧平静。他放下担子,配合地举起手。哨兵将他全身搜了个遍,连货郎担里的东西也一件件翻看,香烟、火柴撒了一地。
什么也没找到。
哨兵不耐烦地踢了踢担子:“滚吧!”
吴正海重新挑起担子,心却悬到了嗓子眼。敌人搜查得这么仔细,说明情况有变。他不能直接回家,得先把药送出去。他强作镇定,朝家的方向走去,打算放下担子就立刻从后门绕出去,直奔游击队的隐蔽点。
吴正海快步走进家门,妻子见到他,先是一喜,随即脸色大变,刚要开口告诉他白天的事,他却一眼瞥见窗外人影晃动。
不好!被盯上了!
吴正海心头一紧,来不及多想,瞬间做出了决定。他猛地转身,对妻子低喝一声:“别出来!”随即空着手,大步流星地朝门外东边走去——那是与游击队据点相反的方向,他想把敌人引开。
吴正海走得很快,步子坚定。怀里的两支青霉素像炭火一样烫着他的胸口。他绝不能让它落在敌人手里。
刚踏上永宁石拱桥的青石台阶,桥顶的阴影里,突然传来一声冷喝:
“站住!”
吴正海脚步一顿。桥的两头,不知何时已站了几个持枪的敌人,堵住了他的去路,吴正海再次转身逃去。
“砰——!”
一声尖锐的枪响,划破了黄昏的宁静。
吴正海的身体晃了晃,重重地倒在冰凉的桥面上。鲜血,从他胸前的弹孔里汩汩涌出,迅速染红了身下的青石板。
敌人一拥而上,在他身上反复搜查,甚至连附近的草丛、石缝都翻了一遍,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只能骂骂咧咧地撤走了。
夜,深了。风声呜咽,像是在哭泣。
镇上的乡亲们帮忙,将吴正海的遗体抬回了家。油灯下,他的妻子和亲属们含着泪,为他擦拭身体,整理遗容。妻子颤抖着手,为他合上依然微睁的双眼,轻轻梳理他凌乱的头发。当她准备为他清理口腔时,手指触碰到了一样硬物。
她的动作僵住了。小心翼翼地,她用指尖探入,碰到了一个细长的、玻璃质感的物体。她的心猛地一颤,屏住呼吸,轻轻地、一点一点地,将那东西取了出来。
是一支小小的、透明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无色的液体。
紧接着,又取出了第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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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水剂青霉素,就那样静静地躺在她沾满泪水的手心里,在昏黄的灯光下,折射出微弱却无比坚定的光芒。
屋子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愣住了。随即,压抑的、破碎的哭声终于响了起来。那不是绝望的悲号,而是掺杂着巨大悲痛、无限敬仰和一丝无法言说的骄傲。
吴正海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这种决绝而智慧的方式,守住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救命的药,那革命的希望。
吴正海没有留下一句豪言壮语,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但他用沉默的牺牲,诠释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忠诚。
那两支从他口中取出的青霉素,最终被安全送达游击队驻地,挽救了那名重伤员的生命。而吴正海的故事,也随着那晚的风声,在草堰一带悄悄流传开来,成为黑暗年代里,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
直到今天,当人们提起那段岁月,仍会想起那个挑着货郎担的汉子,想起他倒在桥上的身影,更想起他口中那两份沉甸甸的、用生命守护的希望。
参考资料:《大丰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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