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025诺奖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追寻东方文明，追问破碎时代

据诺贝尔奖官网最新发布消息，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由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László Krasznahorkai）摘得，获奖理由：“他那震撼人心、富有远见的创作，在灾难与恐惧的时代，重申了艺术的力量。”（“for his compelling and visionary oeuvre that, in the midst of apocalyptic terror, reaffirms the power of art.”）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表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一位伟大的史诗作家，他的创作风格贯穿了从卡夫卡到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中欧传统，其特点是荒诞和怪诞。”他形容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散文“已经发展到……流畅的语法，长句、曲折的句子没有句号，这已经成为他的标志”。

学者苏珊·桑塔格称这位作家是“匈牙利当代启示录大师”，而作家WG·塞巴尔德则称赞他视野的普世性。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仅有少数被翻译成英文。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曾写道，他的书“像稀有货币一样被广泛传播”。

他的中译作品有译林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撒旦探戈》，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23年推出的中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长篇小说《反抗的忧郁》，以及99读书人于今年9月新推出的短篇小说集《世界在前进》。据悉，译林社还将推出他的作品《温克海姆男爵返乡》。

试图从历届诺贝尔奖得主名单或博彩公司的赔率榜中寻找获奖答案或许是愚蠢之举，但依然可以找寻某些蛛丝马迹，过去十年来，瑞典皇家学院实际上一直非常谨慎地追求性别平等，自2015年以来，共有五位男性和五位女性获奖者，该院一直以最稳妥的方式，通过男女作者轮流获奖来实现这一目标。而2024年韩江获奖之后，这意味着今天又轮到男性获奖了。

该学院从不讳言，它更看重雄心勃勃、晦涩难懂的诗化作品，而非通俗小说。今年，这个答案就落在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身上。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出生于匈牙利南部小城久洛市，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母亲是在社会福利系统任职，这样一个家庭既有法律与规则的影子，也有政府系统下普通人的日常。这样的背景对欧洲作家而言并不罕见，但对一个将来写出复杂长句与荒芜世界景观的创作者，这却是必要的文化根基。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少年时期的匈牙利，是一个既压抑又充满矛盾的地方。他后来到赛格德大学学习法律。法律在这里，并非单纯的职业选择，而是一种与权力、结构、规则的关系的早期训练。法律教育教人细致，教人看文本，也让人习惯于制度之外的差异与隐喻。

后来，他还学习匈牙利语言与文学，在布达佩斯的大学完成相关学业。写作与文学批评成为他思考世界的方式，文本成为他逃逸日常制度控制的一种可能性。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眼界逐渐拓展——不仅仅局限于匈牙利，也走向东亚特别是中国、日本等地。这些旅行与驻留逐渐渗透到他的作品中，让他的视野带上了地理的陌生、文化的外来感，以及对“文明”与“荒野”的边界敏锐的关注。

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说是《撒旦探戈》（Sátántangó，1985）。在这部小说里，他以一个荒废、归属感淡薄的乡村社区为舞台，塑造了一种时间与空间都似乎趋向停滞与崩裂的景象。人在其中既是支离破碎的个体，也像被牵引的幽灵。社会秩序、信仰、人与人的信任关系都破碎。其后，《反抗的忧郁》（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1989）将他的风格和主题推得更深、更广：在一个看似小镇的地方，一个致命的马戏团带来一具死鲸，引发恐慌与变形——人与集体的恐惧、理性的边缘状态、信仰与暴力之间的幽暗张力。

新世纪前后的世界旅行拓宽了他的写作风格和美学视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旅行经历与对东方文化风景的体验成为了新的写作素材，他曾激动表示，“我被震惊了，那是和我生活过的全然不同的世界。我看到古旧文明的伤痕，也感受到了欧洲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中国历史是延续的，而且中国人能感受到延绵不断。”于是，他频繁地来到东方旅行并进行创作，《蒙古的樊笼》（The Prisoner of Urga，1992）源自他在蒙古的经历；《苍穹下的荒废与哀愁》（Ruin and Sorrow Beneath the Heavens，2003）则涉及他的中国之旅。语言风格逐渐带有一种被拉长的节奏，一种近乎仪式性的结构与意识流般的内省。观念上，他似乎越来越关注个体在制度与历史之外的存在状态，以及人类文明在面对时间、荒野、未知和不可控力量时的脆弱性。

到了2008年，他更将自己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孕育出了一部艰涩深奥的作品《下面的西王母》（Seiobo There Below，2008），小说由17个章节（故事／片段）组成，每个章节都用斐波那契数列编号，从1开始一直到2584。这些章节巧妙地将中国道家故事、佛教元素、日本能剧等融合一体，艺术和仪式往往追求美的恒久，但他在书中经常强调这些体验、工艺存在的脆弱性与消逝性。而用斐波那契数列为章节编号不仅是一个形式上的特色，也象征秩序与自然、数学与美在小说里的交织。每一个故事像是在用某种螺旋式推进，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渐进的累积与对美的更深追问。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以“漂泊”的姿态在世界各地游走，但他始终坚持以匈牙利语进行写作，因为母语有着一份“脆弱的本质”。在最近的作品如《温克海姆男爵返乡》（Baron Wenckheim’s Homecoming，2019）中，他进一步描绘了流亡、归属与时间的交错。主人公从别国逃离，身负债务，试图回到故乡，却发现故乡与故乡印象之间有着深不可测的距离。文学观念在这里似乎已经不单是社会与制度的批评，而是对家乡、身份、记忆在流离中的重新定义，他暗示了文明存在的裂隙难以弥合，也暗示了希望与悲悯依然存在于世间。

如果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文字的建筑师，那么他的电影合作者贝拉·塔尔几乎可以看作是他视觉思想的同伴。两人合作始于《撒旦探戈》的电影版，这部电影长达七小时，是黑白影像对时间与空间的极端拉伸。文字在小说中被拉长、被堆叠，影像在电影中被拉长、被延伸——光影中的长镜头与文字中的长句产生共振。

▲ 电影海报

这种合作不是简单的翻拍小说，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电影剧本里以及剧本之外与塔尔保持密切合作，参与镜头语言、节奏、光线与空间的设计。电影让他的文字具象化——荒芜的乡村、破败的公共空间、暴雨风雪中的人物、时代废墟。这些在小说中是隐喻或氛围，在电影中成为视觉与听觉的经验。观众被迫忍耐长镜头，就像读者忍受句子的一气呵成，呼吸与停顿、节奏与沉默共同参与体验。影像、声音、光影与语言在此交织。文学与电影彼此映照，他的作品中有“电影气质”，他的电影世界里也有“文学的重量”。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发现，他并不是在一夜之间爆红的作家，而是在多个文化圈、翻译群体、电影界与学术界之中被逐渐体认。2015年，他获得国际布克奖，评委会称赞他的作品具有“令人惊异的句子”，句子之长之复杂，其语调从庄严到荒诞，再到探索性的疏离与绝望。他在匈牙利国内也获得了最高荣誉——科苏特奖，这是匈牙利文学与文化界最重要的国家性奖励之一。

▲ 本报画像（郭天容 绘）

在近年写作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表示自己的思考并未远离当下，在一次七十岁生日的访谈中他说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时代，严肃文化正在消失，不是它被威胁，而是它不能适应市场法则、无法售卖，被称为无用的文化，已经从地图上消失。”

这句话表明他观察到，文化的商业化、娱乐工业的扩延、媒介碎片化正剥夺人们耐心与深度文化交流的空间。他的书写方式——长句、慢节奏、荒原感——似乎是对这种文化加速与浅表化的一种抵抗。他没有给出简单的道德说教，但他设定了一个立场：在“末日”般的景况中（无论是心理的、社会的还是环境的），艺术不仅是见证，也是一种坚持。

今年诺奖授予他，对匈牙利文学，对翻译文学，以及对当代追求文字深度与光影意象的作者而言，更是一种确认，或者说是一种责任。他的文学声音确实是当代文学中少数能够使读者在混乱与焦虑中停下来、深呼吸、倾听世界的声音。而这样的文学声音，在当下时代，更应承担起新的见证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