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文学的“末世大师”：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凯获诺奖

当地时间10月9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凯（Laszlo Krasznahorkai），以表彰“他那引人入胜且极富远见的作品，在世界末日般的恐怖中，再次彰显了艺术的力量”。克拉斯纳霍凯也由此成为继2002年的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 Kertész）之后，第二个获得该奖的匈牙利作家。

当代文学的末世大师

作为当代匈牙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克拉斯纳霍凯素以其反乌托邦、忧郁的小说闻名，拿下了包括马洛伊奖在内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匈牙利文学奖，并曾获得2015年布克国际文学奖、201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等一众国际文学奖项。他的多部小说如《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已被改编为影史经典电影。德国小说家W·G·塞巴尔德（WG Sebald）曾这样评价这位匈牙利作家的文学世界：“克拉斯纳霍凯视野的普遍性堪与果戈理的《死魂灵》相媲美，远远超越了当代所有低级写作的关注点。”美国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则称赞他是“当代匈牙利的末世大师”。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纳霍凯

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Anders Olsson）表示：“克拉斯纳霍凯是一名伟大的史诗作家，继承了从卡夫卡一直到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中欧传统，以荒诞主义和怪诞的夸张为特色。”他形容克拉斯纳霍凯的散文风格“逐渐发展为以绵延曲折没有句顿的句子为主的流畅句法，这也成了他的标志性写作风格”。

《撒旦探戈》

这种风格与传统从克拉斯纳霍凯的处女作《撒旦探戈》（1985）开始便深植其中。小说以极具暗示性的笔触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前夕，匈牙利一个偏远乡村的废弃集体农场里一群贫困居民的生活。他们的日常是沉默与期待——在困境中沉默，也期待着逃离的那天。直到传闻已死的富有魅力的伊里米亚斯与他的同伴佩特里纳突然出现，搅动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然而，伊里米亚斯实则是伪装成救世主的骗子，对村民们施加着近乎无限的权力并迫使他们交出所有血汗钱，说服他们搬到附近的另一座废弃的“庄园”，再将他们带到镇上，驱散至全国各地。每一个人都曾期待奇迹的发生，但这一希望从一开始就对应了小说开篇所引用的卡夫卡名言：“那样的话，我将因等待而错过它。”

《反抗的忧郁》

三年后，克拉斯纳霍凯出版第二部小说《反抗的忧郁》，进一步验证了他作为“末世大师”游刃有余的功力。这是一个发生在喀尔巴阡山中小镇的恐怖幻想故事，一个巡回马戏团来到这个破败的小镇，却只带来一具巨鲸的尸体，这一神秘而险恶的景象“引发了极端力量的动向”——小镇居民埃斯特夫人认为这是她操纵民众的绝佳机会：她将当地的骚乱归咎于“邪恶势力”，并以试图平息暴力为由，夺取对城镇的控制。短短两周内，埃斯特夫人就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了这座小镇，“扫除旧势力，建立新势力”。在这个典型的政治寓言中，埃斯特夫人究竟是对极权意识形态的批判，还是极权主义本身，其中模棱两可的道德感似乎是克拉斯纳霍凯留给读者不明晰的谜题。

《赫希特07769》

即便在克拉斯纳霍凯最近的作品《赫希特07769》（2021）中，仍是这种一以贯之的末世氛围。但与早期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不同，《赫希特07769》是对当代当代德国图林根州一个小镇的真实写照，主人公赫希特被认为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圣愚，白天，他为当地一个新纳粹团伙的头目工作，晚上则与卡纳小镇的居民聊天。与此同时，他还执着于自己对量子力学的一个误解，认为如今物理学家观察到的物质-反物质不对称问题是一个“神圣的会记差错，预示了世界末日”。为了避免这场灾难，他执着地给德国总理默克尔写信，希望她能够调动世界资源寻求解决方案。直到某一天，他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来自他为之工作的团队，他的反应变得尤为激烈。评论认为，《赫希特07769》是对当代社会无力滑向独裁主义的及时沉思。

然而，从《战争与战争》（1999）开始，克拉斯纳霍凯也渐渐将写作视域投向了欧洲本土之外。《战争与战争》中的档案管理员从布达佩斯郊区前往纽约，但最终仍回到故土，只为将一份他偶然发现的古代神秘手稿公之于世。2003年的中篇小说《北方的山、南方的湖、西方的路和东方的河》则关乎一个在日本京都寻找秘密花园的神秘故事。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在这种转变中，克拉斯纳霍凯“将目光投向了东方，采用一种更具沉思性和精细的语调”。在《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2004）中，主人公斯坦游历中国，试图探寻中国古典文化的典范，并理解其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联系。而2008年的《西王母下界》再次回到日本，以日本能剧演员对西王母的演绎为核心线索，通过十七个章节串联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故事，探讨神圣性流失与存在困境的主题。

与贝拉·塔尔的银幕双生

克拉斯纳霍凯不仅是一个蜚声国际的小说家，他在电影世界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同胞好友、匈牙利电影导演贝拉·塔尔（Béla Tarr）。可以说，克拉斯纳霍凯的五次银幕执笔均是与塔尔合作。1988年，克拉斯纳霍凯第一次与塔尔合作撰写了电影《诅咒》的剧本。影片一经上映便获得影评界的广泛好评。2007年，两人再次合作，将比利时侦探小说家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于1934年创作的小说《伦敦男人》改编为电影《来自伦敦的男人》，该片成为塔尔首部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作品。

导演贝拉·塔尔

不过，克拉斯纳霍凯与塔尔更惊艳的合作仍要数两人对前者小说原作的改编。1994年，塔尔首次将克拉斯纳霍凯的小说《撒旦探戈》改编为同名电影，由克拉斯纳霍凯亲自执笔改编。尽管片长超过7小时，却为塔尔赢得了更轰动的国际声誉，时年39岁的他被赞为“电影界被严重低估的天才”。在2012年英国电影协会（BFI）《视与听》杂志评选的史上最伟大电影中，《撒旦探戈》排名第36位。

电影《撒旦探戈》剧照

《撒旦探戈》之后，塔尔又在2000年将克拉斯纳霍凯的小说《反抗的忧郁》改编为电影《鲸鱼马戏团》搬上银幕，延续了《撒旦探戈》中的黑白胶片拍摄。该片同样被许多人视为21世纪初的最佳影片之一。2011年的《都灵之马》则是两人合作的终章。该片改编自克拉斯纳霍凯早年创作的一个短篇故事，讲述了一匹据说曾导致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精神崩溃的马在意大利都灵被鞭打的故事。故事的内核再现了克拉斯纳霍凯始终着迷的末世论观点，正如塔尔所阐述的，影片真正探讨的事“人类生存的沉重”，“所有人都应对世界的毁灭负责。但还有一种超越人类的力量在起作用——贯穿整部电影的狂风——它也在毁灭世界。所以，人类和一种更高的力量都在毁灭世界”。

从西方到东方

克拉斯纳霍凯1954年1月5日出生于匈牙利东部小镇久洛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社保管理员。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曾先后在塞格德大学和罗兰大学攻读法律，但最终转入ELTE人文学院学习匈牙利语言文学，并于1983年获得学位。求学期间，克拉斯纳霍凯曾做过出版社文书、编外记者、地板打磨工等工作，但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以独立作家的身份谋生。

1987年，克拉斯纳霍凯在《撒旦探戈》大获成功两年后首次离开匈牙利，凭借德国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西柏林生活了一年。1990年，他又获得机会先后到访蒙古和中国，并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第一次走访中国期间，克拉斯纳霍凯不仅沉浸式观察中国的社会图景，也因此潜移默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返回匈牙利后，他当即要求全家人改用筷子用餐，并培养了听京剧的爱好。1997年，克拉斯纳霍凯在结束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后与汉学家朵拉·克普桑尼（Dóra Kopcsányi）结婚。

凭借妻子的学术背景与语言能力，克拉斯纳霍凯也得以更系统地接触中国、日本等东亚文化的核心典籍。其中，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李白、杜甫等人的诗作，几乎构成了克拉斯纳霍凯精神世界的核心图腾。自首次访华起，他便开始系统搜集李白诗集，视这位唐代诗人为 “欧洲人眼中的现代派诗人”。他认为，李白诗作中的流浪意识与自己后半生漂泊的精神状态形成了强烈共振。1998年，在中国翻译家余泽民的陪同下，他沿李白生平足迹走访十座城市，从蜀地到长安，从宣城到当涂，每一步都试图贴近诗人的精神轨迹。他甚至称自己的文字也 “染上了一股中国味道”。

日本文化同样在克拉斯纳霍凯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曾多次访问日本，并将禅宗美学中对 “空” 与 “寂” 的理解，与自身作品中对世界混乱本质的思考相结合。这种跨文化甚至使他能够在部分作品如《西王母下界》中，将日本俳句的凝练与自身长句的铺陈形成对比，从而构建出独特的叙事节奏。可以说，克拉斯纳霍凯与中国及亚洲文化的联结，已经超越地理与语言的界限，成为后期创作生涯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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