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一生：诗史大唐

在璀璨的唐代诗坛上，白居易如一颗温润而明亮的星辰，以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的创作理念，为后世留下了三千余首传世诗篇。他的一生，既有少年得志的意气风发，也有贬谪外放的失意彷徨；既在朝堂之上直言进谏，也在江湖之远寄情山水。从长安的繁华到江州的孤舟，从杭州的西湖到洛阳的香山，白居易用脚步丈量着大唐的疆域，用笔墨记录着时代的悲欢，最终成为跨越千年依然被人铭记的 “诗王”。

一、少年漂泊：乱世中的苦读与成长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 年），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中小官僚家庭。彼时的大唐，历经安史之乱的重创，藩镇割据、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身为地方官员，为躲避战乱，多次携家眷迁徙，白居易的童年与少年时光，便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在漂泊的岁月里，读书成了白居易唯一的慰藉。他自幼聪慧，且异常刻苦，史载他 “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为了精进学业，他常常 “口舌成疮，手肘成胝”，这种近乎严苛的自律，为他日后的文学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贞元三年（787 年），16 岁的白居易随父迁居徐州，途经长安时，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诗中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一句，以野草顽强的生命力，既暗喻了自己在乱世中不屈的意志，也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文学才华。当时的大诗人顾况读到这句诗时，不禁感叹：“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这句评价，不仅改变了顾况对白居易的看法，更让年轻的白居易在长安诗坛初露锋芒。

贞元十六年（800 年），29 岁的白居易参加科举考试，一举登第，成为当年及第的十七人中最年轻的一位。登第后，他与同科进士元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日后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成为唐代诗坛的一段佳话。在长安的这段时光，白居易满怀理想，渴望能在朝堂之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国家和百姓贡献力量。他在《初授拾遗》一诗中写道：“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 字里行间，满是初入仕途的喜悦与对未来的憧憬。

二、仕途起伏：直言进谏与贬谪之痛

贞元二十年（804 年），白居易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永贞元年（805 年），唐顺宗即位，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推行 “永贞革新”，试图打击藩镇势力、整顿吏治。白居易对这场革新充满期待，积极支持革新派的主张。然而，这场革新仅持续了一百四十六天便宣告失败，唐宪宗即位后，革新派成员纷纷被贬，白居易虽未直接参与革新，但也受到了一定的牵连，仕途一度受挫。

元和三年（808 年），白居易被任命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向皇帝进谏的官职。任职期间，白居易始终坚守 “兼济天下” 的儒家理想，以直言敢谏著称。他多次上书唐宪宗，针砭时弊，提出了许多切中要害的建议。例如，他曾在《论和籴状》中批评朝廷强行向百姓征收粮食的 “和籴” 制度，指出这种制度 “名为和籴，实为强征”，导致百姓 “破产以供”，恳请皇帝废除这一弊政。在《论盐法之弊状》中，他又揭露了盐铁专卖制度的弊端，主张改革盐法，减轻百姓负担。

除了上书进谏，白居易还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融入诗歌创作中，倡导 “新乐府运动”。他与元稹、李绅等人一起，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同情百姓疾苦的乐府诗。这些诗歌语言通俗、主题鲜明，如《卖炭翁》中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的卖炭翁，《观刈麦》中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的农夫，《杜陵叟》中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的贪官污吏，都以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情感，揭露了社会的不公，表达了对百姓的深切同情。白居易曾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提出新乐府诗的创作目的：“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这种以诗为谏、关注现实的创作理念，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白居易的直言敢谏也得罪了不少权贵。元和十年（815 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镇势力刺杀，朝野上下震惊不已，却无人敢站出来发声。白居易不顾自身安危，率先上书请求严惩凶手，却被政敌指责为 “越职言事”，随后又遭人诬陷，说他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他却还写《赏花》《新井》等诗，“大逆不道”。唐宪宗听信谗言，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的贬谪生活，是白居易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从繁华的长安来到偏远的江州，从备受重用的左拾遗沦为闲散的司马，巨大的身份落差和政治失意，让白居易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迷茫之中。他在《琵琶行》中写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这句诗既是对琵琶女悲惨命运的同情，也是对自己贬谪处境的感慨。在江州期间，白居易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他的思想逐渐从 “兼济天下” 转向 “独善其身”，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除了继续创作反映现实的诗歌外，也写下了更多抒发个人情感、寄情山水的作品，如《庐山草堂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庐山修建草堂的过程，以及在草堂中 “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 的闲适生活，流露出对归隐生活的向往。

三、地方理政：心系百姓的务实之举

元和十三年（818 年），白居易改任忠州刺史。忠州地处偏远，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到任后，白居易没有沉溺于个人的失意，而是积极投身于地方治理。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需求，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措施改善民生。

他首先关注农业生产，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他亲自到田间地头视察，指导百姓种植农作物，还写下了《劝农》诗，劝诫百姓重视农业，勤劳耕作。在他的努力下，忠州的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百姓的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其次，白居易还注重文化教育的发展，他在忠州修建学校，聘请教师，鼓励百姓子弟入学读书，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平。此外，他还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得到了百姓的爱戴。

长庆二年（822 年），白居易调任杭州刺史。杭州是当时的富庶之地，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水利问题。杭州的西湖是重要的水利工程，但由于年久失修，湖面淤积，灌溉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白居易到任后，立即组织百姓疏浚西湖，修筑堤坝。他亲自规划堤坝的位置和规模，带领百姓日夜劳作，最终修成了一条长达五里的堤坝，后人称之为 “白堤”。这条堤坝不仅解决了西湖的淤积问题，还灌溉了周边数千亩农田，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白居易还制定了严格的西湖水资源管理制度，规定了灌溉的时间和水量，确保了西湖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在杭州期间，白居易还十分关心百姓的生活。他了解到杭州百姓饮水困难，便组织人力开凿水井，解决了百姓的饮水问题。他还减免了百姓的赋税，鼓励商业发展，使杭州的经济更加繁荣。离任时，白居易对杭州充满了留恋之情，他在《别州民》一诗中写道：“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表达了他对杭州百姓的深厚感情和对杭州的牵挂。

宝历元年（825 年），白居易又调任苏州刺史。苏州与杭州一样，也是江南的富庶之城，但当时苏州因遭受战乱破坏，社会秩序混乱，百姓生活不安定。白居易到任后，首先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很快就恢复了苏州的社会秩序。他还重视城市建设，修复了苏州的城墙和桥梁，改善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在苏州任职期间，白居易依然保持着勤政爱民的作风，深受苏州百姓的爱戴。

四、晚年归隐：香山居士的淡泊与超脱

大和三年（829 年），58 岁的白居易因身体原因，请求辞去官职，回到洛阳定居。此后，他虽然也曾短暂出任过一些官职，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诗歌创作和闲适生活上。晚年的白居易，心境逐渐变得淡泊超脱，他不再执着于仕途的得失，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与友人交往、游览山水、整理自己的诗作。

在洛阳，白居易与刘禹锡、裴度等老朋友时常相聚，饮酒赋诗，畅谈人生。他们一起游览洛阳的名胜古迹，如龙门石窟、香山寺等，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尤其喜爱香山寺，他常常在香山寺居住，与寺中的僧人交往甚密，后来还自号 “香山居士”。他在《香山寺二绝》中写道：“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酿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描绘了自己在香山寺闲适自在的生活。

晚年的白居易，创作热情依然高涨。他整理自己一生的诗作，编成了《白氏长庆集》，收录了自己从年轻时到晚年的大部分作品。这部诗集不仅是白居易个人文学成就的总结，也是唐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记录，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同时，他还继续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风格更加闲适淡泊，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自然的热爱。如《池鹤》中 “高竹笼前无伴侣，乱群鸡里有风标”，借池鹤的形象表达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醉吟先生传》中，他以幽默诙谐的笔调，描绘了自己 “放情自娱，酩酊大醉” 的生活状态，展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

会昌六年（846 年），75 岁的白居易在洛阳逝世。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家产捐赠给香山寺，用于寺庙的修缮和僧人的生活。他还要求家人在他死后，将他葬在香山寺附近，以便永远陪伴着他喜爱的香山寺。

五、诗史永存：白居易的文学成就与影响

白居易的一生，是为诗歌奋斗的一生。他创作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反映社会现实、同情百姓疾苦的乐府诗，也有抒发个人情感、寄情山水的抒情诗；既有语言通俗、平易近人的白话诗，也有格律严谨、意境优美的律诗。他的诗歌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而且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理论方面，白居易提出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的创作理念，强调文学要反映时代现实，关注社会问题，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他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不仅在唐代诗坛掀起了一股现实主义的创作浪潮，而且对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明代的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诗歌创作方面，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他的乐府诗善于运用生动的形象和鲜明的对比，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公，表达对百姓的同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如《卖炭翁》通过对卖炭翁外貌、动作和心理的细致描写，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却又命运悲惨的劳动者形象，让人读后深受触动。他的抒情诗则意境优美，情感真挚，语言清新自然，如《钱塘湖春行》中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钱塘湖春天的美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除了对文学的影响，白居易的思想和人格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始终坚守 “兼济天下” 的儒家理想，在仕途上直言敢谏，关心百姓疾苦；在失意时，他又能保持 “独善其身” 的豁达心态，不随波逐流，坚守自己的品格。他的这种精神，激励着后世无数文人墨客，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精神榜样。

从少年漂泊到晚年归隐，从直言进谏到心系百姓，白居易的一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缩影，也是一位文人坚守理想、追求真理的写照。他用诗歌记录时代，用行动践行初心，最终成为唐代诗坛的一座丰碑。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白居易的诗作，依然能感受到他对国家和百姓的深情，感受到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他的诗歌，如同一盏明灯，跨越千年的时光，依然照耀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到文学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