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深冬,内蒙古的风像淬了冰的刀子,刮在倪匡脸上生疼。他缩着脖子蹲在煤堆旁,怀里揣着刚伪造好的介绍信,纸张边缘被手指攥得发皱。几个小时前,他还在为拆桥烧火的事惶惶不安——那座木桥是附近矿区运煤的必经之路,被他拆了烧暖后,工地上的人已经闹开了锅。“毁坏公共设施”的帽子扣下来,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足以压垮往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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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必须走。”倪匡咬着牙站起身,把介绍信塞进贴身的棉袄里。他没敢跟任何人告别,趁着夜色溜出矿区,一路向南。火车在黑夜里哐当前行,他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看着窗外模糊的树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这里越远越好。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在慌乱中买错了车票,这趟本应驶向广州的火车,正把他带往一条完全陌生的人生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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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广州后,倪匡没敢多待。街头巷尾的公告栏里,到处贴着清查流动人口的通知,他那本伪造的证件在阳光下几乎藏不住破绽。经人指点,他跟着几个同乡,趁着涨潮时偷偷坐上了一艘小渔船,颠簸了大半夜,终于在澳门的一处滩涂上了岸。可澳门巴掌大的地方,根本容不下一个“逃犯”。几天后,他又辗转偷渡到香港,当双脚踩在九龙码头的石板路上时,口袋里只剩下几枚硬币,连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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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夏天湿热难耐,倪匡背着简单的行李,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他见过西装革履的商人,也见过在巷子里乘凉的小贩,唯独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处。为了活下去,他钻进了一家塑胶厂,每天在机器轰鸣声中打磨零件,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工棚里闷热拥挤,十几个人挤在一张通铺上,晚上连翻身都要小心翼翼。可就算这样,倪匡也没丢下读书的习惯。每天收工后,他都会揣着从旧书摊淘来的小说,躲到工厂后门的老榕树下读。从《三国演义》到《基督山伯爵》,那些书页泛黄的文字,成了他在异乡唯一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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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对书籍的执念,其实早在童年时就扎下了根。1935年,倪匡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从识字那天起,他就对书着了迷。12岁之前,他把家里能找到的传统小说读了个遍,连父亲藏在箱底的《聊斋志异》都被他翻得卷了边。中学时,同学们都在追着街头的连环画看,他却一头扎进了外国经典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狄更斯的《双城记》,厚厚的译本被他揣在书包里,课间十分钟都要抓紧时间读上几页。那时候的他,从没想过这些被同学嘲笑为“看不懂的闲书”,会在多年后成为他安身立命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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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塑胶厂待了半年后,倪匡终于受不了日复一日的机械劳作。有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工棚外昏黄的路灯,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读过那么多书,能不能靠写字赚钱?”这个想法像一颗火星,瞬间点燃了他沉寂已久的心思。第二天一早,他就向工厂辞了职,用仅剩的积蓄租了一个几平米的阁楼,买了纸笔,开始埋头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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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的第一篇故事,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在异乡打拼的经历,里面藏着自己偷渡时的惶恐,也藏着在工厂里的委屈。写完后,他犹豫了好几天,才壮着胆子把稿件投给了当地一家杂志社。投完稿的那几天,他坐立不安,生怕稿件被退回——那可是他唯一的希望了。没想到一周后,杂志社不仅刊登了他的小说,还寄来了一笔稿费。拿着薄薄的纸币,倪匡站在阁楼的窗边,看着楼下穿梭的人群,第一次觉得香港的阳光,也能照得人心里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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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倪匡像是打开了写作的闸门。他白天伏在桌前写字,晚上就去旧书摊找灵感,有时候写得入迷,连饭都忘了吃。更让他觉得“幸运”的是,他的稿件几乎从未被退回过。编辑们喜欢他文字里的鲜活劲儿,不管是武侠故事里的快意恩仇,还是都市小说里的人情冷暖,他都能写得让人欲罢不能。渐渐地,他在文坛有了些名气,还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卫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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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卫斯理”这个笔名创作的科幻小说,成了倪匡文学路上的里程碑。1963年,《蓝血人》问世,书中关于外星生命、星际旅行的想象,在当时的香港文坛引起了轰动。读者们被卫斯理的冒险故事吸引,书店里的《蓝血人》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连带着他之前写的作品也成了畅销书。那时候的倪匡,终于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他搬出了狭小的阁楼,在九龙买了一套房子,书桌前摆着满满的书籍,再也不用躲在老榕树下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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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倪匡又迎来了新的机会。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电影行业蓬勃发展,不少导演都找上门来,请他写剧本。他没接触过剧本创作,却凭着一股敢闯敢试的劲头,拿起笔就写。没想到,他写的剧本节奏紧凑、故事性强,很受观众喜欢。其中,他为导演张彻编写的武侠电影剧本,更是成了经典。倪匡后来常说,替张彻编剧本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就是替金庸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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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倪匡和金庸、古龙等人都是好友。他们常常聚在香港的茶餐厅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写作。有一次,金庸要去欧洲出差,《天龙八部》的连载不能中断,便把续写的任务交给了倪匡。倪匡没推辞,拿起笔就写,还“胆大包天”地把阿紫的眼睛写瞎了。金庸回来后,不仅没生气,还笑着说他写得“有新意”。这份信任,成了两人友谊里最特别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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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倪匡,依然保持着风趣幽默的性子。朋友们都说他“像外星人一样古怪”——他会突然在茶桌上讲起外星生命的猜想,也会在聊到兴起时,当场提笔写一段故事。可这份古怪里,藏着他对生活的乐观。从内蒙古的逃犯,到香港的文学才子,他的人生就像一场意外丛生的冒险。就像他自己说的:“人生就是四个字——‘岂有此理’。”谁能想到,当年那个为了取暖拆桥的年轻人,会在多年后,用文字书写出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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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再提起倪匡,人们总会想到卫斯理的科幻世界,想到那些被搬上荧幕的经典剧本。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文学之路,是从一张错买的火车票开始的。那场意外的逃亡,看似打乱了他的人生,却在不经意间,让他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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