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主”到红卫兵：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现在人们一说起北京的地方文化就是胡同，怀旧怀的也是胡同。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胡同深处是我家》。其实1949年以后“机关大院”也是北京生活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

相对而言，大院对人们还比较神秘。从一个不起眼的旁门进去，往往会发现里面住着成百上千的人。关起门来，自成一体，俨然是一个自行运转的小社会。当年市场经济不发达，物资相对匮乏，一个大院麻雀虽小，往往五脏俱全，具备各种生活服务设施。

大院遍布北京城里城外，涉及的机关，党政军学各方面都有。里面的居民，大抵是“国家干部”。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南腔北调。从言谈举止到日常生活习惯，都与胡同里的“老北京”大相径庭。今天，大院的形式虽然依然存在，但那种相对封闭、“共同生活”式的（communal）生活形态已经基本消失。

“大院”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并不多。我们的童年、少年，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今天想起来，还有不少令人回味的东西。记下来，权当是保留一点日常生活史。

新华社大院一角

新华社大院

叶：我从小在新华社大院长大，是大院的孩子。说起北京，很少有人注意“大院”和“大院文化”。王朔出名后，很多人说他是北京痞子。其实王朔早期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大院。一直到姜文拍的王朔写他少年生活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后，刘心武才恍然大悟地说：“噢，他们是大院的孩子！”可见连可以称做“北京通”的作家也曾忽略了大院这一块。

马：你为什么那么重视大院？

叶：因为我熟悉这个环境。我想机关大院这个现象是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才出现的。以前的官员，不管是北洋政府的还是国民党政府的，都租民房，融合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不像后来的干部，进城以后，动辄上千人生活在一起，占地筑墙，建院盖楼，自成一个小社会。

这可能和战争期间共产党在延安的生活方式有关系，也和“单位”的形成有关系。真正的高级干部是不住大院的，他们住胡同里的独门独院。大院里住的是中下层干部。

北京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大院最集中。我觉得大院和大院的生活形态，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本身有生活史的价值。还有，就是近来越来越觉得，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绝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

有大院就有“大院文化”，而每个大院的文化又有自己的特点。新华社是个有意思的机关。它首先是一个文职机关，文职和军队不一样，王朔写的是军队大院。新华社是新闻机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国内国外，什么都涉猎。不像铁道部、外交部什么的，比较单一。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各方面的信息东听一耳朵，西听一耳朵，耳濡目染，什么都知道一点儿。

新华社大院在宣武门附近，占地大约有70来亩。在这个院子里，几个时代的历史重叠在一起，对我们学历史的来说，不能不生出些感慨。清朝时这儿是皇家象房，饲养大象的，附近有条街叫象来街。民国后，这里成了国会，是中国议会政治的中心。院子里有座国会礼堂，算是当时的“人民大会堂”。

我翻唐德刚的《袁氏当国》，看到1913年袁世凯与国会议员们在这个礼堂前照的相，礼堂正面高处的墙上有“众议院”三个大字，现在那儿是个大红五角星。礼堂后面的小楼是总统休息楼，一座西式小楼，叫圆楼，不知袁世凯是否用过，现在那儿是老干部活动中心。

新华社南面的大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叫“国会街”，旁边有个小胡同叫“众议院夹道”。现在这两个地名都不存在了。唯一一个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痕迹的地名，是新华社北面很不起眼的“参政胡同”，好歹算是给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留下了一点儿纪念。

1949年共产党进城，这个院子就成了新华社所在地。我最近看了一个“老新华社“的回忆，他参与了1949年8月在北京城为新华社“号房子”的工作。当时有三个选择，除了国会街这个大院，还有一处在平安里的王府和一处在张自忠路的院落。当年共产党各个单位在北京选址“接收”的过程，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论文题目。

叶维丽（中）与吴思等送别何方先生

最近这些年我每次探亲回到这个大院，都觉得像是回到一个大村子。好多人我从小就认得，现在都老了。当年年轻漂亮的阿姨现在变成了老太婆，大家就这样在一起住了一辈子，当然不是住在原来的楼房里，而是搬进了新楼，但没离开这个院子。

马：和过去比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叶：有挺大的变化。小时候这个院子里的生活有一种“共同生活”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淡多了。那时候新华社院子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有食堂、合作社（商店）、银行、医务所、邮局、澡堂子、理发馆、裁缝铺，不出门，什么事都办了。

最能反映1950年代生活形态的，是两座1954年建的四层宿舍楼，楼顶是藏青色琉璃瓦的，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那种“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大屋顶。每层楼有六七个单元，中间有个宽大的走廊。每个单元自家有厕所，大家共用一个大厨房。厨房是公共空间，邻居们可以在一起聊天、交流信息。

后来我去过地安门附近一个军队大院，那儿的楼房设计得跟我们的非常相像，顶上也有一个大屋顶，只是每层楼的走廊更长，住户更多。我想这是1950年代中期宿舍建筑设计的一种式样，高级一点儿的加个大屋顶，简易一点儿的就是“筒子楼”，比起后来的“单元房”少了很多“隐私”。

对当年的生活形态，大人们怎么看我不知道。现在回过头去想，1950年代政治运动那么频繁，大人们开完了批判会回家，未必愿意和同事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是对孩子们来说，“筒子楼”式的格局非常便于我们在一起玩，邻居家推门就进，东家西家楼上楼下地串，一到吃饭时间，满院子都是喊孩子的叫声。

比起当年其他一些单位，新华社是比较开放的。在新华社主要的办公楼上，一直挂着一条大标语：“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世界性通讯社而奋斗。”现在说把北大、清华办成世界一流，当年的那条标语可是老前辈了。在这个环境里，如果你留心，是能得到一些外面得不到的信息的。

1960年代有一次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参加完在日内瓦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后在礼堂作报告，我也溜进去听，没人管。报告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有个地方叫日内瓦，无形中你的世界就变大了。

再比如，驻外分社的人回国来，在衣着举止上，也能带回外部世界的信息。我总记得一对从欧洲回来的风度翩翩的夫妇，在社里举办的舞会上，就属他俩的舞姿引人注目。在新华社大院里，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派头西化的人。后来我知道他们大多从事外文翻译，很可能是老燕京或者圣约翰的学生。

在一个以“土八路”为荣的时代，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毕竟在新华社还有一处生存的空间，虽然他们的心情未必舒畅，他们的才华未必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很多是像我父母一样在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知识青年、“三八式”干部。这里确实是各类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

商业部宿舍大院

马：我没有你对大院那么有意识，但你这么一说，我也算是在大院里长大的。我们家住在商业部宿舍大院。和新华社大院不一样，我们那个大院就是宿舍，商业部机关在别的地方。院里没有你说的那么多服务设施，商店理发馆什么的，要买东西办事都得出院子。

和你们大院差不多，我们院子里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在一起玩。我很喜欢到一个女孩子家，因为她姐姐是海政文工团的演员，长得和著名电影演员王晓棠别提多像了。我去她家就是为了看她姐姐，我就是爱看长得好看的人。还有一个女孩子，她一搬进大院我就注意到了她。她长得和别人不一样，粗粗的辫子，黑黑的眉毛，大眼睛，非常漂亮。我背地里称她是“吉卜赛女郎”。她后来成了我的嫂子。

大院里有点儿什么事儿能传得人人都知道。我们家住在北楼一单元，二单元有个老红军，和我父亲很熟。他们家几个孩子都不错，就是最小的女儿，长得比较漂亮，打扮的也和别人不一样，后来她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进了教养所。出来后谁也惹不起，她经常和父母大吵大闹，也不和他们同住，就住在我家窗户对面的一间小平房里。她那间小屋让我觉得很神秘，窗帘和门都关得严严的，偶尔见她从里面出来，对谁也不理睬。

马笑冬与父母、哥哥全家福。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母亲曾任北京女十中书记

叶：胡同里也一样吧。

马：我不清楚大院里都住着什么样的干部，也没有兴趣去打听。后来我知道我们楼上住着一个副部长，还有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那个老红军已退休在家。他每个星期都拿着一块布把一层到四层的楼梯扶手擦一遍。我见过他擦，走得很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再上去。我问爸爸那老头儿是谁，才知道是个老资格的干部，义务为大家服务。

我们大院知名度最高的是传达室李大爷。他最大特征是他那副好嗓子。那时大院里有电话的人家不多，多数人打电话、接电话都要到传达室去。我们院有四栋楼，每栋楼三个单元，每个单元16户，加起来就是192户。

李大爷对每一家都了如指掌，需要叫人听电话时，他就会走到院子的某一个合适的地点拉开嗓子喊：某楼某单元某号某人接电话。他的声音洪厚，每个字都拉着长音，响彻整个大院。我在那儿生活了近20年，对这声音太熟悉了，经常充耳不闻。李大爷过世后，我们都说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的声音成了我们大院文化的一部分。

叶：在新华社传达室工作的是机关保卫科人员，没有像李大爷那样一个人，少了许多人情味儿。

马：李大爷过去一直单身，到了60来岁才娶上媳妇。全院儿的人都为他高兴，好多人送了礼，我们家当然也送了。成家后，李大爷过去的工资就不够用了。于是院里有人提议，各家在交每月的清洁费时多交一两毛钱就够李大娘的了。这个动议被一致通过。

李大爷和我们家比别人家走动更多一些。我们住在一层，窗户斜对面就是李大爷的两间小平房。出大院的门一定要经过他家，我光打招呼都不知打了几千遍了。后来我们家买了冰箱，有一次李大爷问我父母能不能把他刚买的鱼放在我们家的冰箱里。我爸爸妈妈一口答应。鱼放在我们家好长时间也不见李大爷来取。

有一天我大哥说，李大爷是不是忘了？我爸爸摇了摇头，说：“他不会忘的，他是舍不得吃。就放在这儿吧。”1980年代初我父亲搬出了这个大院，我也在自己的单位里分了房子。有一次我去看父亲，他告诉我：“你李大爷死了。”我听了很难过。

我还去过胡同里另一类同学家，不是大杂院，是独门独院。我们班有一个白白净净、性格温良的女孩子。有一次她请我到她家去玩，事先告诉我进了门不要大声说话。她们家是个宽敞的四合套院，屋里摆着红木家具和各式花瓶古董。我想她家以前一定是大户人家。

在堂屋我看见一个正襟危坐的老太太，大概是我同学的奶奶。当时那种年龄的老太太穿得那么一丝不苟的很少见，看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地主婆，我当时就想起黄世仁的妈来。这个环境让我浑身不自在，也没有玩的兴趣了，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叶：你比我更熟悉胡同的生活。新华社附近也有一个胡同，叫“头发胡同”，顾名思义，又细又长，我不知走过多少遍，但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个院子。有时从外面窥视一下，能感到院里很拥挤，东西都堆在门洞里。

前几年我曾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吃完晚饭常一个人在头发胡同散步。走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耳朵里不时听到胡同两边房屋里传出来的各种声音，有人在听京戏，有人在训孩子，走着听着，我心里感到一种温暖和踏实。

在新华社的院子里我没有这种感觉，大部分人都住在1980年代以来建的高层楼房里，门窗一关，很封闭。“筒子楼”式的鸡犬相闻、声气相通的生活形态早已不复存在。胡同现在也以每年上百条的速度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不用多久，胡同和“大院”将共同成为历史。

16岁的马笑冬借来军装留下纪念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

在我们两人的小学时代，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很多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今天在大街上很少见到带红领巾的孩子了，虽然据说人人都是少年队员。五、六十年代的队员，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角色。

少先队的活动，也有一整套的仪式，那个带鼓手的仪仗队总是很神气。每逢队会，必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里提到领袖，提到党，告诫儿童要为主义而奋斗。做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组织，少先队当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孩子们从中汲取的，更多的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能使人终身受益。

马：我是1958年上的学。我的小学在兵马司胡同，是个平民学校，就叫兵马司小学。一进大门有个影壁，上面是复制的毛泽东的手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大字可以概括我们当时的精神面貌。没上学前，我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上学，开学第一天就像过节一样令我激动。

我从小学习努力，功课很好。有一个学期考了七次数学，我一连得了七个五分，心里特得意。我当着几个同学的面说：“我怎么没得过四分呀？真想得个四分尝尝是什么滋味。”后来我又傻乎乎地把这话说给我爸爸听，爸爸很生气，绷起脸来说：“太狂妄！”努力向上是当时一代少年儿童的特点，而且是在没有升学压力和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形成的。

叶：升中学还是有竞争的，但压力确实比现在小。

马：当时争强好胜的学生不光我一个。有个同学一天到了学校，才发现是检查个人卫生日，可是她忘了剪指甲，于是就用牙把指甲该剪的部分一个一个地咬下来。还有一次，她看见自己的成绩单上有一个“2”字，也没仔细看是怎么回事就大哭起来。后来老师告诉她是两次病假，她才止住泪。

我就很像她，事事都争先。我不但学习上争强好胜，在集体和公益活动上也要比别人做得好才行。教室的卫生都是我们每天分成几个小组，在早晨上课前轮流打扫的。同学们在值日那天都尽可能早来。

有一次我想比大家来得都早。学校的大门六点钟开，我五点多就出了家门。那时是深秋，清晨的天色还是黑漆漆的，我一个小女孩走在空空荡荡的胡同里，也不知道害怕。到了学校，在大门口等到六点。那天我第一个冲进教室，等到第二个人进来的时候，教室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我们每年春天都去郊游，同学们特别盼望这一天。为郊游做准备比郊游本身还令人兴奋，兴奋的中心是带什么吃的。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不是想带什么就可以的。我记得我带的有面包，面包当时是高档食品，能有一个煮鸡蛋也不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在暗中比谁带的饭好。

我现在还记得一个男生带了香肠，让我有点眼馋。穿什么衣服也是要花心思的，我在有限的衣服里挑来挑去。如果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件新衣服，就会把我“烧”得不行，一定要把衣服放在枕边，不知要摸多少遍才能睡着觉，春游那天就穿上。每次春游完了，老师都让我们写一篇作文。

我暗中使劲，一定要写篇漂亮的文章。我平时就有收集词汇的习惯，什么“青翠欲滴”，“姹紫嫣红”，“婀娜多姿”，“流连忘返”等等，全都记在一个本子上。等到写作文的时候，我就把那些花花绿绿的词堆砌上去。

我最盼望的是老师讲评作文。我睁大眼睛看着老师走进教室，盼望老师讲评的第一篇就是我的。果然，老师夸奖了我的作文，对着全班同学念了其中的几段，我听着，心里美滋滋的。

我曾练过一段时间的体操。爸爸一直为我练体操的事不高兴，他尤其不喜欢我的教练，可能是觉得她“洋气”，打扮的不“无产阶级化”。其实这个教练非常敬业，对我们既严格又爱护。如果训练结束时间晚了，她总是骑自行车把我们带到公共汽车站。

她是一个既苗条又丰满的人。有一次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因为道路不平，我身体一歪，赶快去搂她的腰，不小心碰到了她的乳房。我当时的反应是：原来乳房这么柔软啊。

后来我不练体操了。有一年冬天我去北海玩，看到很多青少年在滑冰。有个女孩技巧很高，很多男青年都停下来看她。我很羡慕，心想凭我的体操基础我也会滑得不错。我请求爸爸给我买一双冰鞋，求了几次都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滑冰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

当时有些人滑冰时穿紧身毛衣毛裤，戴毛织的帽子，大围脖，这是我爸爸看不惯的。还有一次我差点儿被舞蹈学校选中，据说我个子高是落选的主要原因。不过即使我真被选上了，我爸爸也决不会同意我去。在他心中，只有劳动和工作才是正经事，像体操跳舞这种个人爱好是奢侈，不属于劳动人民。

叶：体校的那个女老师给你那么深的印象，那你对小学老师的印象深吗？还有你的班集体呢？

马：说老实话，我对小学和中学的老师都记不住，连他们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只是我觉得他们只教书，没有哪个老师因为自己的人格力量给我特别深的影响。对班集体我只记得春游、作值日什么的，别的印象也不深了。

叶：我的印象极深。我上的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北京市有名的好小学，有悠久的历史。你上的是“平民学校”，我的就是“宝塔尖”了。实验二小离新华社很近，走路十分钟。我是1957年上的学，比你早一年。文化革命中，实验二小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批的一件事，就是招考新生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趣味。

据说有一个问题，是让新生看两张画，一张是个漂亮女人，一张是个丑男人，问小孩哪个美哪个丑。正确的答案是那个女人美，我一定就是这么答的，文革中这就成了资产阶级趣味。

“集体”在我少年时代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每个年级有四个班，每个班四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一直在一起，只换老师不换同学。三年级有了少先队组织后，我们班是一个中队。

逢年过节学校演出节目，有诗歌朗诵、歌咏比赛什么的，很多活动都是以班为单位，班与班互相竞争，我们班就演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儿子圆圆在美国上小学每年都换班，同学都不一样，没有从小到大的一起成长的同班伙伴，我挺为他遗憾。

马：你是不是班干部？

叶：我当的最大的官儿是小队副。

马：我当过大队宣传委员。

叶：一个学校是个大队，就那么几个大队委，那你是全校“知名人士”了。我不是很活跃的人，在班上不显眼，可是我对我们这个班集体很有感情。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纪律特别差，有几个男生特能捣乱，上着课能蹬上桌椅互相追逐，还满教室扔“飞镖”，把班主任老师气得直哭。直到五、六年级来了吴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班的面貌才大改观，变得越来越有向心力。

在毕业前，我们班同学还和老师一起，共同编了一首“班诗”，把班上很多同学的“事迹”都编了进去。有两个比较调皮的男生，他们的名字里一个有“龙”，一个有“虎”。这一龙一虎都被写进了诗里。因为是自己写自己，大家都觉得很亲切。毕业的时候全都恋恋不舍，最后一次班集体活动是包饺子，猪肉豆角馅，煮的时候成了面片儿汤，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除了上课，班上还有许多课外活动。这些活动总结起来就是“玩”和“做好事”。到了高年级，很多玩儿的花样都是由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吴老师做“参谋”，不包办，给孩子们足够的发挥空间。有一次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儿一个像“找箭头”的游戏，但颐和园的空间比新华社大多了，有同学提前去，在各处做了很多不容易被发现的标记。

但实验二小也有一些别的学校不那么突出的问题。我感觉中国社会有等级，是从实验二小开始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等级”这个词。其实新华社大院的生活也是分等级的，从住房上就能看出来。大概因为我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的感觉不强烈。我对等级的感受主要是从学校里来的。在学校里，校长和老师从来不说这些，是同学之间在无形地比。

实验二小集中了一些社会上层的子女。刘少奇的孩子，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不少都在实验二小。我们年级就有一个国家副主席、一个人大副委员长和两个副总理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很敏感。

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特别爱谈论汽车，他们特清楚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我从他们那儿听来有吉斯车、吉姆车，还有华沙和伏尔加什么的。周围尽是大官的孩子，而我家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使我很长时间里在心底有自卑感。

我们学校开家长会，有点像开中央工作会议，很多家长是中央各个部门的首长，见面彼此寒暄。有的家长还把警卫员带来了，前呼后拥的，校门外小汽车停了一长串，而我爸爸就是自己走路从新华社来，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

你们学校高干子弟那么多，他们有没有特殊化？

叶：当时有一个副总理，他们家几个孩子都在实验二小，每天中午专门有一个阿姨提着一个大棉兜来给他们送饭，门房旁边专门有一间屋子让他们吃午饭。他们家的孩子算是比较特殊的。刘少奇家的孩子也在实验二小，可他们没这样。每天放学的时候有个儿童车来接中南海的孩子，刘家的三个孩子都坐儿童车。当时小孩坐儿童车上下学挺普遍。

我们班有一个副总理的女儿，她中午自己带饭。困难时期我见她带过窝头。她妈妈有时会参加我们班的一些活动，吴老师也没把她当大官太太对待。有一次我们班在北海公园活动，副总理本人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公园散步，还在我们那儿停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该干嘛干嘛。那时候高级官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谱儿”。

“困难时期”

马：咱们上小学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有几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拿着半个棒子面饼一边走一边吃，过路的几个人都盯着那块饼子看。他们的眼光让我害怕，我觉得别扭，好像做错了什么事。

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要饭的，是个二、三十岁的男的。他走过来说，你能不能给我点儿吃的？我吓得心怦怦直跳，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讨饭，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班有个同学叫范丽丽，我常去她住的大杂院玩。有一天她跟我说，她们家每次吃饭，都是把粥先盛到碗里晾着。粥晾凉了不就坨了吗，坨了后黏黏乎乎的一大碗，看起来很多，可吃完了很快就饿。她们家一天到晚就吃这个。说着说着她就哭了，我特别同情她。

我那时也一天到晚盼着开饭，看见好吃的就馋得不得了，吃窝头也香喷喷的。我爸爸后来告诉我他记得的一件事。

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到我和小哥哥有气无力地歪在床上。那时候我和小哥哥中午和晚上都在大院里的食堂吃饭。爸爸问我们吃晚饭了吗，我说没吃，晚上的饭票中午都用了。爸爸又问，那你们晚上吃了点什么？我说，吃了姜。爸爸说姜不辣吗？我说不辣，甜。爸爸告诉我，他听到这儿眼圈一下就红了。

另外一件小事也是爸爸记得的。一天我从院里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大声报告喜讯：“快，快拿本儿，一家一个桃儿！”原来是副食店推着货车来院里卖桃，每家凭副食本买一个。后来听我爸爸说，那些桃子是商业部专门调剂给大院家属的，我胡同里那些同学家还买不到。

叶：一家就一个桃？

马：就一个。我爸爸说他忘不了我为了一个桃儿的兴奋样儿。

三年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家里有猪肉，我妈妈说做红烧肉吧。偏偏那天她把肉给烧糊了，她懊悔得直哭，觉得自己不可原谅。我妈妈轻易不哭，她一哭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爸爸一直在安慰她。我父亲平时很有些家长作风，但这时候很能体谅人。

其实当时一定级别的干部有特殊供给的糖、油、鸡蛋和肉。那几斤肉和蛋在今天看算不了什么，可是当年和普通老百姓比，就是特权了。我曾经帮家里去买过这些东西。到一个专门的食品商店，我出示一下手里的卡片，人家就客气地点点头让我进去。等我买了东西出来，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心想，我有的东西你们没有，挺得意的。这应该说就是优越感了。

叶：我专门问过我爸爸当时对干部的特殊供应。据他说，因为那时城市供应极度困难，几乎所有的食品都要凭票，像粮、油、肉、蛋、糖，等等，而且量极少，机关干部患浮肿病的比比皆是。我确实记得我在新华社医务所不只一次看到浮肿病人，都是新华社职工，医生往他们腿上一按一个坑儿，医生就给开证明买黄豆。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十七级以上干部，每月保证供应一斤糖，两斤黄豆；十三级以上干部，每月再加上两斤肉，两斤蛋。当时有人讽刺这些享受特殊供应的干部，叫他们“糖豆干部”、“肉蛋干部”。

据一个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这么一比，这每个月的几斤肉、几斤蛋，真是大大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标准了。

我听说那时候新华社有些人家，家里做饭也要称斤两，大人小孩按定量算，小孩定量少，就不让多吃。我们家绝不会有这样的事。现在想起来是爸爸妈妈和阿姨三个大人尽量保证我和弟弟吃。

但即使这样，我也记得饿是什么滋味儿，还记得二面饼（玉米面和白面）香甜的口感。新华社食堂卖过“人造肉”，那东西看起来像肉，有红有白，像是有肥有瘦，可吃起来像嚼腊一样。当时还有一种代食品叫“小球藻”，我也吃过，一股草腥味儿，那时候的人什么都敢吃。

我们班有个同学说山楂丸可以吃，大家觉得是特重要的发现，就都跑到中药房去买。山楂丸又甜又酸，很好吃，可就是越吃越饿，因为它是开胃的。我还跟着班上同学吃过桂皮，弄得现在我一点儿都不能沾有桂皮味儿的东西，一定是当年吃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