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车后买票，新中国第一家当铺在成都“偷偷”开张

文│张学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全面提速，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1987年，我在成都市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主管经济体制改革。

创业敢为天下先

上世纪80年代成都街景

那年10月，两个年轻人来到我办公室，小心翼翼地询问能不能支持他们开一家当铺，并随手拿出了一张载有苏联国内开办当铺消息的报纸。他们是成都华茂金属丝网门市部的，下属的一个门市部生意比较清淡，铺面有空余，苏联开当铺的消息让他们萌生了同样的念头。

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报纸，这是一份《参考消息》，上面有一篇题为《莫斯科的当铺》的文章，介绍当时莫斯科有8家国有典当行，典当余额7800万卢布，每年上缴国库的利润达1000万卢布。的确，20世纪80年代后期，典当业在前苏联很兴旺。典当行的生意很好，许多人为了典当甚至要花上近一天的时间排队才能如愿。

放下报纸，我又认真地看了他们以企业名义提交的一份报告——《关于开设“典当商店”的构想》。在那个时代，敢闯敢试敢干的改革精神已经深入人心。我想，苏联的体制已经够僵化的了，他们在莫斯科都允许开8家当铺，我们在成都试办一家总不至于不可以吧。思前想后，我觉得作为成都市体制改革的主管部门，没有理由不支持这两个年轻人的试验。就这样，我和市体改委相关处室的同志，与他们一起研究重开典当行业的可行性。

11月底，在讨论最后的方案时，却遇到了难题。有同志提出，此事事关重大，又属特殊行业，需要报批才能开办。但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还颇具“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即使报了谁又能批呢？我们担心一旦报批，此事可能会遥遥无期，八成会胎死腹中。经过细细斟酌，我建议作为改革的试验，可以先不报批，支持他们先办起来试试再说，这叫“先上车后买票”，错了关门就是了，责任在市体改委。如果成功了，就再报批不迟。经过大家的讨论，方案得以通过。

由市体改委牵头，市公安局、市工商局、西城区（现青羊区）政府及祠堂街办事处等一路放行，从提出开办典当行的构想算起，只用了短短 40 多天就办妥了所有的手续。不久，我们也收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国家体改委有关负责人对此事表示赞赏和支持。

录音机和路费

1987年12月30日，四川省“成都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开张营业（新华社记者陈燮摄）

1987年12月23日，华贸金属丝网门市部的同志领到正式营业执照。12月28日，成都市体改委举行记者招待会。12月30日，成都市西御街72号门前鞭炮鸣放，热闹非凡，华茂典当服务商行正式开业，宣告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家典当行成功诞生。

第一个进当铺的是位大学生。学校就要放假了，他要回家，但父母寄来的路费被他给弄丢了。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如果写信回家要钱，等钱寄来需要一两周时间，而向别人借钱他又觉得难以启齿。听说西御街开了一家典当商行，他便提着录音机走进了当铺。经过评估，当铺给了他40元。大学生原先曾为存放录音机发愁：放在老师那里，怕给老师添麻烦，放在同学那里，怕给他弄坏了。现在放在当铺也算适得其所。一个月假期结束，到典当服务商行赎当，扣除合理的费用，他又可以提回录音机学英语、听音乐了。

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名扬四海，国内外不少媒体称之为“新中国的红色当铺”。作为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成都重开当铺一事被载入了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瞭望》周刊先后两次载文评论重开当铺这件事，文章特别提到“成都市的这一做法是有胆量的，搞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这样的胆量。”国外媒体最关心的是重开典当行为什么不是在北京，不是在上海，而是在成都。我们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的依据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支持我们大胆试验，社会需要我们作改革的多方面探索。

规范行业服务大众

1988年时任成都市市长胡懋洲给华贸典当行的题词

成都重开当铺，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许多人到典当行了解情况、学习考察，认为这是一项新的改革举措。

典当是一个行业，一种经营形式，可以成为服务大众的经营方式。为规范管理、避免恶性竞争，成都还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典当业同业公会。成都的做法很快就被外地效仿。据不完全统计，仅仅过了一年，全国的典当机构就达到了 180 家。 1996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清理整顿后核准的典当机构有 1300 多家。成都市在改革中吃了典当这只“螃蟹”，实践证明这项探索是成功的，对社会是有益的，对解决个人和中小企业融资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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