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凌晨四点,一个本该走向刑场的人,却被看守送去了厕所。
更奇怪的是,看守不仅没跟着,还低声说了句:“早去早回。”
这事儿听上去有点不对劲。
那可是1949年4月,上海,白色恐怖最疯狂的时候。
谁还敢在这时候“开玩笑”?偏偏就是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成了一个人活下来的转折点。
这个人叫范纪曼。
那会儿的他,已经是“死囚”了。
被关在敌特的监狱里,随时可能被秘密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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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行刑前几个小时,他从厕所翻墙逃了出去。
脸上磕破了,血流了一地,但人没事。
几十年后他回忆起那天,还是一句话:“我觉得,那看守,是自己人。”
怎么回事?一个被判死刑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居然能从敌人的监狱里越狱,还没人追上?这不是电影,是事实。
得从头说起。
范纪曼是四川人,1925年从家乡出来,到武汉读书。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高潮期,大批青年投身革命,他也是其中之一。
先是进了共青团,后来转党,很快就参加了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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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回四川搞农运、学运,后来因为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跟党组织一度失联。
几经辗转,他到了北平求学,一边教书一边找组织。1932年,他注意到班上有个女同学,薛迅,言行举止都跟别人不一样。
他主动接近,谈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巧了,这位薛同学正是地下党。
就这样,他重新接上了组织。
之后的几年,他隐姓埋名、辗转各地,搞情报、搞联络、搞策反,什么都干。
抗战爆发后,他留在上海,加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情报系统。
那会儿的上海,是敌人的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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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报、传情报,稍有差池就是死路一条。
他和妻子就这么日夜奔波,坚持了八年。
1945年抗战胜利,地下战线并没有结束。
他接到新任务:设法打入国民党内部。
两年后,他成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的“少将代理专员”。
这个身份听着风光,其实是刀尖上跳舞。
要混进去,又不能被识破,还得源源不断地把情报送出去。
但再小心,也还是有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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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他去厦门出差。
正巧,老熟人沈寒涛在上海被捕。
敌人从沈那里翻出一本书,是范纪曼送的。
这事儿要命。
沈为了保命,供出了范纪曼的身份。
回来没几天,范纪曼就被秘密逮捕。
那时候,解放军已经准备渡江,南京岌岌可危。
国民党特务系统开始疯狂清洗,各地监狱里,像范纪曼这种“重要嫌疑人”,都被列入了“清除名单”。
3月初被捕,4月中旬就被判死刑。
一共被关了一个多月,审了无数次。
他什么都没说,没交代任何人。
可看得出来,他心里清楚:时间不多了。
4月19日凌晨,他突然说肚子疼,要上厕所。
狱警点点头,没跟,反而说了那句:“快去快回。”就是这一句,成了他抓住的唯一机会。
厕所外是一道竹篱笆。
他找了块木板,试着搭上去翻墙。
第一次掉下来了,脸磕破了。
第二次终于爬过去,消失在黑暗中。
上海这座城市,他太熟了。
从30年代当情报员开始,他就把这里的弄堂、小巷走了个遍。
那晚他没跑远,直接找到了冯和法——一位民盟成员,认识,信得过。
他说自己是为了救学生被抓,现在刚逃出来,需要个地方躲一躲。
冯也没多问,立刻把他安顿在同事家里。
几天后,上海解放。
他活下来了。
之后,他被安排到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工作。
但真正让他“回家”的那一步,走得不算快。
他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恢复党籍。
可直到1984年,才正式恢复,党龄从1926年算起。
那年,他已经快80岁了。
说起来也挺讽刺。
一个几十年都在为党工作的人,真正“回到组织”,却是在退休前。
不过这事儿他从没抱怨过。
反倒是每次提起那次越狱,他都说得很平静。
他说:“那晚看守没跟着我,我想,他是知道我是自己人。”
他没说出那看守是谁。
也许他真不知道。
也许不想说。
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少将”。
李蓉,《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汇编(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朱洪亮,《上海地下党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范纪曼口述,赵兰整理,《一位老地下党员的回忆》,载于《党史纵横》,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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