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调研·Z世代择城观察记②｜城市“造梦能力”最吸引今天年轻人

别小瞧年轻人。

浸泡在信息洪流里，直面社会棱角的他们早已从懵懂的小鲜肉风干成务实的小腊肉。

在陆家嘴某栋摩天大楼里工作的小马，本科就读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今年6月入职上海某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即使拥有这样的学历背景和专业优势，他的求职过程，也曾屡屡受挫。

暑期，在虹桥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潮里，魏光正在送别一位同龄朋友。对方和前几位来上海的好友一样，带着游玩求职双重目的来到上海，而终踏归途。

魏光自己颇具代表性——去年上半年春招，通过某大型央企面试顺利进入体检，却在最后得知公司会优先录取研究生学历候选人，俗称“排序泡池子”。作为本科生的他，最终没能从深不见底的“人才池”浮上来。他急忙在招聘软件投简历，很快通过一上海企业面试，两天之内从山西赶到上海，一头扎进这座陌生的城市，至今已一年。

“先选工作，再选城市”是越来越多应届毕业生的普遍状态与清醒选择：生存，先生存下来。

心理学学者雷德·海斯蒂和罗宾·道斯在《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中提到：Z世代成长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他们应对生活变动的方式往往追求确定性，评估任何事物的试错和容错成本，表现出求稳和可控的心理需求。

于是，在择业与择城这道复杂的人生选择题上，他们的计算器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代都更精密、也更实际。

年轻人择业，堪称“人间清醒”

计算的公式为：城市是否“好找”工作，以及是否能找“好工作”。

“好找工作”，强调的是数量上要多元、空间上流动性强、时间上的可持续发展。

大厂程序员小葛和网络安全工程师魏光分享了找工作的分析思路：计算机方向的大部分岗位在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的互联网企业相对发达一点，所以他们的选择“缩”在了这两座城市。

而当两座城市的工作机会似乎旗鼓相当，更“老辣”的年轻人会像下棋一样，往后多看几步。即使是首次选择就业城市，他们也会从长远的职业规划出发，根据岗位集中度、产业生态来判断是否利于以后跳槽。

刻君是一位曾在天津上学、如今在上海工作的网络工程师。他求职时发现北方城市里，能投递的工作岗位几乎都在北京。他认为单从工作机会来看，北京的岗位确实比上海多，但上海作为“龙头”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江浙沪地区发展比较成熟，来到上海能接触的工作机会几乎辐射到了苏州、杭州、宁波等地。

他形容选择上海像投资一支潜力股：“你明显会感觉到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串联性特别好。江浙沪这块感觉比较均衡。等于说我来到这里其实不是看中了上海，我是看中了整个江浙沪。”

在快消品类外企工作的星星，提起在某地宝洁实习的经历，用了“孤岛”这个词：整个产业园只有这一家公司，周围缺乏同类型企业的生态，感觉与外界的链接和交流是断裂的。这种“孤岛感”让她最终放弃了当地，选择了外企产业集群效应显著的上海。

在“好找”的城市里，尽可能找一个“好”工作，是清醒的第二步。面对一份工作，Z世代的年轻人不再是简单地考察是否高薪体面，而是首先关注性价比。

光鲜的高收入地区背后，往往伴随着高压力、高生活成本。因此，年轻人会充分考虑薪资收入与刚需花销、情绪体验之间的“净值”，争取拉满以工作压力为代价换来的“性价比”。有的人甚至会精确计算到时薪——那样压力下换来的每一分钟，究竟值不值？

除了性价比，“好”工作的另一个表现是“兴价比”——与兴趣、专业的匹配度。

25岁的设计师粥粥感触颇深。浙江姑娘，大学学设计，杭州明明离家更近、设计岗位也不少，但她偏偏选择了上海。在她看来，杭州的平面设计太偏向网红电商的风格，自己喜欢和学习的是独立、有个性的时尚设计，这一点上海可以做到。

一边制造“躺平”、“整顿职场”、“厌班”文化的年轻人，另一边却清醒又机敏地权衡着职业与城市的砝码——这是他们在正式成为打工人之前的最后抵抗：尽可能地，把风险和失控感，降低一点，再降低一点。

如果说上海是滋养工作机会的土壤，那么年轻人在这里，既要见树木，又要见森林。

“高学历”= 被前置的求职 + 被窄化的择城

学历越高，越难找工作？

不要简单理解为就业形势下“学历倒挂”的焦虑，它反映出毕业生们的真实诉求：高学历意味着高投入，意味着职业契合的高要求。

根据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一般的生产力增进可能由于大规模投资和政府支持等因素，但长期持久的市场经济发展，实则由专业化分工带来。升学深造既为让自己提升竞争力和稀缺性，又为更加专业化，适应市场的需求。高校的学科培养也是如此。

可现实中，精细化岗位的行业是少数，也越来越“狼多肉少”。读书深造耗费了时间，劳动市场上那道隐形的“年龄门槛”，又悄然横亘在面前。高学历者寻找“对口”工作的路，似乎注定更窄、更陡峭。

越读，可选择的空间反而越窄，求职和择城的沉没成本越高，又不甘心向下兼容。

为了证明自身具备与学历匹配的经验能力，硕士生、博士生在读书阶段会通过参加各种课题和实习，尽可能熟悉行业与岗位，拼命使自己“专业化”。许多人会提前一年收集信息准备求职，求职过程被大大“前置”。而选择哪座城市，也深深烙上了高校资源和城市产业的印记。

刚入职上海某EDA（电子设计自动化）企业的博士毕业生宇辰，专业选择和求职路带着时代戏剧性：“我读本科那会儿，微电子专业一般挂靠在每个学校不同的学院下面，不是很受重视。它真正开始受到大家关注是在2019年，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芯片产业被外界制裁后，国家开始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学术界工业界都轰轰烈烈的。原先在集成电路企业或者外企工作的中国人，会出来趁着这波国产替代的浪潮，想做中国自己的集成电路企业。我当时也是在这个环境下来到复旦大学，并留在上海选择了第一份工作。”

宇辰承认，虽然与他专业对口的集成电路岗位，在上海的绝对数量和质量都很高，但更重要的是高校与外部的交流链接和实践机会帮他打破了很多信息壁垒。“上海有很强的集群效应，参加学术会议、访问先进实验室、接触各种前沿讲座和创业活动，甚至实习或者产学研合作，都很便利。”

他描述着一种“近水楼台”的优势，“像我这种工科或者技术研发专业的同学，在校就会和未来想去的公司有一些联系和合作，面试官也可能是学长学姐，所以基本上都会选择去加入他们。”

中科院物理所毕业的宙宙，选择了与同专业大部分同学不同的路——南下上海张江科技城，投身芯片设计公司。他的读博经历有点特殊：第一年在北京雁栖湖校区上课，第二年因课题组有一部分光速线设备和研究实验室在上海，他开始京沪来回跑，慢慢对上海熟悉起来。

2024年毕业后，相比同课题组的同学去向，上海并非最优选。但考虑到对象在上海，而且在穿梭于北京与上海、高校与企业之间时，他培养了一种敏锐的嗅觉，捕捉到高校的科研动向和上海本地企业的关注点，最终决定留下。

就在他入职后没过多久，华为上海研发基地在青浦正式运行。

年轻人，需要上海“造血”，更需要“造梦”

从“择城先择业”的逻辑来看，年轻人对于工作的理解本质上还是生存型需求。这决定了他们的择城问题，首先是一个关乎城市就业机会和产业发展的问题。

上海这座城市想留住年轻人，得依靠“造血”能力，不仅在工作机会数量、匹配度、城市群的区域发展和集群效应下功夫，还要重视本地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有效联动。

但上海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

法国蒙田研究所4月29日发布一项大型研究报告，题为《年轻人与工作：16至30岁群体的愿景与幻灭》。报告发现：新一代的打工人比大众认知中的更珍视工作，但随着年龄递增和经验累积，他们对于工作的理想和幻想正在消逝。

和20位受访者交谈中，我的确感受到，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是一样。

魏光的同事木木袒露心声：“我这个阶段可能更看重经济上的需求，我很想回家，但是家里很难找到好工作，相当于是对现实的妥协。”26岁的Norah刚参加工作半年，就有了看透一切的想法：“没有正式工作之前，你会幻想自己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为人类事业做贡献。但是当你真的来了，可能就发现工作中很多事情并非如此，甚至会觉得好像不值得我干一辈子，没有奔头。我觉得现在大家普遍的想法就是快点攒够钱，从工作中赎身之后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选择第一份工作和居住城市的理智清醒与权衡利弊背后，往往隐含着对工作意义和城市期待的放弃。当很多人以一种风险规避姿态，去选择岗位和城市，就容易注定他们在接受之后，对其工具化、功能化，而不是寄托更高的价值。

今天的年轻人，只打工、不做梦了？

这是应该警惕的。

我的观察对象目前寻求的工作机会，更多偏向上海已有的成熟产业孵化、具有一定去风险保证的工作岗位，较少选择创业创新的企业岗位。这种趋势会让年轻人的择城喜好，很难在后续转化为创新创业的动力，进而影响着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这一课题。

上海要在提升“造血能力”的同时，加强针对年轻人的“造梦能力”，激发“人才池”的创造性活力和奋斗欲。

作为来自湖北的“小镇做题家”，复旦大学毕业生大志要到上海工作的初衷，是“我觉得上海还是有一些造梦能力的。以我自己的这些标签为例，名校、女性、文科，你可以看到有些一样的人已经是高管或创业成功。你就会想那我在这个城市，是不是只要去努力地拼搏，也可以跟她们一样。上海有这样一种造梦能力”。

宙宙也有同感，他笑称平时在上海“打工”，但是上海给了年轻人一些“想象空间”。曾出国旅行、出差的他，认为高收入国家给个人的奋斗感在变少。“你去硅谷之类的公司可能还有奋斗感，但是你去一般城市，往往是被迫躺平。但可能在中国，如果你想，不管是公司内继续往上走，还是有朝一日自己去创业，会有奋斗的状态。”

在这些叙述中，深藏在上海“打工”叙事里的青年期盼被挖掘出来——多种可能。

上海为年轻人造的梦，应该是多种可能、五彩斑斓的：你可以选择当上班族，也可以尝试创业，还可以斜杠兼职，或者创新赛道。

上海要让他们在满足生存型需求后，有希望地迎接高层次的发展型需求，以充分激发个体的创造性和潜力。

观察中，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身处上海的年轻人会提及杭州的“造梦因子”。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曾谈到，杭州的成功背后有一线城市的“神助攻”，一线城市更偏爱比较成熟的企业，而新一线城市愿意接纳对成本比较敏感的“幼苗”企业。

面对整体“求稳”的年轻人心态，上海要做两件“造梦搭梯”的事：一是让已经步入相对稳定职场的他们，仍有动手创新的机会和热情，为他们制造更多的创新空间；二是为上海本地的民企进一步制度性“减重清路”，鼓励年轻人加入相对规范的民企，孵化出上海版的内生性创业创新生态。

在我的观察中，依然有少数年轻人怀揣着在上海“做梦”的想法。28岁的宇辰表达了定居想法：“我已经决定在上海这边立足发展。目前我们公司有一批认真做事情的人，后面来的同类人也能融入在一块，我期盼能在这里做出一点事情，尽一份自己的力，同时得到一些可见回报。”

2002年出生的短剧制片人阿柠，觉得上海给她带来展望未来的希望感：“我想要做得更好一点，我会觉得在上海有前进变好的空间与动力。”

两人的话，道出“上海造梦”的终极内核：它融合了生存保障、发展空间、意义追寻与价值实现的综合体验。这座城市，需要听见这代“清醒者”心底那份对“做梦”的无声呼唤。

下一篇，我们来谈谈工作之外，上海城市的生活状态对Z世代又有怎样的二次吸引力？

（受访者姓名均为化名）

原标题：《理论调研·Z世代择城观察记②｜城市“造梦能力”最吸引今天年轻人》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郭泉真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朱玲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