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数名开国元勋联名请求寻找“代号OX”，找到后享18级待遇

新中国成立那天，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礼炮齐鸣，英雄齐聚。

站在广场上的安子文、刘澜涛等开国元勋，个个难掩激动。

他们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回忆起那些刀光剑影的岁月，脑中竟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一个人——代号“OX”。

可大家都只知道这个代号“OX” 是山东人，连大概住址都不清楚，更不清楚是否在世。

第二天，一份电报火速从北京发往山东。中央明文要求：务必查清“OX”的下落，若健在，立刻护送进京。

这个人究竟是谁？他做过什么，让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同志念念不忘？

代号“OX”是谁？

曾经的北京市西城区草岚子胡同19号，在1930年代初是国民党设在北平的核心监狱，它的名字叫草岚子监狱。

1931年秋，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与此同时，他们在华北加紧镇压革命同志。

为了集中关押在北平、天津等地抓捕的大批革命者，国民党特务系统将草岚子胡同19号划为临时监禁点，老百姓一直叫它——草岚子监狱。

这一年夏天，中共河北省委遭遇重大打击。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军委常委薄一波、巡视员胡锡奎，以及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骨干党员，因叛徒出卖相继落网。几经转押，最后都被送进草岚子。

与此同时，北平、天津两地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又有几十名党员接连被捕。短短数月，草岚子关满了北方地区组织的核心骨干。

可谁都没想到，这些共产党人在狱中并没有沉沦。他们在铁窗之下迅速建立了秘密党支部，由殷鉴担任书记。明确提出——要“扛着红旗走出监狱”。不仅要在监狱里继续同敌人作斗争，还要把这里变成学习马列主义、锤炼队伍的“党校”。

与此同时，狱中党组织还提出：必须主动应对狱方控制，加强防范，甚至要策反关键人物。

特别是当时的看守班长牛宝正。

为了便于秘密称呼，大家给牛宝正起了一个英文代号：OX（按英语“牛”的发音），中文叫“欧克司尹”。从此，狱中的大家一提“OX”，彼此心照不宣。

牛宝正出生于山东无棣，1886年生人，早年家贫，读书不多。

1919年进入无棣县警察大队当骑兵，后来混迹军界，曾当到分队长。军阀混战后，因直鲁联军失败，他在1928年弃武还乡。

回家务农几年，生活清苦，后来只身北上谋生。

在北平碰壁两年，最终靠朋友引荐，通过宪兵侦缉队长高继武的关系，被安插进草岚子监狱担任补缺班长。

谁也没料到，这个地位不高、来头不大、外表粗犷的看守班长，后来竟在共产党人心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功不可没的“第一联络人”

牛宝正跟其他看守动辄吼骂、拳脚相向的作风截然不同。

他从不在“犯人”面前摆威风，反倒显得有点内敛、有点憨厚。

草岚子监狱里的人对他一开始只是心生戒备，但时间一久，不少人私下里说，这个牛班长，有点意思。

真正让杨献珍注意到牛宝正的，是一封家书。

那天午后，值勤换岗没多久，牛宝正悄悄摸到杨献珍门前。他不像平时例行查房那么干脆，而是犹豫地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信纸，说了句：“杨先生，我有点事，想请您帮个忙。”

原来，牛宝正刚从山东老家收到信，说他七十多岁的老娘病重，急需用钱，可家里揭不开锅。

他想写封信回去，又苦于不识文断字。几个看守虽识字，但他不愿让他们知道自己家中穷困潦倒。他心里难堪，话也说得不利索。杨献珍听完，轻轻点头，答应了。

就在那封信的代笔过程中，杨献珍捕捉到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牛宝正有情有义，有孝心。

他只是一个在现实中挣扎求生的穷人。

杨献珍

当天夜里，杨献珍向狱中党支部做了书面汇报。党支部判断：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指示随即下达——要从思想上鼓励他，从生活上帮助他，用真诚、耐心、团结的方式影响他。

从那之后，杨献珍一有机会就主动与牛宝正搭话。他不说大道理，只谈生活琐事

几次交谈后，杨献珍找准了一个切口。他递给牛宝正几块银元，说：“我也不宽裕，但您母亲的病不能耽误，这点心意请您收下，别推辞。”

牛宝正愣了一下，眼圈都红了。

不久，杨献珍又提出一个小小请求：“兄弟喜欢读点书、看看报，进来好几个月，心都闷坏了。牛班长要是能帮忙买几份书报，我一定感激。”

牛宝正没有推辞，只是低声说了句：“杨先生，这事儿……千万不能跟别人讲。”

从那天起，草岚子监狱里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进步书刊。

杨献珍负责整理、翻译、讲解，每天定时学习。铁窗之下，理论的火苗被重新点燃。

而牛宝正，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这一切深深影响。他耳濡目染，看到共产党人面对酷刑时的镇定与坚定，他的内心，逐渐被撬开了一个口子。

一次深夜审讯后，他回到值班室，沉默良久。第二天，他开始主动帮忙送书、传口信，还偷偷传出狱中党组织写下的材料。

从此 每到探监日，牛宝正提前安排好路线。党组织的同志扮作亲属进入探监室，他负责“监视”，实际上则为接头双方提供掩护。他还多次派自己的妻子、儿子，晚上带着信件、书刊，从鼓楼大街、东四十条一路跑到翠花胡同的联络点，暗中来回传递信息。

然而，好景不长。

1934年底，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线报，怀疑监狱内存在秘密组织。18人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

很快，一个宪兵班进驻草岚子，进行拉网式排查。

情况紧急，牛宝正第一时间通风报信，通知杨献珍。党支部迅速部署反侦查措施，提前销毁文件，调整通联线路，并统一了答辩口径。

几天后的审查中，党员们态度坚定，没有暴露一个组织成员，反倒激励了狱中其他人。第一次反审查斗争，就这样赢了下来。

1935年初，牛宝正再次送来重要情报：政训处将展开第二轮审查，第三宪兵团准备派两名特务假扮犯人潜入监狱。他还传来最关键的一条——南京方面密令，要秘密处决12名被关押的骨干党员。

这条消息震动整个狱中党组织。大家立即组织行动，将被点名的同志身份隐藏，迅速转移学习材料，准备应对突变。又一次，他们保住了队伍、守住了秘密。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牛宝正。

到了1936年，局势起了变化。

抗日救亡的呼声席卷全国，我党在白区的工作任务愈加繁重，而干部紧缺的问题也愈发尖锐。尤其是北方局，急需大量有经验、有斗争意志的骨干力量。

可当时，有起码五六十名老党员正关押在草岚子监狱。

这些人个个都是打过硬仗、经受过锤炼的中坚力量。很快，中央决定采取策略性办法，营救被捕干部出狱。

可如果大批人突然提出出狱申请，势必引起当局警觉。于是狱中支部决定：分批出狱，减少目标。

1936年9月上旬，第一批9人出狱，安子文、杨献珍、薄一波、刘澜涛等悉数在列。

9月22日，第二批21人获释。此后陆续分批出狱的，共计61人。他们出狱后有的先行分散，有的迅速接上组织关系，重新投入战斗。

这场特殊的“营救”能成功，关键一环，仍是那位“第一联络人”——牛宝正。

这些秘密信件、出狱名单、分批安排、探监接头、外文密信，几乎全是他亲手传递的。他身在敌营，冒着极大风险，却从未退缩。

同志们在草岚子监狱原址合影

可1936年底，牛宝正因与政治犯接触频繁，被敌人怀疑。他被秘密拘捕，双手反绑，脚戴重镣，投入监室。随后遭受连日审讯，严刑逼供，软硬兼施。

他沉默以对，死咬牙关，在各种拷打之下始终未供出任何一人。

面对拒不招供的“叛徒”，敌人准备处以极刑。

生死关头，是北平地下组织出手了。他们制定了周密计划，组织营救力量，将牛宝正秘密送出北平，并安排其家人迅速撤离。

之后，这个曾在革命暗线上立下赫赫功勋的“OX”，从此消失在人海。

找到后享18级待遇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地风云激荡，人民终于站起了身。

曾在草岚子监狱坚持斗争的同志，如今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他们始终没有忘记牛宝正。

如今共和国建立了，可他的下落，却无一人知晓。只知道，他是山东人，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于是，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当即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建议尽快查找牛宝正下落，并将其接入北京。

很快，一纸中央加急电文发往山东，指示地方党委立刻协查此人身份、原籍与现状。

山东省委接电后高度重视，责成组织部门立即展开调查。幸运的是，一位曾在渤海抗日根据地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起，牛宝正好像是无棣县东关附近的人。

于是，1950年4月，山东省委正式行文垂直下达至无棣当时所属的垦利地委（今滨州市委）。

地委书记看完省委公函后，亲自安排人手，限期查明情况。

没过几天，就有一名基层工作人员反映：城东关现在有个正在接受管制的人，就叫牛宝正。

原来当年牛宝正逃出北平后，携家回到无棣，做点小买卖糊口。

解放后，因为“旧职成份”不明，起了一点争议。

为确认牛宝正的真实身份，当地的同志在一次和牛宝正的谈话中提起“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名。

牛宝正摇头：“没听过。”

但他立刻补充：“不过我认识‘徐子文’‘刘华甫’。”他甚至能说出他们的相貌、性格、讲话口音，跟监狱里的许多细节一一对上。

答案终于揭晓。

原来，当年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出于安全考虑，大多使用化名。“徐子文”“刘华甫”正是安子文、刘澜涛当年的公开身份。

能记得这些细节的人，除了当事人，就只有参与过的“自己人”。

至此，牛宝正的真实身份被正式认定。

县委的同志们再次登门，将这段尘封十余年的革命秘密告诉了牛宝正。

牛宝正一听，愣住了。紧接着，他双眼泛红，泪水夺眶而出。

抵达北京后，刘澜涛、杨献珍等人亲自接见了他。他们一见面就紧紧握住牛宝正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一直在找你。”

杨献珍

组织考虑其经历和特长，将他安排在北京市公安局草岚子监狱工作，担任预审助理干部，行政十八级。其子牛建中，也被妥善安排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1954年11月，牛宝正因病去世，终年68岁。

他或许不曾在战场冲锋，但他曾在最危险的铁门边上，为共产党人打开了一道光亮。

虽然他的事迹不为人所知，但他依然是一名伟大的英雄。

参考资料：

建国初的中央急电:寻找秘密战线的功臣“OX” 王贞勤
我奉派寻找“OX”的经过 张学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