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技术包裹生活、“青春”常被消费，当代青年如何承接过往的精神能量

从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振臂高呼，到《青春之歌》林道静的成长轨迹，1900—1959年间，“青年”始终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核心符号。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教授宋明炜所著的《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年）》（以下简称《少年中国》），便串联起这段历史中思想者的探索与文学作品的脉络。

此次对话，不仅有回溯，更直面当下——当技术包裹生活、“青春”常被消费，当代青年如何承接过往的精神能量？希望读者能在阅读与回望中寻得青春坐标，在思考中汲取成长力量。

“少年中国”的一个甲子

上观新闻：您的《少年中国》从最初构思到最终出版，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在这个过程中，本书的研究方向或内容重点有没有发生过调整？

宋明炜：调整肯定是有的。早在1999年，我就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文章《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完全聚焦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文学长成，但那时候我眼里只有“当下的青春文学”，没想着往历史深处走。后来准备博士论文，才突然觉得不能只看眼前，要搞清楚“青春与文学的关系”，得往回找根源，这才把视野拉到100多年前，从晚清开始梳理。

到了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的重点还是“青春与文学”的历史关联，没涉及科幻。真正的调整是在准备本书英文版时，我发现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初的一些作品，比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里面有很多奇幻、未来的想象，这让我开始关注科幻领域，也意识到科幻其实是理解“少年中国”想象的另一个角度，所以后来才把科幻研究作为延伸，不过这部分没太多放进《少年中国》的正文，主要是个人研究方向的拓展。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将研究时间段锁定在1900—1959年，这个区间的选择有什么特殊考量？背后是否有深层的历史逻辑？

宋明炜：1900到1959年，刚好是60年，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一个甲子，这个时间跨度和“少年中国”的话语演变紧密相关。最早把“少年中国”作为话语诉诸成文的是梁启超，1900年他提出《少年中国说》，1902年又写了《新中国未来记》，用小说的形式给“少年中国”提供了一个蓝图。梁启超当时是按照人的生命历程来考量国家发展的，他觉得一个国家从初创到成为强国，大概需要一个甲子的时间。

不过严格来说，若按梁启超的蓝图，时间线应该是1902年到1962年，但我把它定在1900—1959年，因为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这一年有一部标志性作品——杨沫的《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作为献礼片，这是当时的国家工程，也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她离开旧家庭，到新式学校、北京大学接受教育，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她的成长历程其实投射出了国家的发展过程。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这部电影的出现，相当于给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从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横渡太平洋的迷茫中构想新中国，到1959年《青春之歌》上映，青年形象与历史、国家融为一体，成为“崇高”的象征，这60年的呼应太关键了，所以我选择了这个时间段。

夏令营的青年学生（《幸福的中国青年》，1955年）

追求飞扬，缺少平凡

上观新闻：除了《少年中国说》和《青春之歌》这“一头一尾”的标志性作品，书中还提到了哪些对“少年中国”建构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或作品？这些内容又如何丰富了“少年中国”的内涵？

宋明炜：我这本书的核心思路之一，是不把“少年”“青年”“少年中国”这些词语当成天然存在的概念，而是把它们看作“建构”的结果，所以会重点梳理这些词语背后的话语历史，这背后是一个文化政治空间，里面有很多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比如晚清的报人黄远庸，他是上海报业的重要人物，发明了通讯文体，笔名就是“少年中国”，当年很多人都自称“少年中国”，他就是其中之一。黄远庸在袁世凯要称帝时一路逃亡，途中写了很多文章，强调个体改良的重要性，认为要改变中国，首先要让个体实现“自觉”，他的这些文章其实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我在书的第二章最后一个单元，专门写了“黄远庸的最后一次旅行”，讲他的经历和思想。

还有更早的容闳，20世纪他写了自传《西学东渐记》，那时候很少有中国人写自传，他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唤醒中国青年，让他们看世界、走进世界。容闳还最早促成了中国幼童赴美游学，希望通过西式教育改变青年的人生轨迹，进而增强国民力量，他的想法属于洋务派，也是“少年中国”话语建构的重要一环。有意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还在美国探访过容闳，当时洋务运动已经失败，容闳挽救大清的梦想破灭，而梁启超在思考宪政革命，黄远庸后来又主张文学革命，这几个人的思想勾连，其实反映了不同阶段对“新中国”构造模式的探索，且都强调青年的作用。

到了陈独秀那里，“新青年”的话语又有了新发展。梁启超讲“少年”，更看重少年的能量，但没给太多规范；陈独秀则对“新青年”提出了具体要求——要进步、不保守，要务实、不虚伪，要面向世界、不闭塞。他既看重青年的能量，又提出了“规训”，比如巴金《家》里的高觉慧，就是经过一番觉悟后走出家庭，成为“新青年”的代表，这就是陈独秀“新青年”话语的文学体现。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还关注“成长小说”这一文学主题，在“少年中国”的语境下，中国的成长小说与西方相比，有哪些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特点？

宋明炜：这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成长小说。最早梁启超写《新中国未来记》，想讲述“少年中国”的故事，但他作为政论家，缺乏文学想象空间，只想着中国能快速成为强国，却没考虑青年成长过程中的具体困境——比如求学、融入社会、面对困难这些实际问题。

真正在文学上做出尝试的是吴趼人，他的《新石头记》很有意思，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拉到了当时的上海。贾宝玉在书中完成了转变，从“儿女情长”到开始“爱国”，他看到洋人夺走中国权力，立刻有了家国意识，还努力学习新知识。吴趼人写到后面，让贾宝玉去寻找“文明境界”——一个融合中国传统仁义礼仪和现代物质发展的社会，最后在浦东举行万国和平大会，东方文明老先生现身说法，展现中国文明的复兴。但吴趼人没让贾宝玉参与“文明境界”的建设，贾宝玉成了“时间旅行者”，只能旁观，这种写法其实写出了个体在历史中的无奈，也体现了文学的力量——既建构历史，又关注个体经验。

到了五四运动之后，叶圣陶的《倪焕之》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以单一主人公精神成长为情节的白话长篇成长小说。成长小说的核心是主人公精神与外部世界的搏斗，《倪焕之》里的主人公就经历了三重失败：教育上的失败、爱情上的失败、社会斗争中的失败。他的爱情失败不是因为封建礼教，而是被日常生活消磨掉了，这一点很真实，但当时很多革命青年批评这部小说，茅盾还专门为它辩护。

之后茅盾自己写的成长小说又有了突破，他大胆描写女性的性觉悟，还把这种觉悟和革命力量结合起来，虽然当时有人批评他，但他确实丰富了成长小说的内涵。再到巴金的《家》，高觉慧离开家就戛然而止，小说没写他离开家后的经历，留了空白。这些作品一步步建构起中国的成长小说传统，核心就是“新青年离开家庭、应对社会、经历恋爱”的情节模板，这和西方成长小说有很大不同。

上观新闻：与同时期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青年的精神有哪些鲜明的特色？

宋明炜：其实“少年与国家绑定”“成长小说承载建国叙事”是全球现象。德国作为后发国家，歌德那代人用《威廉·迈斯特》系列书写青年成长与国家建构；意大利的“少年意大利”运动也影响了梁启超，他翻译过《少年意大利纲领》，《少年中国说》里也有很多借鉴。但中国的独特性，我觉得和对自身传统的对话、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有关。

在德国成长小说里，比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主人公会关注日常生活——看到邻里吵架、洗衣做饭，他会感到欢喜，精神追求和物质生活是共存的，歌德既写精神成长，也不排斥对物质生活的热爱。但中国的成长小说里，绝大多数作品都在回避或厌恶日常生活空间。比如巴金早期小说《灭亡》里的杜大心，晚上听到隔壁夫妻吵架就烦躁，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日常生活；鲁迅也在《文化偏至论》里说过“掊物质而张灵明”，强调精神的重要性。

这种对精神的过度追求、对物质的轻视，是中国青年文学形象的一个显著特点，茅盾算是个例外。那个时代的青年形象，太追求飞扬，缺少平凡，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这和西方青年形象里“精神与物质平衡”的特点很不一样。

一种“矫正”后的“回归”

上观新闻：过去“少年中国”叙事里的青年，多是“与过去割裂、为理想奋斗”的形象，而现在我们身处大数据、AI普及的时代，青年被各种技术和规则包裹，比如您说“光一个微信就把大家全部勾连得很好”，这种环境下，当代青年还能找到“割裂过去、突破常规”的成长可能吗？

宋明炜：现在的青年确实很难像过去那样“彻底割裂”了。过去的青年离开家，可能就和旧家庭断了联系；但现在的青年，即便去了远方，一个微信、一个视频电话，就能和家里保持联系，还信用卡、查行程，都被各种App“规训”着，人生好像被“确定”了，很少有“突然离开常规轨道”的可能，顶多就是离开家旅游几天，最后还是要回来。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突破”的可能，只是形式不一样了。过去的突破是“革命式”的，比如林道静参加革命，改变的是国家命运；现在的突破更多是“细微式”的，比如有的青年放弃大城市的高薪工作，去偏远地区做公益支教，或者研发环保技术解决局部环境问题——这些事不像革命那样轰轰烈烈，但也是在“突破常规”，在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

关键是现在的青年要不要有“突破”的意识。过去的青年是“不得不突破”，因为国家在危机中；现在的青年是“可以选择突破”，选择把青春能量用在有意义的事上，还是只满足于眼前的快乐。就像我书里提到的“微人类”，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只追求当下快乐，但如果当代青年都像“微人类”那样，就很难有成长的突破了。

上观新闻：您刚提到，过去“少年中国”的文学里，大多回避日常生活，而现在很多青年关注“一地鸡毛”的生活琐事，甚至现在的“青春文学”也多是消费青春、描写日常。您觉得这种从“回避日常”到“关注日常”的转变，是青年精神的“退化”，还是“回归真实”？

宋明炜：不能简单说是“退化”，更像是一种“矫正”后的“回归”。过去回避日常生活，是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不允许——国家都要亡了，哪有心思关注柴米油盐？所以那时候的青年文学，必须把“家国理想”放在第一位，日常琐事只能被忽略，甚至被视为“拖后腿”的东西。

但也有一些作品兼顾了精神追求和物质生活，鲁迅的《伤逝》算一个，虽然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但写了青年的爱情和日常生活。子君和涓生自由恋爱，结婚后住在小院子里，子君学着做饭、养鸡，涓生写文章赚钱，这就是很真实的日常生活。鲁迅没回避这些细节，他写子君怎么从“追求自由”变成“被生活困住”，写涓生怎么从“热爱子君”变成“厌倦子君”，原因不是封建礼教，就是“没钱、没活路”——日常生活的压力，把他们的爱情和理想都磨没了。

还有张爱玲，虽然她的作品不在1900—1959年的研究范围内，我发现，她的写法和当时的“少年中国”作家完全不一样。她写上海的市民，写他们怎么买小菜、怎么谈恋爱、怎么关注柴米油盐，不写革命、不写理想，只写日常生活。她刚好填补了“回避日常生活”的空白，让我们知道那时候的青年，不只有“革命青年”，还有“普通青年”，他们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不是只有家国大事。

现在的大部分作品都关注日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稳定了，不用再担心“国家危机”，青年有条件去关注自己的生活，去思考“怎么过好每一天”，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能把这些日常琐事处理好，能在平凡生活里找到意义，也是一种成长。

但要注意，“关注日常”不等于“只关注日常”。现在的问题可能是“过度关注物质日常，忽略精神追求”。比如有些青春文学，只写恋爱、吃喝玩乐，完全没有理想和责任，这就不是“回归真实”了，而是“迷失”了。好的状态应该是“日常里有理想”，比如有的青年一边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一边坚持做公益、搞创作等，这是当下青年精神该有的样子。

找到“属于当下的力量”

上观新闻：您在书的结尾提到刘慈欣的《微纪元》，用“微人类”的未来追问“新青年的意义”，那在您看来，当下的青年还能找到“少年中国”式的精神力量吗？

宋明炜：能，但不是复刻过去的“革命力量”，而是找到“属于当下的责任力量”。过去的“少年中国”精神，核心是“救国家”；现在的青年，不用“救国家”，但要“建设国家”，要面对技术变革、环境问题、社会公平这些新挑战。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人做公益、搞环保、研发科技，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让生活更好”，这就是当下的“少年中国”精神——不是“飞扬的、剧烈的”，而是“踏实的、具体的”。

“微人类”的未来是一种警示——如果只追求眼前的快乐，没有责任和担当，那青年就失去了精神力量。但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他们虽然喜欢轻松的青春文学，但也在默默做实事：有人去偏远地区支教，有人研发新技术、新能源，有人为弱势群体发声。这些事不像“革命”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是在改变世界，也是“少年中国”精神的延续。所以我觉得，当下的青年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只是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

上观新闻：如果让您给当下的青年推荐几本书，帮助他们理解“少年中国”的精神，您会推荐哪几本？为什么？

宋明炜：第一本肯定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感受那种“少年强则国强”的气势，知道我们的前辈对青年有怎样的期待。第二本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不是让他们学林道静去革命，而是让他们看看，过去的青年是怎么面对困难、怎么坚持理想的，那种“不放弃”的精神，现在依然需要。第三本是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面说“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在讲“传承”——过去的青年为我们指向了光明，现在的青年也要让下一代拥有更光明的未来，这种传承就是“少年中国”的核心。

另外，我还会推荐刘慈欣的《微纪元》，不是让他们相信“微人类”，而是让他们思考：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青年？想给未来留下什么？这几本书加起来，既有过去的理想，也有当下的思考，能帮他们更全面地理解“少年中国”的精神，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年）》

宋明炜 著

康凌 肖一之 樊佳琪 廖伟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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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当技术包裹生活、“青春”常被消费，当代青年如何承接过往的精神能量》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