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到底叫什么名字？︱刘德科

文︱刘德科

昨天晚上〔2025/10/9〕，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他的名字有点难记，叫做「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

有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写颠倒了啊？你看瑞典文学院是把他叫做「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László Krasznahorkai）啊。

匈牙利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都是先姓后名；欧美国家通常习惯先名后姓，而且他们硬是要把我们中国人或匈牙利人的名字颠倒成他们的先名后姓——所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就变他们颠倒成了「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姓氏，拉斯洛是名字，按照匈牙利人与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他就应该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作为中国人，我不能接受西方人颠倒我们的姓名。所以，在我这里，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必须是先姓后名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所幸，在我们中文译本里（无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还是浙江文艺出版社），这位诺奖获得者的译名，就是先姓后名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我们中国人很讲究的是「名不正，则言不顺」。

作为一位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很喜欢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他来中国时，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10座城市。他甚至在街上找人就问：你读过李白吗？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是什么关系？哪怕回到了匈牙利，他也喜欢听京剧，用筷子吃饭，开口闭口就会聊到中国。

房地产需要关注诺贝尔文学奖吗？不需要。但我们知道，房地产是一个非常需要跨学科协作思维的行业。房地产从业者最好是「知道分子」，对于各个领域的事情最好都保持「略懂」状态。每一个「略懂」，都有可能突然启发你对于空间场景的灵感。

过去几年，我们无意间也会写到一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你也可以随意看看。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节选自

原载于2020年10月9日「德科未来城市」

昨天〔2020/10/8〕，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今年的得主是：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冷不丁，书架上某一本书的作者就得了诺奖：去年是奥地利剧作家彼得·汉德克，今年是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这说明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中国的视野很广——一个非公众明星式作家，在未得诺奖之前，就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在中国公开出版。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他们这样的非公众明星式作家，在未得诺奖之前，中文译本的印数通常是5000 册，最多不会超过 1 万册。译者的稿费微薄，出版人的利润也微薄。但每年还是会有大量这样的文学译作在中国出版——量大，才能捕获每年新公布的诺奖作家。

所以啊，别轻易感慨中国的人心浮躁或文学没落。这么感慨的人，是他自己浮躁。

当然，露易丝·格丽克的书已经全网断货了——在诺奖宣布的一个小时之内，京东与当当就宣告了断货。也别嘲讽中国人喜欢跟风，人家得了诺奖才去买，没得诺奖为什么不买不读。这样嘲讽的人，是他自己冷漠。

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意义在于：激发更多人去读获奖者的书。颁奖是一种行为艺术，跟商场促销一样，旨在激发你的兴趣。

昨晚，微信朋友圈里许多不怎么读书的朋友，纷纷引用露易丝·格丽克的诗句。这样多美好。

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也可以把露易丝·格丽克当作一个励志故事，提醒自己要认真工作，无论你是否一度嫌弃过你现在的这份工作。她讲过这么一个自己的故事——

我年轻的时候过着我认为作家应该过的生活，那就是否定世界，炫耀地把所有精力都奉献给艺术创作。当时的我坐在普罗温斯敦的书桌前，感觉很可怕

——我越是坐在那里思索，就越觉得自己还不够放弃这个世界。两年之后，我得出结论，我不会成为一名作家。所以我在佛蒙特州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尽管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诗人是不会教书的。但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从我开始教书的那一刻起，从我在这个世界上承担起责任的那一刻起，我又开始写作。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痛苦的中国人

节选自

原载于2019年10月11日「德科未来城市」

不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获奖之前就已经来过中国，比如昨天〔2019/10/10〕获奖的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我们办公楼下的那座小小图书馆里，恰好有一本彼得·汉德克的书：《痛苦的中国人》，一部小说，三年前就已出版的中译本。

这部在题目上用了「中国人」但内容几乎跟中国人没有直接关系的小说，恰恰又是中国巨变的一件小小证物。它无意地印证着这一切：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与中国受过的伤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小说的题目为什么是《痛苦的中国人》？这部150 多页的小说，仅仅只有一处直接描写到了中国人——

此时，餐馆里已坐满了人，他们清一色都是中国人。餐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灯光昏暗、又脏又乱、低矮而简陋的贫民窟

然后，彼得·汉德克差不多用了一页纸的篇幅，描述了这群中国人把同族切碎吞食的场景。当然，在彼得·汉德克的笔下，整部小说差不多都是一个梦境而已。

还有一处间接写到了中国人，通过一个女人在床笫之欢后对一个男人的回答——

你很像「门缝里的那个男人」：他病得很重，还去看望一个好朋友。临别时，他久久地站在门缝里，强装笑脸，眼睛眯成一条缝嵌在眼窝里，像被嵌在打磨得铮亮的眼镜里一样。「再见，痛苦的中国人！」那位朋友说。

虽然彼得·汉德克写的是梦境，但梦境里的中国人形象，差不多就是大部分西方人的经典印象——彼得·汉德克只是很自然地调用了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固化印象，他显然不是刻意的：「低矮而简陋的贫民窟」「眼睛眯成一条缝嵌在眼窝里」……

这部小说是1983年写的。彼得·汉德克要在三十多年后才来到中国，跟孟京辉史航们谈笑风生。

时间就像一把刀，会在每一件事物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刻痕。彼得·汉德克的小说《痛苦的中国人》也不例外。在刚刚改革开放没多久的 1983 年，彼得·汉德克无意识地调用了「眼睛眯成一条缝嵌在眼窝里」的中国人形象，再正常不过了。

在比彼得·汉德克大两百多岁的伏尔泰那里，中国则是世上的楷模国家；在比伏尔泰大四百多岁的马可·波罗那里，中国遍地都是黄金……这一切，都是时间之刀留下的刻痕，并不是人的自主意识所能左右的。

我们想说的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彼得·汉德克无意间在小说中提及的那种形象；但今天，那种形象已与现实严重不符、格格不入。

中国走得实在是太快了，很多西方人来不及改变他们的固有认知。所以，我们会看到D&G在去年的广告片中让女主角刻意眯眼；虽然他们傲慢过了，但初衷一定不是要刻意侮辱，而是他们的固有认知跟不上中国的巨变。

1983年彼得·汉德克小说里的眯眼形象，我们能理解；2018年D&G广告片里的眯眼形象，我们就很难接受了。

不能怪彼得·汉德克。只有极少数人能免于时代的刀痕，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彼得·汉德克也不能。

彼得·汉德克的小说，仍然远超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但是，更晚出生的中国作家，早已有好多人远超彼得·汉德克。

整个中国的一切，几乎都如此。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他买下了小说中的那栋房子

节选自

原载于2016年2月8日「德科未来城市」

在看了1593次之后，他买下了那栋房子。他是一位疯狂的买家。那是贫民窟里的旧房子，完全不匹配他的富二代身份。

只因那栋房子里，住过他爱的人。这是小说里虚构的一栋房子，但你却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它，在伊斯坦布尔。已经说不清楚，到底是先有房子再有小说，还是相反。

那部小说叫做《纯真博物馆》，你大概已经读过。那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最伟大的作品，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写完。

小说最后几页附录里的那张地图，煞有介事地标注了纯真博物馆的地址。帕慕克还在题为「幸福」的最后一节中，印了一张参观门票。很多人以为地图和门票只是小说家的故弄玄虚，其实那都是真的。

写完小说后，帕慕克仍不过瘾，他决定按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建一座真实的「纯真博物馆」。

我根据小说附录中的那张地图，找到了那栋房子。

帕慕克的著作几乎不曾触及充满历史神话意味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或蓝色清真寺，他把更多笔触留给了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生活。他创造了伊斯坦布尔的当代神话，用富家公子凯末尔和他的远房表妹芙颂，取代了古希腊神话中的海伦、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

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了拜占庭首都，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改建成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写道：「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东方还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历史事件。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

倘若没有帕慕克，很多人恐怕更愿意把伊斯坦布尔叫做「君士坦丁堡」。

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而言，那些名胜古迹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只是为了给帕慕克小说留一个美妙的注脚。

在傍晚时分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海面上看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穹顶和蓝色清真寺高耸的听音塔，在玫瑰色的天空与橘红色的夕光中，成为一帧黑色的剪影。这时候你大概就会明白，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为什么总是「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

2006年，瑞典皇家文学院授予奥尔罕·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主编-何玲 影像总监-费嘉

编辑-卢丹婷 编导-沈奕飞 摄像-王德正

商务总监-周慧慧 总策划-王冬莺 总编辑-刘德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