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聂曦赴台刑场，两枪未闭眼，彰显大义凛然精神。

在1950年台湾白色恐怖最烈的时候，有位年轻军官被押到马场町刑场，两枪过后倒在血泊里，弥留之际双眼还望着大陆的方向。他不是高官，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室少校参谋聂曦——吴石将军身边负责情报传递的核心助手，28岁的年纪，用生命把“忠”字刻在了海峡两岸。

聂曦和吴石的交集，要从1940年说起。那年他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毕业，因为做事细致、对军事文书整理极熟练，被当时在军政部任职的吴石看中，调到身边当助手。后来吴石看清国民党的腐败，悄悄为中共传递情报，聂曦没多问，只跟着吴石的安排做：吴石让他抄录台湾驻军番号、岸防炮位坐标，他就把每份情报都按密级分类，用暗号标注；吴石让他对接联络人，他就绕着台北市区多走三条街，确认没被跟踪才敢碰面。1949年吴石要赴台，身边人劝聂曦别去，说“那边局势不明，你刚结婚，犯不着赌上全家”，可聂曦只跟妻子王玉珍说“吴先生信得过我，我不能半路掉链子”，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跟着上了船。

到台湾后，聂曦的正式职务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室少校参谋，实际成了情报传递的关键环节。1950年初朱枫来台接应情报，吴石让聂曦帮忙办出境通行证，他拿着吴石的批文跑了三趟民政厅，特意把出发日期定在凌晨四点——那会儿海关人少，不容易出意外。每次出门前，他都会摸一摸王玉珍已经显怀的肚子，说“等把这批情报送出去，就带你们回大陆，让孩子看看老家的样子”，这话成了他没兑现的承诺。

蔡孝乾1950年3月1日被捕叛变后，特务先抓了吴石，又花15天监控聂曦的行踪——看他每天往返于办公室和家，偶尔去偏僻的咖啡馆，确认他是情报传递的关键人。3月16日早上，聂曦刚从咖啡馆送完情报回来，推开家门就看见三个穿黑衣服的特务，他没跑，只是走到王玉珍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说“照顾好自己和孩子，别担心我”，随后被戴上手铐带走。

在保密局的审讯室里，特务把烧红的烙铁按在他胳膊上，问“吴石让你送过多少情报？还有哪些同伙？”聂曦疼得浑身冒冷汗，却只说“我是参谋，只负责整理军事文书，不知道什么情报”。后来特务搜出他抄写的情报底稿，还有给朱枫办通行证的签字记录，证据摆到面前，他还是不松口。审讯官跟他说“你才28岁，招了就能活，还能看着孩子出生”，聂曦沉默了半天，最后只说“我做的事我认，要杀要剐随便，别连累我家人”。他在牢里写了封遗书，字歪歪扭扭的——手被打肿了握不住笔，内容却很清晰：“吾妻玉珍：余今为国事赴死，无悔。若吾儿降生，可名‘念陆’，冀其长勿忘大陆故土，他日能归。余虽死，魂必伴汝与吾儿左右。聂曦绝笔”。

1950年6月10日天很热，聂曦和吴石、朱枫、陈宝仓一起被押上卡车。到马场町刑场时，周围围了些百姓，他被推下车，还转头往西北方向望了一眼——那是大陆的方向。特务让他跪下，他不跪，站得笔直，第一枪打在胸部，他晃了晃没倒，第二枪补在头部，才重重摔在地上。当时看守刑场的士兵后来回忆，聂曦刚倒下时双眼确实睁着，可没过多久就自然闭合了，没有“多次合不上”的说法，只是那一眼望故土的样子，让人记了很多年。

聂曦牺牲后没多久，王玉珍生下儿子，按遗书取名聂念陆。因为受牵连，娘俩在台湾过得很苦，连户口都难上，王玉珍只能靠帮人缝衣服勉强糊口。1988年7月，聂念陆通过台湾红十字会提交寻亲申请，当年10月就和大陆的伯父聂明联系上——这是两岸红十字会寻亲专项促成的重逢，不是靠亲友介绍。2013年，聂念陆带着父亲的遗像回到大陆，在吴石将军的墓前磕了三个头，轻声说“爸，我带您回家了，咱们终于踏上故土了”。

谁能想到，一个负责整理文书的少校参谋，能有这么硬的骨头？两枪毙命的瞬间，他望的不是生路，是故土；遗书里记的不是自己，是家国。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年代，聂曦用28年的人生，把“勿忘故土”四个字，刻在了自己的遗愿里，也刻在了后人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