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沉默的荣耀》，家庭离散，不忍目睹

当你投身一项掉脑袋的事情

家庭就必然被牺牲

正在热播的谍战片《沉默的荣耀》中，副官夏曦眼看着自己的妻子与人约会，却还得忍气吞声，只为了完成那个使命。

在吴石将军被处决后，他的家人也流落街头，女儿一生都难以谅解。

我写过一部家传，情节惊人相似。

只能说，这个工作，本就是飞蛾扑火，早已将家庭置之度外。

于家人而言，可谓残忍。

仓促的告别

詹斌，与剧中的吴石将军同为福建人。他父亲是武夷山下「兴隆茶行」老板，与兄长詹桓两名少东家，享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生活。

但不久，随着洋商进入，茶叶生意大受影响，父亲病亡，家道中落，寡母竭力经营酱园，勉度生计。

随着新学风气渐开，读大学时的詹斌，曾以一日三诗的「疯狂」举动，开一代「自由恋爱」新风，追到了当地豪门千金，即他第一位夫人，并承继了岳父的家业。

从下面这张摄于1949年春天的《旅行归来》合影中，亦可见詹氏属于高门大户。

后来又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队，参与孙中山针对陈炯明的东征，1949年时任国军第48 师政治部副主任、少将、伪国大代表。

也许与吴石将军的心路历程相仿，历史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站在中共一侧。所不同的是，他是匿名偷偷潜入台湾卧底。

驻军江西上饶时，前妻已去世，詹斌娶逃难的杭州皮货商人之女为妻，生有一女一子。

奉命赴台前夕，他曾想带走妻女，但妻子已回到杭州豪宅，不愿再颠沛流离，遂留在杭州。

关于他前往台湾的情况，有官方文章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在杭州告别有身孕的妻子，乘上飞往台湾的军用飞机，在台湾继续以一名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身份当掩护，潜入虎穴输送情报。

但据他同在台湾的义子詹国纲的说法，「他们当时来台以老百姓称呼，并未向国防部登记或者报备」。

从后来被一位熟识的黄埔同学从绿岛监狱认出来并提前释放看，詹国纲的说法更接近事实。

最近，官方亦有文呼应这一说法：1950年3月，詹斌与游毓桢在香港秘密相见，此时游毓桢的身份已为中央社会部福建社会处工作人员（后转入省公安工作），确认了詹斌在台作情报、策反与争取电台等工作，以及联系方式。

詹斌于1950年5月由香港抵达台湾，居住在台北市区，参加了「中央各军事学校福建省旅台同学联谊会」，并被推举为台北区第二小组组长，以此身份展开工作。

当月，游毓桢在福州与詹桓会面，决定詹桓亦以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身份潜入台湾，协助詹斌做情报工作。

同年10月，詹桓经香港入台，也加入詹斌所组织的同学联谊会，并开设商店，用画家名义，协助胞弟工作。

詹桓女儿记得，父亲自福州马尾港登船离开，并交代前来送别的女儿：「我迟早会回来的，家中如遇到什么困难去找庄征同志。」

他女儿当时18岁，与父亲同在福州工作。有天，詹桓找她说不放心她一个人在福州，硬要她离开文工团回老家做老师，他要去台湾。

同时带她在福州各个部门之间办理路条之类的各种手续，接洽组织关系，花了一个上午。

当天晚上，两人回到老家，詹桓即告别离开，还说要去杭州见下詹斌的家人，再经香港赴台。

走后，女儿在床杆上发现了一张父亲留下的纸条，大意是，要是有人问起，就说去台湾了。

除些之外，詹桓什么话也没讲，女儿也不敢问。「我知道是党派的，当然知道，凭直觉。」

但她觉得父亲和叔叔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那个时候都还是国民党方面的」。

但在詹斌被捕后，台湾省保安司令部（40）安洁字第 0840 号判决称，詹斌、詹桓于民国三十九年间（1950）在福州、香港与旧识、现为匪党之游毓祯相遇，从受其诱惑领其津贴，接受来台潜伏策反争取电台工作。

一个推测是，与朱枫的路径相似，他们先到香港，再转至台湾。

被捕入狱

兄长詹桓，福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福州市中共地下党庄征引导下，抗战前夕秘密加入党组织。

据当地官方记录，在他的影响下，弟弟詹斌决定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从事秘密情报收集传递工作，并与其兄保持单线联系。

潜入台湾后，詹桓以画家名义，在台绘画为业，暗中与胞弟取得联系，在台收集大量国民党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部署、解放初期国民党在福建沿海各地潜伏的敌特人员名单。

詹斌到达台湾后，与义子詹国纲住在一起。据詹国纲1980年代后的讲述，「父亲来台一切均顺事，尔后大伯来台湾，事情就糟了，台地政府知其为匪谍嫌疑，就坐狱十一年之久。」

「如果大伯未来台湾，父亲就没有此事发生。」

从这里看，两人分属不同的条线，至少到达时间不同。

詹国纲怀疑是隔间房客告状，那人也是詹斌的同事，1980年代时已经死了。

在1996年的另一份信中，詹国纲讲了事发时的场景：情报人员叫父亲及大伯到情报局一趟，便再也没有回来，一直等了父亲10年、大伯11年才回来。

他对詹桓拉詹斌下水充满怨恨：「只怪大伯出馊主意，什么事不好做，偏偏做那不讨好的事情，把我们一家弄得苦不堪言。」

「也是大伯不好，叫父亲及他自己做间谍，事情刚开始，便捉去了。」

从他们去世后的情况看，詹斌可能也与义子有相似的看法：「父亲被大伯气死了，害得家父抬头不起，死后大伯之骨灰都未告诉我。」

据台湾省保安司令部（40）安洁字第 0840 号判决主文《煽惑军人逃叛未遂》。罪行为李亭林因詹斌介绍，接受金钱允予潜台待机策反。（胁迫煽惑或以其他方法使军人公务员不执行职务不守纪律或叛逃者），审理时间1951年2月27日。

又有判决主文《为叛徒刺探关于军事上之秘密未遂》，审理日期为3月21日。

审理人为大家熟悉的郑介民（参谋次长，正好是吴石的后任），可见詹斌案的影响之巨。

詹斌除了（40）安洁字第 0840 号涉叶英汉等叛乱案外，还有（46）审特字第 0840 号涉胡道生等叛乱案，但后者的刑期、判决书等资料未能查到。

他的兄长詹桓同样也涉这几起案件。

在香港时，詹斌还向游毓桢介绍了联系人李亭林商定了李亭林作为联系人的具体工作与方法。

李亭林亦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同，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七十一团二营四连指导员，时连长为后来的上将肖克。起义失败后从南昌到抚州行军途中，连指导员李亭林跑了，肖克又兼了指导员的工作。

此时，李亭林应该还在国军，但他的行踪从一开始就被保密局驻外机构盯上，于1950年10月8日向上汇报：中央社会部福建社会处驻港特派员游毓桢，现派李同维（亭林）偕妻李龄将于本月中旬搭「永生轮」来台。

李亭林夫妇于10月30日由香港抵基隆，后迁台北，一路被保密局跟踪监视。

同时，游毓桢派出的另一情报组织陈心箓（化名陈竹青，福州人）于11月19日被捕。保密局恐李亭林获知消息而逃逸，遂会同台湾警务处刑警总队警员于12月4日将李亭林夫妇逮捕，并循线索追踪到詹斌、詹恒。

1950年12月10日，詹斌、詹恒兄弟俩被保密局抓捕侦办。

从暴露的情况看，与吴石暴露的原因一致：违背了单线联系原则，让同一个人同时负责几条线，相当于产生了横向联系。只要一人被盯上，便能纲举目张，几条线同时被毁。

尤其是在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已经叛变、包括吴石在内整个地下组织已经暴露的情况下，这次派遣，显得匆忙无序。

谁派他们去的？

在单线联系的情况下，谁派他去，谁就是他的上级领导。

据官方文章，詹桓由庄征发展入党，并指派去台湾潜伏。

但一个无法解释的事件是，庄征早在 1947 年就已经被我党错误处决了！

庄征曾被捕，直至抗战 胜利、国共谈判时获释，并担任闽、浙、赣区党委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

在1947 年7 月「海关布变」事件中，他们将一批布料藏在城工部委员孟起家里。孟家保姆将此事泄露给熟人，此熟人因土匪嫌疑，于 8 月中旬被国民党侦缉队逮捕后，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布案线索。

孟起一回家即被逮捕，且因刚开完党内会议而身带文件，身份完全暴露。

事出突然，且庄征提出假自首营救方案，被上级怀疑之前被捕后已叛变，遂以「出卖孟起的内奸」处决，并指他领导的城工部为「拆白党」。

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兼上司被处决，詹桓不可能不知道。

城工部事件受害者还包括詹斌判决书中提到的游毓桢。是否詹桓以为游系庄征领导，因此最高负责人为庄征？

也有可能他们受审时没有说实话。

而且，他们兄弟受审时，游毓祯在福建省厅社会处情报科当干事，政治身份已经公开。把他供出来，也没有什么后果。

詹桓之子1951年回乡省亲时，其母交一条子，有「福建省解放台湾筹备会公安处处长林木」字样，后有说明概况「有困难可找他」。

林木，大陆第一个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的创立者，第一代老台胞。

也就是说，林木是非常熟悉台湾的，由他选派人员入台，似合情合理。

詹桓长子说，至1951年还听说当年由我政府各发给100美元的盘缠费用和公安处等证明，任务乃是对台南港口司令占忠言活动事宜，从此以后就断绝音信。

占忠言乃是詹斌的黄埔同学，亦合情理。

1980年代，他托人向林木求证，林表示「我与他们的差距很大」，不知何意。

2021 年春节期间，因为要写这部家传，我曾与其子林小宇先生联系，请求其找合适的机会代为问询。

次日，林小宇先生回电说，他抽空问了林老，仍然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向台湾派过人。但时日久远，实在想不起派的是谁了，很尴尬」。

林老表示，他在台湾工委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后来就转战统战部门，与此事再无干涉，因此很难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了。

1950年3月，詹斌、詹桓兄弟俩被关入绿岛监狱，这是关押柏杨、李敖等人的地方。

对许多大陆人来讲，绿岛之名最早也许是从那首旋律十分优美的《绿岛小夜曲》中知道的。「这绿岛像一条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心上的人儿在我的心坎里飘呀飘……」

有个细节是，在台湾坐牢的詹氏兄弟，有次碰到了詹斌的老友，那人大惊：「詹斌你怎么在这里？」

凭着这层过去的老关系，才给提前放了出来，「这工作真的是危险得很」！

也由此可见，詹斌是隐匿了身份赴台的，绝非潜伏军中。

一门悲剧

在1950年上半年，詹斌妻子曾按月收到从福建寄来的生活费，每次 75 元，落款是福建 XX 信箱。

1950 年的工资 75 元，根据公开资料，大概是相当于正厅级到副省级之间的干部待遇。

但后来寄款突然中止，她理解这是詹斌抛弃了她们母女，连生活费都不给了，遂很快改嫁。

事实应该是，此时詹氏兄弟已被捕，工作停止，工资自然停发。

在福建老家，村部门口出现一则反动标语，被查出来系詹桓次子所写。

长子抡起大刀，用刀背砸断了弟弟的腰。很快，次子死于劳改农场。

由于两岸音讯不通，估计有关部门也不清楚两兄弟是否已叛变，因此他们在大陆的子女后人，都因海外关系受到牵连，失去了读书机会。

詹桓长子曾于1963年末收到其父的来函，但也只是「互告家况，未涉其他」。

可见那时已出狱。

但为了避免因父亲去台而影响女儿，詹斌女儿随母改姓并搬离老宅，以致詹斌几次致信都未能联系上。

直到1974年，詹桓女儿才找到已经成年的詹斌女儿。

次年，詹斌给女儿写信，并「附寄我相片两张，一张是年轻的我，与您母结婚时摄的，一张是老年的我，最近摄的」。

这也是女儿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模样。为了不受牵连，父母的结婚照上，父亲被剪下来烧掉，只剩下母亲一人。

信中说：「一二年内，我能奠定经济基础，必定迎接我这深具孝心的女儿来会见，畅谈这多年来生活情形，看看您的小宝宝，那就欢欣之至……您的伟大孝心，确能感动世人，但我愧为人父，我未曾抚养您长大成人。我对不起妻子，我迫不得已抛弃最爱的子女，这是为人父者一大过失！」

但实际上，詹斌妻子应该是收到过他的来函。在1999 年临终前，她交给女儿一封詹斌的来信，内有「我想要讲的话太多，可是到了现在无从说起，真是想不到分别几年，连信都无法给您」之语，可见这应该是出狱不久的1963年前后写的。

信中还说：

我也知道您气愤怀疑，或且仇恨我，可是，您不知道我到了最不幸的处境，我绝对不是遗弃您，希望您给我最大的谅解，在这个时候确定无疑接济您，您能忍苦设法维持生活，养大儿女，固然使我感激不尽，我终究还是有前途的……我内心的苦痛，此时无法明告，未便多讲，盼下次再有机会给您音讯。

自建立联系后，詹斌每次都给女儿随信附寄200港元。

在福建同乡捎回来的消息中，兄弟俩出狱后流落街头，靠摆摊卖画度日，过着凄惨的生活，完全不像信中所述「外销」。

詹国纲后来也说：「告诉您吧，大伯有点钱就寄给儿子，死后身上只有几百元，丧葬费都没有，是父亲向崇县安老乡借的。父亲也是有点钱就向香港转交寄给你，这事我都知道。父亲死时，身上只有1.5万元，而他的火葬费就要1.8万元。」

「一切优待均无，事业也无，只好画山水及著书为生。」

生命如水而逝

一直到去世，詹斌都在信中「只谈家庭事务或生活情形，不必谈及其他问题」。

19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詹国纲每年都向义妹寄款，有段时间还到访杭州，资助她买房，并告知詹斌是卧底。

女儿遂向有关部门求证。

他们在旧档里找到一页目录，上有詹斌的名字，但档案本身并不存在。

2000年3月14日，陷入困顿许久的詹国纲，突然致信义妹，说是要第二次来杭州看望她们，同时来拿母亲的出生和死亡证明，以便办理台湾方面的误判赔偿120万元，到手后兄妹二人平分。

后来方知，民进党上台后颁布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决定对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的受审判者，于解严后未获得补偿及救济的，进行补偿。

但有人提醒詹斌女儿，如果领了这笔钱，就说明詹斌并不是去潜伏的；再说了，这笔钱也不一定能到她手上。

这让詹国纲很生气：「有钱的机会不知道拿，节省浴器有什么用……你要100万元新台币给你，我拿少头。否则你无，我更没有。到时海基会通知你拿身份证领钱就是，别无其他麻烦之事。」

2002年4月9日的来信中，詹国纲说：「希望你疑心不要过重，该怎么就得怎样做，一点不可乱来。请你放心，以前我私人的钱不是有寄给你吗？这些钱老婆及儿女都未知道，所以申请的钱我怎么会不给呢？」

12月14日来函时，两年申请有效期马上截至：「我年龄已75岁了，全靠在街头巷尾拾废纸及生锈的铁度日，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大儿子交上坏朋友乱吸药物，给政府捉到里面去打一针，回来家中五天就死了。他的钱连我的钱都吸光了，故无钱满街拾纸、铁度日为生，成了乞食，还谈得上什么积蓄，光棍一个。」

他说，二儿子看钱都给大儿子用光了，搬到外面去住了。以前做小工，有点钱能寄给妹妹用。现在台湾经济衰退，工厂移到大陆去了，台海失业近三万多人，东西又贵，无法糊口。

最终，詹斌女儿选择了拒绝。

福建老家拆迁时，究竟是按詹桓一代两兄弟对半分，还是按下一代人数4：1分，曾有过争执。

从此，台湾、福建老家和詹斌后人再无来往。

2011年，有关部门找到詹斌七十多岁的女儿，称「找了十多年，总算找到了」！

在落实政策的文件中，詹斌于1950年4月由福建省委联络处派往台湾做地下工作，参加革命。

而蔡孝乾是当年3月叛变的。

亦即詹斌与吴石一样，都不是党员。

而且，他是在台湾地下组织已经崩盘后，孤身犯险，偏向虎山行。

后来，詹桓后人赴台拿回了骨灰盒，詹斌外孙以身份不便为由，放弃了骨灰领取。

吴石的交通员朱枫的干女儿，也拒绝认领她。

抗日胜利日，两岸均出具了证书。

有些时候，你以命相搏的东西，拉长时间一看，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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