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风采 | 郭然：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者

对郭然而言，金融研究最迷人的回报，并非预设的结论或公式化的答案，而是探索本身带来的纯粹满足——“只要沿着自己的好奇心，去寻找并得到一个新的结论，就肯定会有满足感。”

这份源于少年时代、融合了缜密理性思维与对人类行为浓厚兴趣的好奇心，如同一盏不灭的探灯，始终指引着他的学术航向。

本期“教授风采”，让我们一起走进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SAIF）金融学助理教授郭然的学术故事。

选择金融的初心

郭然从小就在理科方面显露天赋，积累了较为缜密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框架。但和热衷研究公式与定理的理科生不同，他对个人的行为模式更感兴趣。

考大学时，他想的是“哪一门学科能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得最好？我觉得一定是金融学，它用理性的框架去研究个人行为和市场的参与者，同时再反馈到个人的决策上。”带着人文与理科相结合的兴趣，他踏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的大门。

然而本科阶段的学习和他想的并不一样。“当时的课程设置其实是偏向于银行学和宏观金融。”这似乎难以满足他探索对人的行为模式的渴望，但他并未因此搁置内心的热爱。

当他读到一篇关于噪声交易者风险的经典论文“Noise Trader Risk in Financial Markets”，对金融学最初的热忱被重新点燃。

这篇1990年发表于经济学顶级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论文，凭借“噪音交易者”的创新概念，构建了一个能够解释金融市场不完全有效性的理论模型，不仅揭示了噪音交易者在价格形成中的关键作用，还为多个金融异常现象提供了解释。

这让郭然感觉到，金融研究最迷人之处，在于人们会依据不同预期调整行为模式，而这种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他人预期。这种互相影响的策略性模式才是经济金融领域最富魅力的风景。

带着这份认知，他在金融学领域持续深耕，最终在2020年获得了兰卡斯特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批判性思维驱动的学术突破

读博士期间，导师Sudipto Dasgupta教授对郭然的影响最大。他从1993年开始教授金融学，始终以批判性视角审视习以为常的理论范式。

“当所有人都对经典理论深信不疑时，Dasgupta教授仍在追问逻辑漏洞。并且他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这种治学态度和培养理念也激励着郭然从博士第一年开始就致力于开拓非常规的研究方向。

当时让郭然印象比较深的大事件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与2017年特朗普的当选，西方社会政治极化与公民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加剧。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内部出现一个矛盾现象：CEO与董事会的政治一致性反而越来越高。很多文章都讨论了这个现象，却都没能提供站得住脚的理论阐释。

学界对公司治理的讨论还聚焦于董事会独立性，普遍认为独立董事会能够强化对CEO的监管效率。但郭然对此有不同的想法：“过度独立的董事会也可能引发新问题——当业绩未达预期时，CEO可能隐瞒负面信息，导致风险累积直至‘暴雷’。”

郭然与合作者想到要考察CEO与独立董事政治同质性的研究：若CEO与独立董事的政治意识形态趋同，是否能促进负面信息共享，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但当时的这个想法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衡量CEO和董事会的友好性？

他与研究团队创新性地以2000年到2019年间2.6万余家美国公司为样本，通过CEO与独立董事的政治献金数据构建“政治同质性指标”。

研究结果显示：政治观点相似性显著促进CEO向董事会披露负面信息，这类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更低，且更易剥离不良资产。

该成果以“Similarity Breeds Trust: Political Homophily and CEO-Board Communication”（相似孕育信任：政治同质性与CEO-董事会沟通）为题进行发表，不仅解释了企业政治一致性上升的动因，更因契合西方社会极化背景，被美国金融协会年会（AFA）、金融中介研究协会年会（FIRS）、中国金融国际年会（CICF）等国际重要学术会议收录，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另一项研究则颠覆了传统认知。当业界普遍将薪酬激励视为CEO管理的核心手段时，郭然与合作者提出质疑：“理想的激励机制应聚焦CEO个人努力，而非外部环境红利。但相对性薪酬设计是否会诱使CEO过度参与不必要的市场竞争，损害股东利益？”

为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想到了以美国航空业为研究场景——寡头垄断格局下，几家巨头运营标准化产品，CEO决策对市场竞争格局影响可控。

在“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相对绩效评估与战略竞争）这篇文章中，他与合作者通过搭建动态模型得到证实结果：相对绩效评估（RPE）虽能激励企业积极竞争，却会放大成本效率差异，削弱低效企业竞争力。

这一发现也为董事会设计高管激励机制提供了全新理论依据，并入选了欧洲金融协会年会（EFA）和CICF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

一路走来，批判性思维推动他不断深化学术探索。同时，他觉得金融学的研究过程就像园艺劳作，既需要迸发创造性灵感，又要有培育植物般的耐心与坚守，更离不开日复一日的持续投入与悉心耕耘。

教学方法不止步于“公式化”

2019年起，郭然先后在斯德哥尔摩商学院和鹿特丹管理学院任教。这段经历让他体会到不同文化与教育体系的差异。

“瑞典模式是公共服务与精英私立并存，通过选拔机制实现学生分流，这种分层体系使不同学校里的学生的背景与需求呈现差异化。荷兰教育则是另一种图景：教育资源相对比较平均，在本科教育普及化的同时，同一机构内学生的教育需求和职业目标就会参差不齐。”他观察到，瑞典学生因就业压力较小，对知识本身的探索欲更为纯粹；荷兰学生则更倾向将教育与职业发展紧密挂钩。

基于这样的观察，面对多元背景的学生群体，郭然在教学中特别强调“去公式化”。每次课前，他都会主动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与兴趣点。“他们掌握了什么？真正想学什么？”以此来调整教学方法。

对于以知识学习为核心诉求的学生，他会尽可能拓展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充分满足他们的求知欲；而针对以求职为目标的学生，他则着重夯实其基础知识体系，确保内容的完整性与准确性，为他们的职业发展筑牢根基。

在欧洲多年，郭然的研究也始终关注着中国的金融体系。他注意到，中国的金融发展从不孤立，而是紧密服务于实体经济，其丰富的投资实践与市场发展案例蕴含着深层研究的价值。

为深入中国金融研究，他一直等待回国契机。2025年，郭然选择加入高金。

“我希望进入中国金融研究的最前沿阵地，高金是当之无愧的首选，它能够最大程度鼓励独立和原创性的学术研究。”

加入高金后，郭然将继续深耕微观金融、金融市场与个人行为的互动研究，包括他正在进行中的董事会“忙碌”是否损害股东价值、金融约束与行业竞争的溢出效应等课题。

在高金这片沃土上，他将把对教学的热忱与对中国金融的深刻洞察，转化为更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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