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原型刘焕荣，专杀黑帮老大，死前竟遭台湾众人求情！

2024年，一部周处除三害的电影，一经上映，便轰动一时，影片里主人公陈桂林，一人单挑整个台湾黑帮，这一幕看的大陆观众目瞪口呆，但是对于广大台湾同胞来说，却波澜不惊，只因这部影片的内容，是根据台湾真实事件人物改编而成。

原型正是岛内十大杀手之一的刘焕荣！

1989年台北深秋，雨黏得像甩不掉的枷锁。看守所铁门“哐当”撞上，刘焕荣脚腕镣铐在水泥地上拖出刺耳声响，洗得发灰的囚服领口磨出毛边，他却把腰杆挺得笔直，像根被风雨打弯又硬撑着立起的竹竿。

狱警为即将执行死刑的他，递来支皱巴巴的长寿烟，他叼在嘴里，打火机“咔嗒”响三下才点着，烟雾里，目光飘向台中——那里有老爹的水果摊，有眷村的闽南语吆喝，还有他十几岁时拍着胸脯喊“要当将军”的傻气梦想。

刘焕荣的老爹是台军的退伍老兵，脾气倔得像晒透的石头，靠摆摊卖水果养活一家，在那个动荡不堪的年代，老爹的水果摊时不时会面对地头蛇的敲诈，每每此时，父亲又只能陪着笑脸。

每天傍晚，染黄毛、穿喇叭裤的混混来收保护费，老爹递烟的功夫，刚摆好的橘子筐就被踢翻，金黄的橘子滚得满街都是，像撒了一地委屈。童年的刘焕荣躲在摊后，指甲掐进掌心，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以后要变强，强到没人敢欺负家里人。

国中时，他混进“小梅花帮”——名字软乎乎，实则是半大孩子抱团打架的团伙。第一次跟着“大哥”去赌场收保护费，他紧张得手心冒汗，把10块、50块的零钱往怀里塞，回去倒在“大哥”面前时，硬币撒了一地叮当作响。“大哥”随手丢给他两块钱，说句“够种”，刘焕荣就差点哭了出来——

如今想来，那两块钱连根冰棒都买不到，可当时他觉得，自己终于活出了“尊严”。

16岁那年，他干了件“惊天动地”的蠢事。他所在的眷村小弟，被台湾本地人帮派欺负，他抄起比人还高的木棍冲上去，凭着蛮劲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他以为自己是英雄，结果警察找上门，带头的竟是亲爹。

原来老爹怕他越陷越深，咬着牙报警想“拉他回头”。冰凉的手铐扣上来时，刘焕荣盯着老爹突然冒出的白发，憋半天只问出一句：“为什么是你？”

在少管所的日子，他一度恨了老爹好一阵子，觉得老爹“卖子求荣”。直到某天擦窗户，看见老爹探完监走在雨里，背比以前驼了不少，风一吹，白发晃得刺眼。

刘焕荣的眼泪砸在窗玻璃上——他想起老爹天不亮就去批发市场进货，想起老爹把最大最甜的苹果留给自己，想起老爹总说“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那天起，他发誓出狱后要洗心革面，考军校、穿军装，让老爹骄傲。

可命运总开恶意的玩笑。刘焕荣出狱后拼命读书，不仅考上高中，还成了班里的优等生。

毕业那天，教官问谁想考军校，他第一个举手，手举得比谁都高，眼里闪着光。可教官翻完他的档案，摇着头说：“有案底，不行。”这句话像盆冰水，把他从头浇到脚，连“当将军”的梦想也冻成了冰碴子。

刘焕荣坐在路边里，突然想通：白布染了黑，就算洗到破，也回不到原来的颜色了。

真正让他“彻底黑化”的，是摊前的一场意外。那天，一帮地痞又来收保护费，争执中眼看对方的刀要砍过来，他抓起案板上的刀，闭着眼回头一劈——没想到正好劈在对方喉咙上。

看着倒在血泊里的人，刘焕荣吓得腿软，却又有种破罐破摔的解脱：反正做不了好人，那就做最狠的坏人，让所有人都怕自己。

从那以后，刘焕荣成了江湖上的“神经仔”——意思是他下手没章法，还专挑大哥级人物杀，疯起来不要命。

1982年，桃园大树林帮的杨博丰扩张地盘，抢了巴德地区的利益，巴德的老大游国麟找到刘焕荣，甩给他40万说：“把杨博丰做了。”

下手那天，恰逢杨博丰朋友的告别式，灵堂外摆了解秽酒，黑道大哥们坐满一桌推杯换盏。刘焕荣混在人群里，穿件不起眼的夹克，等杨博丰一走进来，他掏出手枪“砰砰砰”连开五枪。

杨博丰倒在地上还没咽气，他又补了两枪，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据说当时满桌大哥吓得筷子都掉了，没人敢拦，连大气都不敢喘。

这一幕后来被周处除三害完完全全搬进了电影之中。

这事儿让刘焕荣一战成名，还被竹联帮元老董贵森看上。董贵森拍着他的肩膀，一脸江湖气地说：“跟我混，保你在台中横着走，没人敢惹。”刘焕荣当场答应，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杀大湖帮老大廖龙辉。

这廖龙辉号称“九命怪猫”，身边总跟着穿西装的替身，之前好几次暗杀都躲过了，像有不死之身。

董贵森

为了杀廖龙辉，刘焕荣像侦探似的跟踪了三个多月，把对方每天去酒店喝酒的时间、路线摸得门儿清。动手那天，他带着小弟埋伏在酒店外，小弟吓得浑身发抖，手心全是汗。

刘焕荣却一点不慌，让小弟去买卤味和啤酒，坐在车里边吃边等，还开玩笑：“等会儿完事了，哥请你吃大餐。”

等廖龙辉醉醺醺地从酒店出来，脚步虚浮地准备上车时，刘焕荣突然冲上去，一枪命中对方头部。这一下，“竹联帮冷面杀手”的名号传遍黑白两道，他还成了警方十大枪击要犯的第一名，悬赏金额高得吓人。

可这个“冷面杀手”，也有让人跌破眼镜的反差萌。有次他逃亡路过土城，正好遇上当地海山煤矿爆炸，74名矿工葬身井下。

看着矿工家属在矿坑外哭天抢地，他心一软，把身上带的几百万逃亡资金全捐了出去——那可是他的保命钱，捐的时候眼睛都没眨。

还有次逃亡路上，看到一家发生火灾，全家几口葬身火海，他看到新闻后，再次捐款。并在随钱包裹的纸上写道：“我杀的是黑道，跟无辜的人没关系，他们不该受苦。”

1984年，台湾启动一清专案大规模扫黑，刘焕荣跟着董贵森逃到菲律宾，却在那儿干了件后悔一辈子的蠢事。

当时有个叫陈南光的台湾商人在菲律宾躲债，刘焕荣和同伙想逼他交钱，把陈南光夫妇、陈振昌夫妇骗到马尼拉，给他们吃掺了安眠药的冰淇淋。

等四人昏迷后，他们捆绑起来逼问存款密码，拿到钱后，竟把四人推下山谷，连五个孩子都没放过。

万幸的是，两个女孩从山谷下爬了出来，成了灭门血案的目击者。事情曝光后，台菲两地舆论哗然，刘焕荣在菲律宾待不下去，只好逃到日本。

在日本东京的华人酒吧里，他认识了谢基——十大枪击要犯梁国凯的遗孀。谢基当时靠做酒家女为生，每天强颜欢笑伺候客人，两人都是天涯沦落人，聊几句就投缘，很快同居了。

那段日子，刘焕荣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甚至想过洗手不干，跟谢基开个小店过普通人的日子。可没安稳多久，1985年他因在日本贩毒被抓，直接遣送回台湾——刚看到点光明，又跌回黑暗里。

回到台湾后，刘焕荣被关在警备总部看守所，负责侦讯他的是台北市刑大除暴组组长侯友宜。也就是现在的台湾新北市长。

第一次见面，刘焕荣挺横，梗着脖子说：“当年你在金孔雀餐厅临检时，我的一把长枪都对准你了，要不是同伙拦着，你早没了。”侯友宜没生气，反而从包里掏出鱼下巴和鸭舌头——都是刘焕荣爱吃的。接下来一周，侯友宜每天带着这些零食来探监，跟他聊家常、聊小时候的事。

一周后，刘焕荣松口了，声音沙哑地说：“我就想再见我妈一面。”侯友宜点头答应，还真帮他办成了。

当母亲走进会见室，刘焕荣“扑通”跪下，抱着母亲的腿哭得像个孩子：”刘焕荣心里清楚，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那次见面后，他把所有犯案细节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还画了幅关公像送给侯友宜——画上的关公一手抚须、一手持刀，眼神凛然，和他当年杀人的狠劲有几分像。

在看守所的最后几年，刘焕荣迷上了画画，没事就涂涂画画，画钟馗捉鬼、画关公护法，一共画了三十多幅。他把这些画捐给妇女救援基金会义卖，钱全用来帮助失足妇女。

他跟来看望他的净耀法师说：“男人该保护女人，不是把她们推去火坑，我以前做错了，现在想弥补一点。”

当时岛内有20多位立委不分蓝绿，联名请求特赦刘焕荣，人权律师王清峰也为他奔走。可刘焕荣自己很平静，跟狱警说：“我杀了那么多人，死是应得的，不用挣扎，也不用同情。”

1989年10月27日，执行死刑的日子到了。刘焕荣拒绝了狱方准备的丰盛饭菜，只抽了一支烟、喝了两杯啤酒，最后一口闷了杯高粱酒。走向刑场时，他突然举起双手高喊：“人民万岁！我对不起这块土地！”

枪响的那一刻，他脑海里闪过的不是江湖厮杀，不是钱财名声，而是眷村里老爹推水果摊的背影，是高中时举着手想考军校的自己，是母亲白发苍苍的模样。

刘焕荣死后，器官被捐赠出去，延续了几个人的生命。有人说他是冷血杀手，死有余辜；也有人说他是性情中人，在黑暗里留了丝光明。其实他的一生，就像场荒唐的闹剧——想当保护家人的英雄，却成了人人喊打的反派；想回头时，早已没了退路。

就像他在日记里写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要是当初社会多给个机会，要是他能再坚持一下，或许他真能穿上军装，成为父亲骄傲的儿子，而不是江湖上那个让人又怕又叹的“神经仔”。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他的故事像首悲怆的黑道挽歌，提醒着每个人：一步错，步步错，有些路一旦踏上，就再也回不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