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上台有人下海，日本的地下女团到底是什么？【4000字深度文】

在日本有一种奇特的娱乐现象——地下偶像，在大众的观念中，谈及“地下”这个词总有点见不得光的意味，但其实日本地下偶像有很励志的一面。

日本知名演员桥本环奈曾经就是地下女团成员，因为一张被称为“千年美少女”的图立马在网络上爆红，然后又凭借几部热门剧中的出色表演，顺利成为日本的超一线偶像。

但这只是个例，像桥本环奈一般爬出泥沼走上巅峰的地下偶像终归是少数，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位AV女优深田咏美。曾经她也是地下女团成员，但是因为地下偶像这条路不好走，始终得不到好的发展，最终经过整容之后，一炮而红，成为圈内知名的女演员。

而在她们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地下偶像为了圆自己的女团梦，始终在苦苦挣扎。

日本偶像工业化

地下偶像之所以被叫做地下，是因为本质上还是日本偶像行业的衍生品。日本极大程度上算作开创了偶像工业化的先河，当今娱乐圈各种各样的炒作手段，几乎都是在模仿借鉴日本的偶像产业。

但二者明显的区别是日本的偶像实力强的人特别多，明星木村拓哉，虽然是杰尼斯推出的颜值偶像，但无论是演技还是唱歌，都对得起大众赋予他的演员与歌手称号。在娱乐圈的层层包装营销下，木村拓哉成为了日本偶像行业的一座巅峰。

同时这期间杰尼斯迅速推出了大量的男团，能够有如此高的产量，是因为有一套流水线化的造星模式。因为模式很容易被模仿，因此很快各种事务所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而比事务所还要多的就是怀着各种各样目的走进事务所的少男少女们。

但是这种工业化的造星模式对于参与者来说极为残酷，竞争者数量庞大，观众耐心却极为有限。如何能够在有限的资源面前为自己带来最大的收益，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问题。

因此光鲜的舞台成为这些见习偶像们没有硝烟的战场，比起极少数站在塔尖被万人追捧的成功者，大部分人只能面临被淘汰，然后成为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甚至有时候前一天两个默默无闻的人还在为彼此打气，第二天另一人在事务所的运作下出道爆火，成为一线顶流，剩下的那一个人可能连剧组的盒饭都吃不到了，只能卷铺盖走人。

这种强大的落差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作为淘汰偶像，实力和天赋都需要具有。因此为了生计，曾经很多被淘汰的偶像开始做线下活动。

虽然那时地下偶像这种现象并不算普遍，但是对于大多数想成为偶像却没有方向的人来说，的确是一条又窄又暗但却看得见的路。

因为真正有资源的事务所条件实在苛刻。

首先对于个人条件的要求，美和帅并不足够，在日本偶像产业已经成熟的时期，美和帅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帅哥美女在屏幕前出现。

如何靠个人特点迅速脱颖而出，往往比外貌更加重要。

其次事务所的培训非常繁重。

不仅要努力学表演唱歌跳舞，很多还需要学习幕后的工作，甚至像运动烹饪之类比较生活化的个人特长也需要培养。

但这仅仅是入门要求，最为严苛的是连性格爱好这些个人习惯都要根据团队的整体需求进行安排，因此这也导致很多偶像台前和台下是两副面孔。

在日本事务所面前，一旦丑闻被曝光，当事人会被毫不留情的雪藏，所有的辉煌功亏一篑。而且成为事务所的正式练习生之前，很多人都要签署一份极为苛刻的协议。

由于偶像的特殊性质，很多合同会对私生活进行干涉，比如不许谈恋爱，甚至不允许绕过公司私自与粉丝见面，基本没有人身自由。

即使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绝大多数人依旧只能做炮灰，如此严苛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打造接近完美的偶像形象，甚至与神比肩，让粉丝崇拜。

但是这样的偶像对粉丝来说更像是一个缥缈的梦境，虽然多了一分朦胧美，但却少了几分真实感。

如此对比下来，地下偶像就真实多了。没有变态的个人要求，也没有侵犯人权的合同约束。

尽管缺少大型事务所的资源，但至少能在线下积累一定数量的粉丝，虽然做不了国民偶像，但可以在不算大的舞台上与少数真诚的人一起互动，对很多人来说已然是不错的境况。

地下偶像生存法则

地下偶像在新世纪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那时的传统流水线造星模式面临着一个无解的问题：事务所的明星尽管丰富，但并不能代表大众喜好，这些偶像仅仅只是事务所高层领导的个人选择。

电视传媒时代大众缺少选择，而偶像文化作为一种新鲜事物，感兴趣的人自然逐渐增多，于是在大量试错模式下，总会创造出一两个当红偶像。

但随着互联网时代信息量的爆炸式增加，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活跃在荧幕前，成为人们追捧的偶像。

此时的流水线造星模式，便很难精准覆盖人民群众的喜好，最终导致花高成本打造的精致偶像产品，反而给人不舒服的感觉，如同工业调味品，第一次吃觉得很惊艳，但是吃多了会让人反胃，那工业文化产品亦如此。

事务所的偶像就像是连锁店的标准化快餐，有可取之处，但是总有一天会腻，反倒是小巷子里的地下偶像，就如同街边没什么名气的小店一样，看上去平平无奇，但是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特点，因此给了地下偶像一片可以生存壮大的土壤。

为地下偶像这个行业带来转变的其实是团队AKB48，严格来说AKB48不能算作是地下偶像，但是AKB48带来的商业模式却为地下偶像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AKB48与传统偶像截然相反，传统偶像侧重偶像的个人实力和疏离感，让粉丝对其崇拜，而AKB48侧重的则是与粉丝互动以及养成系的性质。

AKB48创立之初坚持持续举办小剧场表演，最开始观众甚至比表演的人还少。尽管如此，但成员还是会虚心的向观众请教对这次演出的状态，给了观众一种自己参与其中的感觉，从而在偶像的成长中与其一同获得成就感。

同时AKB48还会每周举办握手会，让粉丝能与偶像近距离交流，其目是为了培养粉丝对于偶像的爱慕心理。

虽然与男女之间的恋爱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官方还是会明确要求女团成员不许恋爱，持续保持一种单纯美少女的状态。

尽管大部分粉丝内心明白这不是恋爱关系，但是这种清纯形象本身加上养成系元素，还是会让人本能的代入父亲或者恋人的心理角色，让粉丝渴望与之互动并消费，而交流所需的握手劵也会被一同放入专辑中。

为了增加与偶像的沟通时间，很多人会大量的购买专辑，这也成为了AKB48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AKB48的一步步走红，官方还巧妙的将这两种方式进行结合，让专辑销量同时成为偶像获取相关资源的重要指标，建立一种让粉丝参与的竞争模式。

这种模式下，曾经偶像行业引以为傲的个人实力却成为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偶像在台上不那么专业的表演，反倒让观众更加有亲切感。同时也能为接下来的养成做铺垫，因此AKB48的成员离开后也被称作为“毕业”。

这种专门让少数人群消费的经营模式，也开始被地下偶像们借鉴。养成和亲密关系完美契合了地下偶像们非科班、素人出身的客观条件，而且又有桥本环奈、AKB48这种万人瞩目的成功案例，因此给了很多不适合做偶像的人一条看似可行的路，但是比机会更多的往往是披着成功的外衣来收割智商税的骗子。

很多没钱没资源的事务所开始肆无忌惮招人，一边拿这些见习生当免费劳动力，一边还要想方设法从这些人身上捞钱。

很多时候见习生们自己也清楚，自己的卖力演出最终只能当背景板或者凑时长，但是在桥本环奈这种“造星童话”的影响下，即使需要倒贴钱做活动，见习生们也不愿意放弃这一次渺茫的机会。

尽管从事这样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但一个月的平均收入仅仅12.7万日元，比普通打工人的收入还低，但这只是平均值。如果去掉收入超高的少部分人，大部分地下偶像的生活非常贫穷，但这只是肉体之苦。

对于地下偶像来说，精神上的压力往往更大。

由于地下偶像普遍借鉴了AKB48的模式，因此粉丝心理自然类似，一部分粉丝会在互动中代入恋人身份。

就算是爆火的AKB48也没能避免各种丑闻的发生，底层的无名地下偶像面临的往往是更加过分的要求。

除了交流外，偶像合影也是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会有人提出一些比较越界的要求。这一情况对于收入极低的地下偶像来说就是一种考验啊，很多人在这种一步步的试探下，不断降低底线，最终完全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社会映照

有的人在底线上挣扎，有些人则彻底放飞自我，一些地下偶像的职业规划则是借助地下偶像这条路下海。

毕竟偶像本身自带粉丝基础，从地下偶像到床上亲密恋人，不仅能够成为提高销量的宣传噱头，还能够满足一些人的奇怪癖好。

而且对于这些人来说，无法像桥本环奈一样出人头地，顺利下海做这一行赚的钱远远高于打工收入。因此在一潭死水的日本社会阶层中，下海似乎成为了人们为数不多的上升通道。

曾经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说过，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阿根廷。日本与阿根廷能够被经济学家单独拎出来，并非玩笑话，而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模式确实非常神奇。

经常有人会说日本存在严重的阶级固化，但这种现象更像是阶级隔绝。

在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有这样一个设定：

每个人出生之前就被划分为五个种姓，第一第二种姓可以成为未来社会的统治者以及各领域的大人物，而第三种姓则是普通人民，最底层的四五种姓智力低下，只能从事底层的体力劳动。

但是在这种社会下的底层人不会感觉到痛苦，因为他们不需要读书，不需要生育，只需要按部就班进行劳动，便可以衣食无忧。即使出现了情绪问题，也可以使用一种无副作用的致幻剂来获得快感。

那如果把这种无副作用的致幻剂比喻成游戏娱乐之类的东西，那么日本的现状与《美丽新世界》的设定就非常类似了，但这一点目前争议还是比较大的。

首先日本的普通人几乎断绝了通往顶层的道路。但是凭借现代化的生产力，日本的普通人生活倒也说得过去，所以说去便利店打零工工资都要比做地下偶像的多，因此有了躺平的资本。如果这样的生活摆在个人面前，会选择躺平，还是努力向上，个人观点应该会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无论是AKB48还是地下偶像现象，其实都是社会中两种思想的体现。

一部分是不断努力，想要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人，另一部分则是彻底放弃努力，甚至将实现梦想的快乐都寄托给其他人的人，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没有动力，但同时也没有了压力。

但是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样的生活似乎又缺少了意义，然而自己却又不具备追求自己人生意义的条件与天赋，只能在地下偶像这种虚无缥缈的希望中沉沦麻痹自己，期盼自己成为千年一遇的幸运儿。

地下偶像们的悲欢，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其背后是关于梦想与生存、尊严与妥协的命题。

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或许正在于能否为这些看似微小的梦想，提供更多元、更体面的生存空间，让努力不至于总与风险相伴，让希望不至于如此渺茫而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