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欠52亿被执行，房地产现在还有希望吗，普通人如何避免踩坑

2025年法院一则1.86亿元的强制执行公告，让王健林再次面临困境，这位曾喊出先挣一个亿小目标的地产老板，不仅被限制乘坐飞机、高铁商务座，其背后的万达集团还背着累计超52亿元的被执行金额，47条股权被冻结。

同一时期，统计局发布的2024年行业数据显示，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降6.5%，而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却猛增77%，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

一边是昔日巨头的困境，一边是新兴产业的崛起，两个看似无关的信号，却指向同一个问题：为何曾经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房地产，连万达这样的行业标杆都难以维系？

王健林的限高，到底是个人命运的偶然，还是整个行业谢幕的必然？

要理解万达的起落，得先看清房地产黄金时代的生存密码，上世纪90年代起，三股核心力量共同搭建起地产行业的造富框架，而万达正是精准踩中每一波红利的佼佼者。

第一股力量来自政策设计，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中央集中主要税收，地方财政陷入紧张，土地出让制度随之快速完善，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取收入，逐渐形成土地财政依赖，这让房地产从一开始就与地方发展深度绑定，成为拉动经济的核心抓手。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更是关键转折，福利分房政策取消，住房商品化全面推行，买房靠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千万家庭的住房需求被彻底激活。

还有就是市场需求爆发，1998年中国城市化率仅33.4%，到2015年已飙升至56.1%，近23个百分点的增长背后，是数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带来海量住房与商业配套需求。

那时候的房地产，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印钞机：普通人借钱买房，房价会随城市发展不断升值，房企贷款拿地，只要建成销售就能快速盈利，甚至出现拿地即赚钱的盛况。

最后就是资本宽松加持，银行对房地产行业敞开信贷大门，房企可以轻松获得低成本资金高杠杆扩张成为行业共识，拿地时用少量自有资金，剩余靠银行贷款。

建设中再用土地抵押融资，资金快速周转，在这模式下，企业规模越大、负债越高，利润增长越快，恒大、碧桂园等企业甚至把负债率推到80%以上，而万达在当时还算相对保守的。

正是抓住这样的时代机遇，万达完成了从地方房企到全国巨头的跃迁，早期靠住宅开发积累资本后，万达率先推出商业综合体模式，把购物、电影、餐饮、娱乐装进一个广场，这种模式不仅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更成为地方政府打造城市名片的首选。

巅峰时期，万达在全国布局500多座商业广场，覆盖所有一二线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都以拥有一座万达广场为荣。

小镇青年来说，周末去万达看电影、逛商店，就是最时尚的休闲方式，对城市而言，万达广场开到哪里哪里就是新的商业中心，这种影响力让万达成为房地产黄金时代的标志性企业。

2015年，王健林以2200亿元财富超越马云登顶中国首富，万达也喊出文化产业规模超过地产的口号，斥资收购好莱坞传奇影业、全球最大院线AMC，甚至计划与迪士尼竞争。

那一年，不仅是万达的巅峰，也是中国房地产的顶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突破8万亿元，同比增长14.4%，整个行业都沉浸在扩张的狂欢中。

可到了2017年一场针对房地产的调整，彻底打破了行业的狂欢，其中去杠杆直指房地产高负债模式，银行收紧对房企的信贷，不仅贷款额度减少，利率也大幅提升，过去借钱扩张的路被堵死。

对高度依赖资金周转的房地产企业来说，这相当于抽走了生存的核心动力，行业拐点就此到来，这突然转向的冲击，首先落在万达身上。

2017年，万达突然宣布将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酒店打包出售给融创和富力，交易总价637.5亿元，被媒体称为世纪大甩卖。

王健林对外宣称这是为了去杠杆、轻装上阵，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万达为缓解资金压力的无奈之举，当时万达的有息负债超过4000亿元，而销售回款增速放缓，不卖资产就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

从那以后，万达开启了长达八年的资产抛售之路，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5年，万达累计出售超过80座商业广场，仅2025年上半年就卖掉7个，出售资产规模占总资产的五分之一。

大规模甩卖确实让万达暂时缓解了债务压力，现金流得以回流，但代价是彻底放弃了重资产模式，过去靠持有商业广场收租金、资产升值的盈利逻辑，被完全打破。

为了生存，万达转向轻资产模式：不再自己出钱建广场，而是由合作方投资开发，万达负责品牌输出和物业管理，靠收取管理费盈利。

这种模式看似稳定，却与万达的体量严重不匹配，过去开发一个商业项目，净利润能达几十亿元，而轻资产模式下，一个项目的管理费最多几千万元，对年营收曾超千亿元的万达来说，这点收入连维持基本运营都显得吃力。

更糟糕的是，王健林寄予厚望的文化旅游体育板块，不仅没能成为新的盈利增长点，反而成了拖累，传奇影业收购后持续亏损，出品的多部电影票房不及预期。

AMC受疫情冲击，全球影院大面积停业，即便后续恢复运营，也没能回到疫情前的盈利水平，体育领域的投资更是悄无声息，既没有打造出知名赛事IP，也没能形成稳定现金流。

与此同时，市场需求的逆转让万达的回归之路更加艰难，消费习惯发生巨变：2024年全国购物中心客流量比疫情前下降15%，年轻人更倾向于线上购物，直播带货、电商平台分流了大量线下消费。

内外压力下，万达的债务危机逐渐爆发，2025年7月，兰州中院对万达及王健林作出1.86亿元强制执行，9月，法院又新增4亿多元执行案件。

截至2025年，万达累计有10条被执行人记录，涉及金额超52亿元，47条股权被冻结，这些数据背后，是万达资金链濒临断裂的现实，也是房地产行业整体困境的缩影。

王健林的限高事件，看似是个人与企业的危机，实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结果，回顾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规律：任何行业的红利都有生命周期，当时代趋势发生转变，只有跟上节奏的人才能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