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落榜参军2年后,娶了39岁离异旅长,3年后我才知妻子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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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故事,旨在探讨特定时代背景下复杂的人性与情感。其中涉及的人物关系、情节设置为艺术创作需要,请勿与现实对标,感谢理解。

“你到底是谁?!”结婚第三年,我抓住妻子的手,声音都在抖。

就在刚才,为救病危的儿子,她拨通一个电话,那头无比恭敬地回道:“请指示。”

我猛然想起她曾脸色煞白地求我:“志强,永远别问我的过去,行吗?”

那一刻,我看着我们熟睡的一双儿女,再看看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妻子,脊背窜上一股寒意...

01

1991年的夏天,天儿热得邪乎。

村头的大喇叭里,还放着那首《亚洲雄风》,可我心里头,却是一片冰天雪地。

我叫李志强,十九岁,刚刚经历了人生里头一回的大溃败——高考落榜了。

榜上没我的名,连个大专的边儿都没摸着。

我爹抽了一宿的旱烟,娘在灶房里抹了一天的泪。

整个夏天,我像个游魂,白天躲在屋里不敢出门,晚上就跑到村后的河坡上,听着水声,一坐就是大半夜。

我觉得自己这辈子,算是走到头了,跟村里那些早早下地干活的同伴一样,一辈子就守着这几亩地,一眼能望到死。

就在我觉着自己快要在泥塘里烂掉的时候,一张红色的征兵海报,贴到了村委会的墙上。

那身绿色的军装,在太阳底下,晃得我眼晕。

我脑子里“嗡”地一下,突然冒出个念头:换个活法。

这儿待不下去了,那就走。

走得远远的,到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

我跟我爹娘说我要去当兵,我爹愣了半天,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就说了一个字:“中。”

我娘哭得更凶了,连夜给我纳鞋底,一边纳一边念叨:“部队苦啊,你这身子骨……”

我没吱声,心里头跟揣了团火似的。

苦?

还有比现在更苦的吗?

现在这种日子,不是身体受罪,是心在受罪,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走的那天,武装部的同志给我戴上了大红花。

我剪了个贴着头皮的寸头,换上崭新的军装,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心里头居然一点留恋都没有。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没敢回头看我爹娘,我怕自己会哭。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这个失败者,奔向一个完全未知的地方。

那时候的我,满心以为这只是一次狼狈的逃跑,却压根想不到,我人生的剧本,从这一刻起,才算真正翻开了第一页。

新兵连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苦。

天不亮就得爬起来跑五公里,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吃饭得跟抢似的,晚上熄了灯,骨头架子都像是散了。

班长是个黑脸的汉子,嗓门跟打雷一样,一个动作做不好,就是一顿臭骂,完了还得加练。

头一个月,我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想家,想我娘做的手擀面。

可一想到落榜那天的情形,想到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我就把牙咬得咯吱响。

别人能做到的,我凭啥做不到?

我把那股子考大学没使出来的牛劲,全用在了训练场上。

别人跑五公里,我回来再加两公里;别人练投弹,我胳膊甩肿了还不停;别人练射击,我就趴在地上,一趴就是半天,眼睛都熬红了。

三个月下来,我瘦了二十斤,人黑得跟块碳似的,可眼神亮了,腰杆也直了。

新兵结业考核,我拿了全连的总分第一。

那天,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是块当兵的料!”

我咧着嘴笑,那是我落榜之后,头一回笑得那么畅快。



我感觉自己好像活过来了,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李志强了。

02

下了连队,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因为军事素质过硬,我成了连队的尖子兵,各种比武、演习,我都抢着上。

一年下来,我拿了个三等功,成了同年兵里头一个提干的苗子。

转折点发生在1992年的秋天,我们军区搞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比武。

那次比武,我代表我们团参加武装越野项目。

天公不作美,比武中途下起了瓢泼大雨,山路又湿又滑。

在一个陡坡,我不小心崴了脚,脚踝当时就肿得跟馒头似的。

卫生员让我退赛,我没答应。

我一瘸一拐地往前跑,每一步都跟针扎似的。

到后来,我疼得满头冷汗,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停,停下来我就是个孬种。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到终点的,冲过线的那一刻,我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我再醒过来,人已经在团部的卫生队了。

连长和指导员都在,告诉我,我拿了那次比武的第一名,还因为这次的“英勇表现”,被比武总指挥部点名表扬了。

没过两天,一纸调令下来,让我去旅部报到,给旅长当警卫员。

我当时就懵了。

旅长?

那是什么概念?

对我们这种大头兵来说,跟天上的神仙差不多。

我一个农村来的小子,凭啥啊?

指导员拍着我说:“你小子走运了!这次比武的总裁判长,就是咱们旅的韩旅长,她亲自点的你的名,说你身上有股子虎气,是好兵的样!”

去旅部报到的那天,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在旅部大楼的走廊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韩雪,我们的旅长。

她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肩上扛着两杠四星,正跟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说话。

她个子不算高,大概一米六五的样子,人很瘦,短发,皮肤有点白,但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特别锐利,扫过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就站直了身子,大气都不敢喘。

她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一些,但资料上写得清清楚楚,她39岁。

这个年纪,在部队里当上旅长,还是个女同志,简直就是个传奇。

她处理完事情,朝我走了过来。

“你就是李志强?”她的声音很清脆,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报告旅长!我是李志强!”我用尽全身力气吼道。

她点点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小伙子,精神不错。以后就在我这儿干了,守纪律,机灵点。”

“是!保证完成任务!”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刚出土的土豆,而她,是挂在天上的星星,又亮又远,我连抬头多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颗遥远的星星,有一天会落进我的人生里。

03

给韩雪当警卫员的日子,是全新的体验。

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她的安全和日常一些杂事。

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检查车辆,准备好她一天要用的东西,然后跟着她,寸步不离。

离得近了,我才发现,这个传说中的铁腕旅长,并不是一座没有感情的冰山。

她有严重的胃病,疼起来的时候,额头上全是冷汗,嘴唇都发白,可只要一走出办公室,她立马就跟没事人一样,腰杆挺得笔直。

我偷偷给她准备了个保温杯,里面泡上养胃的红枣姜茶,她开会前,我就塞到她手里。

她第一次接到的时候愣了一下,没说话,但后来,就成了习惯。

我知道她离过婚,前夫是地方上的一个商人,因为她常年待在部队,俩人感情破裂了。

她有个女儿,叫彤彤,十岁了,放在市里的寄宿学校,只有周末才能见一面。

每次彤彤来部队,是韩雪最放松的时候。

她会脱下军装,换上便服,脸上那种紧绷的线条会变得特别柔和。

她会陪女儿玩,给她讲故事,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女儿,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疼爱,又像是愧疚。

有一次,彤彤半夜发高烧,韩雪急得团团转。

那个年代,半夜三更的,旅部离市区又远,车不好找。

我二话没说,骑上部队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在漆黑的山路上蹬了快一个小时,硬是把卫生院的王医生给驮了过来。

看着王医生给彤彤打上退烧针,韩雪靠在墙上,长长地松了口气。

她转过头看我,我满身是泥,裤腿还被车链子绞破了个大口子。

“小李,谢谢你。”她轻声说。

“旅长,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



她摇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她说:“你不该叫我旅长,下班了,叫我……韩姐吧。”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好像没那么远了。

从那以后,我们私下里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她会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爹娘身体好不好。

我也会跟她讲我小时候的糗事,讲我们村里的趣闻。

我发现她笑起来很好看,眼角会有细细的纹路,像一朵在冰雪里悄悄绽放的梅花。

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就跟春天的小草一样,看着没动静,其实地底下,根已经扎得老深了。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她的眼神变了。

我开始在意她是不是按时吃饭了,在意她今天是不是又胃疼了,在意她皱起的眉头。

我21岁,她39岁。

我知道这不现实,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拼命地压抑着自己,可越是压抑,那份感情就越是疯长。

捅破那层窗户纸的,是一场意外。

1993年夏天,她去一个下属单位检查工作,回来的路上,车子刹车失灵,冲下了路基。

我当时坐在副驾驶,下意识地就扑了过去,把她死死地护在了身下。

我的后背被划开了一道大口子,缝了十几针,她只是受了点轻微的擦伤。

躺在病床上,她守了我一夜,眼睛熬得通红。

第二天,她削了个苹果给我,低着头,轻声问:“为什么?”

我心里一热,话就冲出了口:“我愿意。”

她拿着水果刀的手抖了一下,没再说话。

病房里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看着我,说:“志强,你还年轻,我不值得。”

“值不值得,我自个儿心里清楚。”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韩雪,我喜欢你。”

她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我们的事,像一颗炸弹,在整个旅都炸开了。

风言风语,说什么的都有。

说我是想攀高枝,想一步登天;说她一个旅长,找个比自己小18岁的兵,不知检点。

那段时间,我俩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组织的审查、领导的谈话、战友们异样的眼光,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

有一天晚上,她把我叫到操场,表情很严肃。

“志强,你后悔吗?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里又疼又气。我走上前,拉住她的手,说:“我李志强这辈子,没啥大出息,但认准的事,就不会回头。别人爱说啥说啥,只要你一句话,你要是觉着跟我在一起委屈了,我明天就打报告,滚回老家种地去。”

她看着我,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她反手握紧我的手,说:“不委屈。”

1993年底,顶着所有的压力,我们的结婚申请,被批准了。

领证那天,我俩谁都没穿军装,就穿着最普通的衣服,像做贼似的。

拿到那个红本本的时候,我心里石头落了地,感觉像是打赢了一场硬仗。

婚后不久,我就办了转业。

我知道,只要我还在部队一天,她身上的压力就不会小。

我在市区找了个工厂的保卫科,干上了安稳的差事。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到这里就该是幸福的结局了。

可我当时太天真,我压根不知道,我娶的这个女人,她的世界里,藏着我连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秘密。

04

转业后的日子,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但对我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踏实。

每天,我骑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上下班,哼着小曲,心里头盘算的,都是晚上给韩雪和彤彤做什么好吃的。

韩雪还在部队,平时回不来,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我就把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这个家里。

1994年的秋天,我们的儿子亮亮出生了。

当护士把那个皱巴巴的小家伙抱到我手里时,我一个快一米八的汉子,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当爹了。

韩雪休产假那段时间,是我们家最温馨的日子。

我包揽了所有家务,学着给孩子换尿布,冲奶粉。



晚上亮亮一哭,我立马就爬起来,生怕吵到她休息。

她身体不好,生孩子又伤了元气,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对她好,对她一辈子好。

她看着我笨手笨脚的样子,总是忍不住笑。她说:“志强,辛苦你了。”

我说:“这叫啥辛苦,这是幸福。”

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是,随着生活的深入,一些奇怪的事情,开始慢慢浮现。

我从来没见过韩雪的家人。

我俩结婚,她那边一个亲戚都没来。

我问她,她说父母早就过世了,也没什么兄弟姐妹。

我当时觉得她挺可怜的,就想着以后要加倍对她好,我就是她唯一的亲人。

可后来,我发现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1995年开春,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正在家看孩子,一辆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我们家楼下。

那车牌号很特别,不是我们地方上的。

车上下来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表情严肃,手里拎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

他径直上了楼,敲了我们家的门。

韩雪去开的门,看到他,俩人谁也没说话。

男人把文件袋递给她,然后对着她,很标准地敬了一个军礼,转身就走了,全程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我抱着孩子走过去,好奇地问:“谁啊?你战友?”

韩雪的表情有点不自然,她把文件袋藏到身后,说:“嗯,一个老同事,顺路送点东西。”

说完,她就拿着文件袋进了书房,把门反锁了。

我隐约听到里面有翻动纸张的声音,还有极力压抑的、小声的抽泣。

那天晚上,她吃饭的时候一直心不在焉,眼睛红红的。

我问她文件袋里是什么,她只是摇摇头,说:“没什么,就是些以前工作上的资料。”

从那天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

我知道她有事瞒着我,但我告诉自己,夫妻之间,谁还没点自己的小秘密呢,我要相信她。

可这样的怪事,并没有停止。

每年清明节前,那辆黑色的轿车都会准时出现,那个男人也总会送来一个同样的文件袋。

而韩雪,也总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整个下午。

我开始觉得,那个文件袋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工作资料。

那更像是一种……祭奠。

05

1996年初,我们的女儿琪琪出生了。

儿女双全,凑成一个“好”字。

我成了我们厂里最让人羡慕的人,娶了个当大官的漂亮媳妇,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我几乎都要忘了那些盘踞在心里的疑云,沉浸在这份唾手可得的幸福里。

平静的日子,终究还是被打破了。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围着看电视。

电视里在放一个纪录片,讲的是我们国家早期那些为了国防事业,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

当屏幕上出现一位科学家的黑白照片时,我身边的韩雪,突然“啊”地一声轻呼。

我转过头,只见她脸色惨白,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和痛苦。

主持人用饱含深情的语调介绍着:“这位就是我们尊敬的林建国院士,为了我国的核物理研究,他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病床上进行计算。由于保密原因,他的名字,直到他去世二十年后,才被我们所熟知……”

“啪啦!”一声脆响。

韩雪手里的水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热水和玻璃碴溅了一地。

“你怎么了?烫着没?”我赶紧蹲下去查看。

她像是没听见我的话,整个人都在发抖。

她猛地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冲进卧室,“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把孩子们安顿好,去敲她的门,她不开。

我只能隔着门板,听见里面传来压抑了很久很久的哭声,那种哭声,撕心裂肺,听得我心都揪成了一团。

那一晚,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没出来。

第二天,她出来的时候,眼睛肿得像核桃,人也憔悴了一圈。

我给她端去早饭,小心翼翼地问:“昨天……到底怎么了?那个电视上的人,你认识?”

她端着碗,手还在抖。

她看了我很久,眼神里充满了挣扎。

最后,她还是摇了摇头,说:“不认识。就是……就是觉得他们太伟大了,心里难受。加上昨天太累了,身体不舒服。”

这个理由,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

我心里的那颗怀疑的种子,在这一刻,彻底发了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我再也无法欺骗自己了。

我忍不住追问道:“韩雪,我们是夫妻,有什么事你不能跟我说吗?从那个文件袋,到昨天晚上的事,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的语气可能有点急,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变得很冷。

“李志强,我的事,你不用管。”

“我怎么能不管?我是你丈夫!”我急了,声音也大了起来,“这日子过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我连我媳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我算什么丈夫?”

“你!”她被我气得站了起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我们结婚以来,这是第一次,我用这么冲的语气跟她说话。

我们俩就这么对视着,空气都快凝固了。

最后,她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近乎崩溃地对我喊道:“有些事你一辈子都不要知道,对你,对这个家都好!你明白吗?”

喊完这句,她转身抓起外套,摔门而去。

我一个人愣在原地,看着一桌没动的早饭,心里又凉又空。

我们之间,好像突然隔了一道看不见的墙,一道我永远也翻不过去的墙。

这场争吵,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们的婚姻里。

我们开始冷战,谁也不理谁。

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场家庭危机,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一场更大、更猛烈的风暴,正悄然向我们这个看似幸福的家庭,猛扑过来。

06

冷战持续了快半个月。

就在我俩的关系僵到冰点的时候,家里出事了。

出事的是亮亮,我们刚满两岁的儿子。

那天半夜,亮亮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滚烫,还出现了抽搐。

我跟韩雪都吓坏了,也顾不上吵架了,抱着孩子就往市医院跑。

到了医院,医生一检查,脸色就变了。

说是罕见的急性脑膜炎,而且病毒类型很特殊,市医院的医疗条件根本处理不了,必须立刻转到首都最好的儿科医院,否则孩子随时有生命危险。

“立刻!马上!”医生的话,像锤子一样,一锤一锤砸在我心上。

我当时就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

转院?

怎么转?

救护车联系要时间,路上颠簸要时间,到了首都,能不能挂上号,找到最好的专家,都是未知数。

时间就是命啊!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走廊里团团转,嘴里不停地念叨:“怎么办,怎么办……”

就在我彻底六神无主的时候,一直沉默着的韩雪,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

她的手很冷,但异常地稳。

“志强,你在这儿看着亮亮,哪儿也别去。”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和平时那个温柔的妻子,判若两人。

“那你呢?”我下意识地问。

“我去想办法。”

说完,她转身就走,步子又快又急。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马上就要失控了。

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悄悄躲在走廊的拐角。

我看见她走到走廊尽头的公共电话亭,插上电话卡,拨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很长的号码。

电话接通了。

她的身姿,在一瞬间,变得像一棵松树一样笔直。

她对着话筒,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冰冷而精准的语调,说出了几个字。

“接特勤部,启动‘红墙’预案。”

我的心,猛地一跳。

特勤部?

红墙预案?

这是什么东西?

电话那头似乎沉默了几秒,像是在核实什么。

然后,我听到韩雪继续说道,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

“我是雏鹰……情况紧急,申请启用军用航线。”



“雏鹰”?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像是被炸开了一个窟窿。

雏鹰是谁?

我认识她这么多年,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电话那头似乎问了些什么,韩雪用一种绝对命令的口吻,斩钉截铁地回答:“对,直系亲属,最高优先级。”

挂断电话,她靠在墙上,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脸色比纸还要白。

而躲在拐角处的我,全身的血液,在那一刻,仿佛都凝固了。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一个天大的傻子。

我过去五年的人生,我所以为的幸福家庭,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荒谬的笑话。

不到十分钟,医院院长、我们市的市委书记,还有几个我不认识但看起来官衔很大的人,一路小跑地冲到了我们面前,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惶恐和恭敬。

院长点头哈腰地说:“韩……韩同志,军用直升机已经准备好了,就在医院楼顶的停机坪,首都的专家团队,张院士他们,已经在军区总院待命了!”

我呆呆地听着,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她是我结婚三年的妻子,是我两个孩子的母亲。

可这一刻,她在我眼里,却变成了一个完全的陌生人。

我冲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力气大到自己都害怕。

我看着她的眼睛,声音因为恐惧和震惊,抖得不成样子。

“你……你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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