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仓将军：提前3个月安排家人撤离台湾，距他被捕仅有两个月。

明知台湾已是白色恐怖的漩涡，却在危险来临前火速送家人离境，自己留在最险处；明明再撑一阵或许就能团聚，却最终倒在刑场——陈宝仓将军1950年的这个选择，藏着革命者最沉重的取舍。

1949年12月中旬，台湾街头的特务越来越多，陈宝仓看着报纸上“破获匪谍案”的新闻，夜里跟妻子师文通说：“这边要出事，你带着孩子去香港，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就来汇合。”师文通舍不得，问能不能一起走，他摇头：“台南岸防炮位的坐标还没整理完，走了这些情报就送不出去了。”他知道正规渠道容易被盘查，特意找了香港老友、英商怡和洋行经理顾伯诚帮忙，托对方弄“商业考察团家属随行”的名额——这种身份能避开特务的重点检查，走基隆港的客轮去香港。

出发前一天，陈宝仓把家里的金条分成两份，一份塞给师文通：“到了香港先找个安静的地方住，别跟人提我的名字。”又把儿子最喜欢的玩具车塞进孩子的行李箱，摸着孩子的头说：“爸爸很快就来陪你玩。”1950年1月12日清晨，师文通带着孩子登船时，陈宝仓没去码头——他怕自己的出现引来特务注意，只在远处的巷子口看着客轮驶离，转身就回了国防部办公室，桌上还堆着没整理完的海防情报。从他12月中旬做决定，到家人撤离，前后才1个月，他心里清楚，多耽误一天，家人就多一分危险。

送走家人后，陈宝仓和吴石的接头更小心了。原本每月在台北中山堂旁的茶馆见两次，后来每次见面，他都要换两件衣服，绕两条街确认没被跟踪。2月中旬，他发现家门口总有陌生男人徘徊，去办公室时，身后也像跟着影子，他知道自己被盯上了。吴石那时也察觉危险，劝他：“先撤去香港，情报的事我来想办法。”可陈宝仓蹲在茶馆角落，小声说：“最后一份炮位坐标还没核对完，现在走，之前的努力就白废了。”他没说的是，自己走了，吴石身边就少了个能接触核心机密的人，这份责任他放不下。

1950年3月1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彻底叛变；3月3日，《中央日报》头版就登了“破获匪谍案”的消息，吴石当天就被抓了。3月4日，陈宝仓冒险去吴石家查看，刚到巷口就看见特务守着，他赶紧绕路离开，回去后连夜把没送出去的情报烧了，灰烬埋进花盆。吴石的老部下劝他：“现在走还来得及，渔船我帮你联系。”可他说：“得确认接收情报的人安全，不然我走得不安心。”

3月29日早上9点，陈宝仓正准备去国防部上班，刚出家门就被特务围住。他没反抗，只跟邻居说：“麻烦帮我跟家人带句话，我一切都好。”特务后来在他的办公室里，搜出了2月4日他签署的《台湾海防部署概要》，末尾“仓”字的签名成了铁证。审讯时，特务问他为什么不跟家人一起走，他只说：“我做的事，得有始有终。”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和吴石、朱枫等人一起被押赴马场町刑场。临刑前，他朝着香港的方向望了望——那里有他1月送走的妻儿，距离分别才5个月，距离他计划的“汇合”，也只剩2个半月。8月，师文通在香港收到台北亲友捎来的消息，知道他已经牺牲，当场哭晕过去；1953年，大陆官方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辗转送到她手里，证书上“陈宝仓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字，她摸了一遍又一遍。

1954年，陈宝仓的骨灰被运回大陆，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师文通抱着骨灰盒，轻声说：“你看，我们回家了，孩子们都还记得你说的话。”没人知道陈宝仓送家人走时，是不是预感到自己回不去；但所有人都清楚，他留下的2个半月，是为了心中的信仰，把生的机会全给了家人，把死的风险扛在了自己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