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演出史立起新标杆--“巴伐利亚回响”唤醒经典，唤起观众

中秋当晚，上海大剧院内座无虚席，1500多名观众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漂泊的荷兰人》度过特别的佳节夜晚。场内演出渐入佳境，谢幕时掌声不断，场外，一轮圆月高挂在剧场上空。这场《漂泊的荷兰人》，以及持续六个夜晚的“巴伐利亚回响—2025上海大剧院歌剧节”，在圆满的月亮下，画上圆满的句号。

看了一场又一场，看了一遍又一遍

“昨天的《奥赛罗》和前天的‘荷兰人’，你看了吗？”“我看了第一天的‘荷兰人’，散场的时候赶紧买第二天的《奥赛罗》和今天的音乐会，一看，只剩下角落的位置了，好在音乐会的票是买到了。”“我想再看一遍‘荷兰人’，可是后面两场已经卖光了。”这是10月3日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开场前，观众席里两位60多岁的阿姨之间的对话，两人并不认识，只是出于对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演出的欣赏，自发地交流起这次歌剧节的观演经验。

从10月1日到6日，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和管弦乐团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三场《漂泊的荷兰人》、两场音乐会版《奥赛罗》和一场音乐会，不仅吸引外地观众拖着行李箱来看演出——从高铁站和机场直奔剧场，以及从剧场赶车去高铁站和机场，这是连续六个夜晚在上海大剧院反复上演的场景。更有许多本地观众，面对家门口的这场歌剧嘉年华，在剧场里过长假，不同的节目看了一场又一场，同样的剧目看了一遍又一遍。

乐评人任海杰在中秋夜“二刷”《漂泊的荷兰人》，看完，他更认同这个版本了，“对导演的思路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回忆过往8次欧洲音乐之旅，曾3次在慕尼黑歌剧节共计欣赏过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10场演出，对照这次在上海家门口观看的4场演出：“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让国内观众见识到顶级的歌剧演出，为期一周的上海大剧院歌剧节堪称上海演出史的标杆。”

6天的歌剧节包含6场演出、3场艺术教育演前谈和3场舞台导览，演出整体出票率达98%，其中三场《漂泊的荷兰人》和一场音乐会售罄，“荷兰人”的最后一场演出回应观众热切要求，临时开售加座票。演出期间，剧院文创销售额突破10万元，剧院附属餐饮一周营业额环比增长70%以上。在旅游和商业消费的假日旺季，上海大剧院汇国际顶级演艺资源、聚全国乐迷，激活文旅消费。诚如上海音乐学院陶辛教授的评价：古典音乐能成为国庆假期的热点，这只有在上海会发生。

音乐总监独家回应：这是传统与当代的相遇

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现任音乐总监尤洛夫斯基是个做派严厉的指挥，他对音乐输出的层次和色彩对比有非常苛刻、精准的要求。彩排时，他屡次为了细节中断乐队，用指挥棒“嗒-嗒”敲着指挥台，大声强调“节奏！节奏！”3号晚上的音乐会进展到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组曲，任海杰注意到，当乐队准备进入圆舞曲段落时，尤洛夫斯基有意识地放慢节奏，以此强调音乐渐进的层次感和对比度，让舞曲最终的华章迎来尽情奔放。返场部分，尤洛夫斯基率领乐队“把维也纳圆舞曲进行到底”，加演小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和《电闪雷鸣波尔卡》，极致灿烂的弦乐仿佛唤回20世纪之前的慕尼黑和维也纳。

中提琴演奏家王柏淳在音乐会散场后激动又惆怅，因为，“乐队释放纯正的德奥音色，从第一声起牢牢吸引我。”当他听着“小提琴首席的独奏音色在高贵与野蛮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施特劳斯的作品以及无赖蒂尔都活了起来。”鲜活灵动的音乐让他回忆起旅居欧洲的片段，往日的记忆和气味随着乐声在空气中弥漫。

在这场音乐会与三场《漂泊的荷兰人》演出中，尤洛夫斯基在音乐中施展着关于“记忆、乡愁、传统和当下”的魔法。他主动要求出席4号和6号两场面对公众的艺术课堂，并且两次强调：“传统在此刻陪伴着我们。”

“荷兰人”首演后，尽管大部分观众为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整体阵容和能力欢呼，但评论中不乏对导演思路的接受障碍，包括“不接受女主角炸汽油桶这么极端的行为”“幽灵船和沙滩椅同时出现显得不协调”。尤洛夫斯基坦然面对争议，并捍卫没有来到上海的导演彼得·康维奇尼。他说：“一场有意义的歌剧演出应该激发不同声音的讨论。导演有权利以冒犯公众的方式来演绎经典，这唤醒了作品，也唤醒了观众。”他欣赏康维奇尼用舞台特有的方式，直观地实现两个时代、两种价值的碰撞。朽烂的桅杆和崭新的不锈钢同时出现，盛装的荷兰人进入粗陋的健身房，这些正是瓦格纳作品捍卫的价值在当代生活中的境遇，它们被视为过时、多余、不合理。导演让观众看到17世纪和现代生活令人震惊的相遇，这也是传统和当代的相遇。

一部分中国观众听说过康维奇尼是当代执导瓦格纳歌剧最权威的导演之一，尤洛夫斯基则谈到了导演不太被提及的青年时代：“他出生于1945年，现在的人们很少注意到，他的职业生涯在1960年代开始于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他的美学追求根植于的民主德国的剧场传统，即剧院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娱乐而存在，剧院是让人们思考现实以及生命处境的特殊场域，即使歌剧也不例外。”尤洛夫斯基特别提到，在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把这版“荷兰人”视为保留剧目之前，康维奇尼最初是给莫斯科大剧院排演这个作品。这是一位坚持对欧洲当代社会持有批判意识的导演，在西方边缘的舞台上，把西方主流视为过时的浪漫主义歌剧空降到当代场景中，犀利地反思西方通行的价值观念。

《漂泊的荷兰人》正式上演于1842年，同一年，威尔第在写奠定他个人成功的《纳布科》，格林卡写出了大获成功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瓦格纳的“荷兰人”诞生在欧洲各国民族歌剧各自确立传统的关键节点。在这个意义上，“荷兰人”被视为德奥浪漫主义音乐的“原生种”。反讽的是，这颗具有本真色彩的音乐种子如今被普遍认为不适合于欧洲当代生活的土壤。

尤洛夫斯基钦佩康维奇尼干脆地甩开“爱情”和“女性牺牲”的包袱，在现代主义的维度中重新丈量女主角森塔和浪漫主义的精神强度。幽灵船长“荷兰人”是给普通人的秩序带来威胁的人，也是挑战命运的英雄，这在今天是不需要讨论的。这个悲剧的关键在森塔。第二幕从纺纱变成健身房，这不是猎奇的当代化演绎，也不是利用“纺纱”和“动感单车”是同一个单词的文字游戏。这场戏的核心没有变，就是森塔和身边世界格格不入。她不在乎猎人埃里克的追求，她和向往爱情的女孩们没有共同语言，她有着那些人不能想象和理解的精神世界。森塔能够共情荷兰人，渴望迎击命运的风浪，他俩是践行浪漫主义的勇敢者。与两人形成对比，森塔的父亲、照顾她的玛丽、爱慕她的埃里克以及纺纱姑娘们，这些人简单且庸俗，他们和主角不在一个世界。尤洛夫斯基强调，导演敏锐地把握住瓦格纳的主角在精神层面凌驾于庸众，以此激烈批判渗透于欧洲当代生活的平庸和务实：“即使浪漫主义的价值观被认定过时，康维奇尼仍然有能力让当代观众在瓦格纳的音乐中辨认出自我，然后为此坐立不安，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同济大学中文系汤惟杰教授未曾和导演康维奇尼或音乐总监尤洛夫斯基直接交流，看完4号的演出，他的感受和两位主创“所见略同”。他赞同导演有意识地让浪漫主义歌剧和现代观众产生精神层面的有效碰撞。“演出开场，昏暗的舞台带着神秘色彩，把观众带回中世纪传说的氛围中。以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水准，演出古典主义、原汁原味的瓦格纳歌剧不会出错，但那给今天的观众带来什么启发呢？仅仅欣赏音乐吗？何况在女性意识进步的当代语境里，‘荷兰人’的剧本和唱词很可能引发反弹。导演漂亮地回应了这个挑战，他升华了森塔，也回答了经典如何在当代生活中再现。第二幕堪称神来之笔，导演通过出乎意料的场景，给观众带来全新感受，又和瓦格纳的音乐贴得很紧，他把17世纪的故事和现在、相隔400年的两个时代的语境拉近了。音乐是180年前的，歌唱家的表演在当代生活的情境里重新讨论了浪漫主义的主题，这些议题仍然关乎现在的每个人，这是跨越时间和时代的有效联结。”他认为，《漂泊的荷兰人》以及横贯长假的“巴伐利亚回响”歌剧节，这些作品对上海的意义不止于“经典作品成功演出的范例”，更值得被视为“文化创意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