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从十六岁踏入香港林家，到四十九岁准备离开，我做了整整三十三年保姆。
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活得像一个没有名字的工具人。
人生被浓缩在女主人林太数不清的规矩和刻薄的言语里，我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当他们家的出气筒，习惯了将所有情感深埋心底。
直到我下定决心告老还乡，就在我拖着行李箱，准备告别这段屈辱岁月时，那个对我冷言冷语了大半辈子的林太，却突然追了出来。她将一个沉甸甸的密码箱塞到我手里，眼神躲闪地叮嘱我，必须回到老家才能打开。
这个冰冷的箱子里，究竟是迟到的温情，还是对我这三十三年廉价付出的最后嘲讽？
箱子的密码是她女儿的生日，而箱子里的秘密，却足以将我前半生的所有认知，彻底颠覆。
01
凌晨四点半，我的眼睛准时睁开。
不是被闹钟吵醒的，也不是被窗外透进来的光亮晃醒的。我住的这个房间，是楼梯底下隔出来的储物间，没有窗，分不清白天黑夜。能叫醒我的，是我身体里那座比瑞士钟表还准的生物钟。三十三年，一万两千零四十五天，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时间。
这是我在林家的最后一天了。
我没动，在黑暗里躺了足足五分钟。往常的这个钟点，我早就手脚麻利地穿好衣服，像个上了发条的陀螺，冲进厨房，开始为林先生准备他的白粥配小咸菜，为林太太炖上她的冰糖燕麦。但今天，我不想动。
我就这么躺着，听着偌大的房子里唯一的声音——客厅那台德国产的大冰箱发出的、低沉的嗡嗡声。这声音，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三十三年来，夜夜陪着我。
我慢慢坐起身，没开灯，摸索着给自己倒了一杯早就晾好的温水。杯子是我自己的，一个印着“赠品”字样的白色陶瓷杯，用了快十年，杯口都磕出了好几个小豁口。水滑过喉咙，带着一丝凉意，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我来到这个家之后，第一次在清晨，为自己做点什么。
可就在我准备走出这个不到三平米的小房间时，我还是习惯性地站到穿衣镜前——那是我从街上捡来的半截镜子，靠在墙角。
我仔细地把自己身上那件灰色的旧T恤拉了拉平，又理了理已经有些花白的头发，确保身上没有一丝不妥帖的褶皱。
这是林太给我立下的规矩。
我刚来这个家的时候才十六岁，扎着两条大辫子，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又害怕。林先生和林太太那时候刚结婚，住在半山这栋三层楼的房子里，气派得像画报上的宫殿。我记得我第一天干活，因为太紧张，洗碗的时候手一滑，打烂了一只印着小蓝花的饭碗。
林太闻声从客厅走进来，她没骂我，只是蹲下身，用她那涂着红色指甲油的纤长手指，把碎瓷片一片片捡起来，然后摊在我面前，声音不大，但比冬天的风还冷：“乡下人手脚就是粗。这个碗三块钱，你一个月的工钱才三百。这样吧，扣你一半，让你长长记性，知道香港的东西有多金贵。”
从那天起，我走路都踮着脚尖，生怕弄出一点声响。我学会了把所有东西都当成宝贝，哪怕是一张废纸，我都会问过林太太$APPEND在丢。
我也学会了，在这个家里，我首先要是一个体面的“下人”。衣服不能有褶，头发不能乱，身上不能有任何从厨房里带出来的油烟味。
我住的这个储物间，就是我的“家”。夏天像个蒸笼，汗水能把床单浸湿；冬天又阴冷得像冰窖，我得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才能睡着。
我所有的衣服，都是林家淘汰下来的。嘉慧小姐穿小了的连衣裙，林先生穿旧了的汗衫，林太扔掉的起了一点毛球的羊毛衫。她每次递给我的时候，都会带着那种施舍的口气说：“阿兰，给你穿，总比丢了强。”
我拖出床底那只破旧的棕色人造革行李箱，这是我十六岁离家时，我爹用卖了一年粮食的钱给我买的。箱子的锁早就坏了，一直用一根红绳子绑着。
我打开箱子，开始收拾我在这里全部的家当。
东西少得可怜。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一条用了二十年的毛巾，还有一张被我摸得起了毛边、已经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我爹，我娘，还有比我小五岁的弟弟和七岁的妹妹。我走的那年，他们都还是小孩子，咧着嘴冲我笑。现在，他们也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
我把照片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站起身，最后一次打量这栋我生活了三十三年的房子。
我走到客厅，用手掌抚摸着那套据说是什么意大利进口的红木沙发，冰凉光滑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这沙发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用抹布一点点擦出来的。
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全家福，照片上，林先生西装革履，林太穿着旗袍，笑得端庄。大少爷嘉明和二小姐嘉慧站在他们身后，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而我，是按下相机快门的那个。拍完照，林太还特意检查了一下，对我点点头说：“嗯，拍得还行，没把我们拍丑。”从头到尾，没人想过，我是不是也该在这张“全家福”里，哪怕是站在最角落的位置。
“阿兰！磨磨蹭蹭在干什么？不知道今天有很多事要做吗？”
林太的声音从二楼传来，像一把锥子，瞬间刺破了清晨的宁静。
我赶紧应了一声，快步走进厨房。早餐桌上，气氛压抑得像一块铁。林先生照旧看着他的财经报纸，林太则慢条斯理地用小勺搅着碗里的燕麦。
她把另一碗推到我面前，看都没看我一眼，语气冰冷：“吃吧，别说我们林家亏待你。今天你走之前，把家里所有的地脚线都用湿布擦一遍，后花园的那些窗帘，也全都拆下来洗干净。走也要走得干干净净，这是规矩。”
这不像告别，更像是最后的压榨。我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委屈，只剩下一片麻木的平静。三十三年，我已经习惯了。
“知道了，太太。”我低着头，小声回答。
吃完这顿沉默的早餐，我便开始了最后的劳作。我跪在地上，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一寸一寸地擦拭着光可鉴人的地脚线。然后又搬来梯子，把那些厚重得像城墙一样的天鹅绒窗帘一片片拆下来，塞进洗衣机。
忙到中午，我准备去整理嘉明少爷的旧房间。他已经搬出去好几年了，但房间一直保留着原样。推开门，一股尘封的味道扑面而来。我走到他的书柜前，准备擦掉上面的灰尘，目光却被角落里一个东西吸引住了。
那是一个黑色的摩托车头盔，上面有一道很深的划痕，整个头盔都因为撞击而微微变了形。
我的呼吸一滞，一段被我刻意埋藏了十几年的记忆，像是决堤的洪水，轰地一下冲了出来。
那是十几年前的一个雨夜，嘉明少爷还在上中学，正是最叛逆的年纪。那天晚上，林先生和林太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晚宴，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将近十二点的时候，我接到了嘉明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了惊恐和痛苦。
“兰姨……救我……我摔车了，腿好像断了……你别告诉我爸妈……”
我吓得魂飞魄散，问清楚地址后，披了件雨衣就冲了出去。我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找到了他，他倒在血泊里，旁边是那辆摔得七零八落的摩托车。我一个四十斤都不到的女人，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半拖半背地把他弄回了家。
他的腿血肉模糊，我不敢送他去医院，因为那会惊动林先生。我只能咬着牙，用我偷偷攒下的、准备寄回家给我娘看风湿病的五千块钱，打电话叫来一个我认识的、专门处理这种事的黑市医生。
医生给他缝了针，上了夹板，临走时再三交代不能走动。我把嘉明房间里所有带血的东西都处理干净，然后编了一个谎话。第二天，我对林先生和林太说，是我晚上没看好，嘉明在楼梯上踩空，自己摔了。
林先生气得当场就要拿皮带抽我，林太更是一把将我推开，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一个下人，你有什么资格替他担责任？你赔得起吗？他要是瘸了，我让你下半辈子在牢里过！”
她骂得那么凶，眼神却瞟向了嘉明房间的垃圾桶。
我知道，她肯定在里面看到了我来不及处理干净的带泥的血纱布。她那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看不出楼梯上摔的和在泥地里摔的区别？
但她没有说破。她选择了相信我的谎言，或者说，她需要我的谎言来掩盖她儿子飙车闯下的大祸。她顺水推舟地把所有的过错都归结于我这个“看管不力”的保姆身上。
而我为嘉明治伤花掉的那五千块钱，那是我娘的救命钱，她也绝口不提，仿佛那笔钱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站在嘉明的房间里，手里握着那个冰冷的、变形的头盔，身体忍不住地发抖。那不是害怕，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迟到了十几年的寒意。
原来，我不仅是这个家的保姆，还是他们关键时刻，用来顶罪和遮羞的工具。
02
在这个家里，我带孩子的时间，比林太自己要多得多。嘉慧小姐，我们家二小姐，她几乎就是我一手奶大的。
她刚出生那会儿，身子弱，林太剖腹产伤了元气，夜里根本起不来。只要婴儿房里一有动静，我总是第一个从我那又黑又闷的楼梯间里冲出去。
我笨手笨脚地学着给她冲奶粉，试温度，换尿布，常常弄得自己一身奶渍和屎尿。但我看着她那个软乎乎的小人儿，在我怀里从哭闹到安静睡去，我心里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嘉慧第一次颤巍巍地站起来，扶着的是我的腿；她咿咿呀呀地开口，叫出的第一个词，不是“妈妈”，也不是“爸爸”，而是一声含糊不清的“阿……兰”。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林太就在旁边，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那一闪而过的失落，像针一样，也扎在了我的心上。
从那天起，林太看我的眼神就多了些别的东西。
我教嘉慧用勺子，给她扎各种好看的小辫子，陪她用积木搭她想象中的城堡。她上学以后，每天中午的便当，是我最大的心思。林太给的买菜钱有限，我就想方设法，把最普通的胡萝卜、青豆和鸡蛋，变成小兔子、小花朵的形状。我只想让我的嘉慧，在同学面前打开饭盒的时候，是骄傲的，是开心的。
而嘉慧也只认我。她在学校受了委屈，回家不找妈妈，而是扑进我怀里，把鼻涕眼泪全蹭在我的围裙上，抽抽搭搭地跟我告状。她会抱着我的脖子撒娇：“阿兰，你做的饭比妈妈做的好吃一百倍。”
孩子天真的话，却成了刺向我的刀。
每当林太看到我和孩子们这样亲近，她就会想出各种法子来折磨我，仿佛要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谁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
有一次，嘉慧上小学，美术课的作业是画一幅《我的家人》。她画了林先生，林太，哥哥嘉明，还在旁边画了一个扎着围裙、正在微笑的我。林太检查她书包的时候看到了，她什么话都没说，只是把画拿了出来，走到我面前。
我正在厨房洗菜，她把那张画“啪”地一下拍在沾着水的案板上，然后当着我的面，把它撕得粉碎。
“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她的声音尖利得像要划破我的耳膜，“你不过是我花钱请回来的一个佣人！洗衣服做饭是你的本分！你还想当他们的吗？你配吗？”
纸屑像雪花一样，飘飘洒洒地落在我脚边，有的还沾在了湿漉漉的菜叶上。我看着那堆碎片，上面有嘉慧画的、我那张模糊的笑脸。我的心像是被那双手一起撕碎了。
接着，她罚我三天不准吃饭，只准喝自来水。理由是：“让你清醒清醒，别忘了自己的位置。”那三天，我饿得头晕眼花，还得照常干所有的家务。夜里，我能闻到从餐厅飘来的饭菜香味，馋得我直吞口水，胃里像有无数只手在抓挠。
后来，嘉明少爷上了大学，开始住校，但每个周末还是会回来。男孩子花销大，林太又管得严，他常常钱不够用。有一次，他偷偷跑进厨房，像做贼一样把我拉到角落。
“兰姨，”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搓着手，“你……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我妈肯定不给。下个月，下个月我省着花，一定还你。”
我能说什么呢？他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二话不说，回我那小房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旧手帕包着的小钱包，把里面所有的钱——我辛辛苦苦攒了半年，准备寄回家给我弟娶媳妇用的两千块钱——全都塞给了他。
“够不够？在外面别亏待自己，男孩子要吃饱穿暖。”
嘉明眼圈红了，他抱了我一下，像个大男孩一样在我耳边说：“兰姨，你比我妈好多了。”
我当时心里暖洋洋的，觉得这孩子没白疼。可我没想到，这句话，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林太的耳朵里。
那天晚上，等林先生和孩子们都睡了，她把我叫进了她的房间。她坐在梳妆台前，没有回头，只是从钱包里抽出一沓厚厚的钞票，“啪”地一声摔在我脸上。
“这么喜欢当好人是吧？拿着！以后我儿子的事，你再敢插手，就给我滚回乡下去！”
钞票像刀片一样刮过我的脸，然后散落一地。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里拼命打转，但我死死地忍住了，没让它掉下来。我知道，我只要一哭，她会变本加厉地羞辱我。
我弯下腰，一张，一张，把那些带着她指纹和香水味的钞票，从冰冷的地板上捡起来，恭恭敬敬地放在她的梳妆台上。然后，我退出了房间，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
从那一刻起，我彻底明白了。在这个家里，我可以是保姆，可以是厨子，可以是清洁工，甚至可以是孩子们临时的“阿妈”，但当我真的付出了一个“妈”该有的感情时，我便成了林太眼里的敌人，成了她随时可以发泄怨气的出气筒。
03
在这个家里待久了，我成了最了解他们的人，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我像这个家的一张晴雨表，也像一块遮羞布，默默地看着他们所有的风光，也接着他们所有的不堪。
林先生的生意顺不顺，我不用听他说，只听他晚上回家时的脚步声就知道了。如果脚步声沉重，皮鞋在地板上拖着走，那说明他今天肯定在外面受了气，那晚上的饭桌，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如果脚步声轻快，还带着一点哼歌的调子，那我就知道，今晚可以安稳度过。
林太的心情，则全看她下午打麻将的输赢。
赢了钱，她会难得地对我露出一点笑模样，甚至会把吃剩的高级点心赏给我；要是输了钱，她回家就会对我吹毛求疵，嫌汤咸了，嫌地不够干净，嫌我这个“扫把星”带衰了家里的运气，把所有怨气都撒在我身上。
他们夫妻俩吵架，更是家常便饭。我常常在我的小房间里，听着楼上主人房传来他们压抑的争吵声，和摔东西的声音。我不敢出去，只能等一切平息之后，再悄悄地走出去，收拾一地的狼藉——摔碎的玻璃杯，撕烂的杂志，还有他们留下的、那片冰冷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就是这栋华丽房子里，一块沉默的、厚实的地毯，吸收了他们所有的噪音和污渍，好让他们在人前，依旧是那对体面的、恩爱的林先生和林太。
记忆最深的，是九七年那场金融风暴。
一夜之间，天就变了。林先生在内地的工厂倒闭了，银行催债的电话像催命符一样，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连空气都是苦的。
一天深夜，我被一阵激烈的争吵声惊醒。是林先生和林太。
“还不上钱，公司就要破产！我们全家都要去睡大街！不行就一起从这楼上跳下去算了！”林先生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的嘶吼。
紧接着是林太的尖叫和哭泣：“林伟强你不是人！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
我吓得把头埋进被子里，浑身发抖。那一晚，我几乎没睡。
第二天，家里死一样地寂静。林先生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天没出来。林太则双眼红肿，像个游魂一样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到了中午，我做好了饭，没人出来吃。林太却破天荒地走进厨房，亲自给我盛了一碗鸡汤，递到我面前，声音沙哑地说：“阿兰，你辛苦了，喝点汤吧。”
我受宠若惊，双手接过那碗汤，心里一阵发毛。三十多年了，她从未这样对我。这碗突如其来的鸡汤，比她任何一次责骂都让我感到害怕。
我惴惴不安地喝完了汤。到了下午，门铃响了。
是两个穿着笔挺西装、拎着公文包的男人。林太开了门，和他们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回头，朝我招了招手。
“阿兰，你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心里像揣了只兔子。
林太把我拉到那两个男人面前，脸上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指着我说：“两位，这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叫陈兰。她……她自愿把她的身份证借给我们，去银行……去做一笔抵押贷款。她不识字，我替她签字就行。”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什么东西炸开了。
我瞬间明白了那碗鸡汤的含义。那不是慰劳，是断头饭前的安抚。
我一个从乡下来的女人，虽然不懂什么金融，不懂什么贷款，但我也知道，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抵押，这是犯法的事！是要坐牢的！
我惊恐地看着林太，嘴唇抖得说不出话。
她的眼神躲躲闪闪，根本不敢看我的眼睛，但抓着我胳膊的手却像铁钳一样，死死地不放开。那两个男人则用一种审视货物的眼光，冷漠地打量着我。
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我在这里无亲无故，我唯一的依靠就是这个家。如果我拒绝，她会立刻把我赶出去，身无分文地流落街头。我甚至不敢想象她会用什么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我。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看着林太那张苍白而急切的脸，我摇了摇头，然后，在她的力道下，又鬼使神差般地点了点头。
那两个男人似乎很满意，他们打开公文包，拿出了一份文件。
就在这时，书房的门突然开了。林先生走了出来，他满脸胡茬，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他看了一眼那两个男人，又看了一眼被林太死死抓住的我，最后目光落在那份文件上。他明白了。
他一个箭步冲上来，一把夺过文件，撕得粉碎，然后指着门口对那两个男人吼道：“滚！都给我滚！”
那两人被他的气势吓到，悻悻地走了。
林太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林先生没有理她，他走到我面前，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极了，有疲惫，有愤怒，还有一丝……一丝我看不懂的愧疚。
他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摆了摆手，沙哑着嗓子说：“回你房间去吧。”
那天晚上，林太从她的钱包里，抽出两百块钱，塞到我手里，低声说：“拿去，买点好吃的。”
那两百块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得我手心生疼。
这件事，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从此压在了我的心底。我明白了，在这个家里，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我连一个人都不算，只是一个可以随时被拿去牺牲、被当成抵押品的工具。
04
压垮骆驼的，从来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它背上已经存在的、每一根稻草的重量。而那通从老家打来的电话，就是催着我这头老骆驼倒下的最后一声吆喝。
电话是弟弟打来的，他的声音带着哭腔，隔着几千公里的电话线，我都能感受到他的慌乱和无助。
“姐……你快回来吧！妈……妈不行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妈摔了一跤，现在躺在床上下不来，大小便都失禁了……医生说，年纪大了，熬不了多久了。她现在人不清醒，嘴里却天天念叨你的名字，喊‘兰子’，‘兰子’……”
弟弟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姐，你再不回来，可能……可能就见不到最后一面了！”
“兰子”……我的乳名。已经有三十多年，没人这么叫过我了。
我握着电话，手抖得厉害。电话那头，我仿佛能听到我娘微弱的呼唤，那声音穿透了三十三年的岁月，穿透了香港这钢筋水泥的丛林，直接扎进了我的心脏。
我为林家当牛做马，洗了三十三年的衣服，做了三十三年的饭，熬了无数个通宵照顾他们的孩子。可我自己的娘，我却没能在她床前尽孝一天。
我错过了弟弟的婚礼，错过了妹妹孩子的满月酒，我错过了我爹的葬礼……现在，我连我娘的最后一面，都可能要错过了吗？
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愧疚和悔恨，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凭什么？我凭什么为了一个不属于我的家，抛弃了生我养我的亲人？
挂了电话，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我的小房间里。这些年，我不是没想过离开。我的身体也早就开始抗议了。关节炎越来越严重，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得像有无数根针在扎，疼得我下不了床。高血压也找上了我，医生说要静养，不能操劳。
可我怎么静养？在这个家里，我就是永不停歇的陀螺。
就在上个月，我的腿疼得实在厉害，我鼓起勇气，想跟林太请半天假，去医院看看。
当时她正坐在客厅里，一边修着她那漂亮的指甲，一边翻着日历本，计划着她的社交活动。
我小心翼翼地开口：“太太，我……我想请半天假，腿有点不舒服，想去看看医生。”
她头也没抬，只是用指甲锉轻轻地磨着指甲，淡淡地说：“下个礼拜不行，我要跟李太她们去喝下午茶。下下个礼拜也不行，嘉慧说可能要从澳洲飞回来一趟，家里离不开人。这样吧，你先忍忍，看下个月有没有空再说。”
我看着她那张保养得宜、毫无感情的脸，听着她那轻描淡写、理所当然的语气，心里最后一丝留恋和幻想，也“砰”地一下，碎了。
在她眼里，我的病痛，我的身体，根本无关紧要。我不是一个会生病、会疼痛的人，我只是一个可以被随意安排、用完即弃的物件。
那一刻，回家的念头，像一棵疯狂生长的藤蔓，瞬间缠绕住了我的整个心脏。我必须走。我一天也不想再待下去了。
我做好了决定。
那天晚饭，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厨房吃，而是把我的那份饭菜端到了饭桌上。林先生和林太都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我放下碗筷，站起身，对着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先生，太太，我……我想辞职。”
空气瞬间凝固了。林先生停下了夹菜的筷子，林太则皱起了眉头。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挽留，而是被背叛的暴怒。
她把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厉声质问：“陈兰你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良心！我们林家白吃白喝养了你三十多年，现在翅膀硬了，说走就走？你知不知道嘉慧马上要生孩子了，我正准备让你办签证，飞去澳洲伺候她坐月子！你现在给我撂挑子？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
一连串的质问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我没有争辩，也没有解释。这些年，我已经没有力气去争辩了。
我只是抬起头，平静地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太太，我妈快不行了。”
林太愣住了，她脸上的怒气僵住了。但仅仅一秒钟后，那份错愕就变成了一种更深的不屑和冷漠。
她哼了一声，从鼻子里发出的声音充满了鄙夷：“你妈不行了，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你妈！想走是吧？行啊！工钱明天结给你，你马上给我走，别在这里碍我的眼！”
说完，她摔下碗筷，径直上了楼。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决绝的背影，心里那块压了三十三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根断了，人，就真的该走了。
05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把这个家最后打扫了一遍。地板擦得能照出人影，窗户玻璃亮得像不存在一样。我做完这一切，不是为了听林太一句夸奖，只是想给我这三十三年的岁月，画上一个干净的句号。
我拖着我那只破旧的行李箱，走出我那个住了三十三年的储物间。客厅里空无一人，林先生一早就去了公司，林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有出来。
也好，我心想，这样无声无息地走，倒也省去了那些虚伪的告别。
可就在我拉开大门，准备迈出去的那一刻，一辆车“嘎”地一声急刹停在了门口。
车门打开，嘉明少爷从车上冲了下来。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却有些凌乱，像是从什么重要的会议上赶回来的。
“兰姨！”他几步跑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气喘吁吁地说，“你怎么……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要走？”
我看着他，这个我从小抱到大的男孩，如今已经是一个能独当一面的男人了。
我笑了笑，说：“少爷，我该回家了。”
嘉明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硬塞到我手里：“兰姨，这个你拿着。这些年，委屈你了。”
我推辞着，他却死死地按住我的手，俯下身，在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到的声音，快速地说了一句：“兰姨，对不起。”
这句“对不起”，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尘封多年的情绪闸门。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刷地一下流了下来。为了这句“对不起”，我等了太多年了。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大门又开了。
林太站在门口，她换了一身外出的衣服，但脸上没有化妆，显得有些憔悴。她看着我和嘉明，眼神复杂。
“你要走了？”她对我开口，声音干巴巴的，没有了往日的尖利。
我点点头。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转身回屋，片刻之后，她拎着一个黑色的、看起来很贵重的密码箱走了出来。
她走到我面前，把那个沉甸甸的箱子，塞进了我的怀里。
“阿兰，”她开口了，却不像往常那样理直气壮，眼神甚至有些躲闪，“你讲真，我对你，是不是很刻薄？”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她自嘲地笑了一下，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她自己：“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不是人。但……”
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把我的手抓过来，让我握紧密码箱的拉杆。她的手保养得很好，此刻却有些冰凉和颤抖。
“你拿着，别现在打开，答应我，回到你老家，躺在你自家床上再开。”她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密码，是嘉慧的生日。就当……就当是我还你的。”
“还我？”我彻底懵了。我的工钱，早上林先生的秘书已经送来了一张支票，数目很可观，足够我在老家盖一栋新房子了。那这个箱子里是什么？她要还我什么？
还我三十三年的青春？还我替她儿子背的那个黑锅？还是还我那次差点被当成抵押品时，那彻骨的惊恐？
嘉慧的生日，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我记得比我自己生日还清楚的日子，此刻成了一道我完全解不开的谜题。我看着林太，她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疲惫和挣扎，那不是刻薄，不是算计，而是一种我读不懂的、沉重的东西。
“妈……”嘉明想说什么，被林太一个眼神制止了。
她松开我的手，转身就往屋里走，背影决绝，甚至带着一丝狼狈的仓皇。那个平日里永远像斗鸡一样高昂着头的女人，此刻，竟然显得有些佝偻和脆弱。
嘉明帮我把行李和那个神秘的密码箱搬上了去往深圳口岸的出租车。车子开动，我回头望去，嘉明还站在门口，向我挥着手。而那扇厚重的大门，已经紧紧地关上了。
在开往口岸的直通巴士上，我把那个密码箱紧紧地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烫手的山芋。
窗外的香港街景飞速地倒退，那些我熟悉了三十三年的高楼、招牌、霓虹灯，像一场盛大而喧闹的梦，离我远去。
我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密码箱上冰冷的金属密码锁，心里翻江倒海。
这个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是更深的羞辱，还是迟来的忏悔？林太最后那句“还你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箱子，比我那装了半辈子家当的行李箱，要沉重得多。
06
辗转了两天一夜，当我终于踩在老家村口的土地上时，我几乎认不出这里了。
记忆中那条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直通到每家每户门口。村口那棵我小时候天天爬的大槐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挂着“建设美丽新农村”标语的宣传栏。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两三层的小楼，贴着白色的瓷砖，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拖着行李，抱着那个沉重的密码箱，站在村口，像一个迷路的外乡人。
弟弟接到我的电话，匆匆从镇上赶回来接我。他看到我，激动地喊着“姐”，但那份激动里，我却读出了一丝客气和疏离。他打量着我，目光在我手里的密码箱上停留了好几秒。
我记忆中的老瓦房，已经被一栋崭新的三层小楼取代。弟弟有些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他前几年盖的，花了二十多万。
我跟着他走进屋，弟媳和侄子侄女都围了上来，热情地叫着“大姑”。但他们的热情，就像这房子的白瓷砖一样，光亮，却不暖和。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的穿着，打量着我的行李，眼神里充满了对“香港”这个词的想象和探究。
我最想见的，是我娘。
她躺在二楼的一间朝南的房间里，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扑到床边，握住她那干枯得像树枝一样的手，眼泪再也止不住。
“娘……我回来了……兰子回来了……”
我哭了半天，她却没什么反应。她只是睁着一双浑浊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什么。弟弟告诉我，娘现在大部分时间都这样，糊涂了，连人都不认得了。
我失声痛哭。我抛家舍业，辛苦了三十三年，盼着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好好孝敬她老人家。可我回来了，她却已经不认得我了。我这三十三年的奔波和辛劳，仿佛瞬间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在老家住了下来，却感觉自己像一个客人。
弟弟和弟媳对我非常客气，每天都做好吃的，嘘寒问问暖。但这份客气背后，是对我“香港身家”的无尽觊觎。他们话里话外，总是不经意地提起村里谁家儿子结婚买了县城的房子，谁家女儿出嫁要多少彩礼。侄子更是直接，有一天吃饭时，他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大姑，你看我这婚房还差个首付，您老在香港那么多年，随便漏一点都够我奋斗半辈子了。”
我妹妹也隔三差五地从婆家跑来，拉着我的手说些贴心话，但说着说着，就会提到她儿子上大学学费还差多少，她家想换个大点的房子。
我在他们眼中，不是那个离家多年的亲姐姐、亲姑姑，而是一张会走路的、可以随时提款的长期饭票。
只有在夜深人静，我独自守在娘的床前，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时，我才能找到一丝安宁。
回到家的第三天晚上，我把娘安顿睡下后，关上了房门。
我从床底，拖出了那个黑色的密码箱。
这几天，它就像一个幽灵，时刻提醒着我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
我甚至有些害怕打开它，我怕里面是林太对我最后的、恶毒的嘲讽。
但终究是要面对的。
我深吸一口气，借着昏暗的床头灯光，颤抖着手，开始拨动密码锁上的数字。
八，一，五……
嘉慧的生日。我记得那是我进林家的第一个中秋节，家里只有我和林太，林先生在外应酬。她把一块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双黄莲蓉月饼切了一半给我，那是三十三年来，她对我为数不多的、单纯的善意。
当最后一个数字拨到位，密码锁“咔哒”一声，清脆地弹开了。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我掀开了箱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