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研究员谈中国当代企业史研究

【编者按】2025年9月29日至30日，第五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伊犁师范大学所在地伊宁市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武力研究员以“关于中国当代企业史研究的探讨”为题发表主旨演讲，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企业史研究要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企业史研究亟需扩大空间；关于深化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几点建议。“企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获武力老师授权特刊发演讲稿（内容已经武力老师审阅），以飨读者。此外，本文系根据伊犁师范大学霍尔果斯商学院院长（中组部援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熊金武教授提供的现场演讲录音修订而成，文中部分图片由伊犁师范大学沙娅、中国社会科学院曲冠青等提供，特表谢意！
关于中国当代企业史研究的探讨

武力

（2025年9月29日）

为什么我觉得企业史研究在今天来看更重要、更紧迫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中国企业史研究要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

我认为从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完成传统意义的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粮食生产大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按照平价购买力（PPP）计算，则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当然产业结构还比不上美国，当然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据说印度人口今年已经超过中国。由于以上原因，中国的企业数量也是世界第一，企业的种类、业态和所有制结构也是世界最丰富的国家。因此，企业史的研究也理应走在世界的前面，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确立中国的话语权。但是，就中国今天的企业史研究来看，不仅与国内的需求不相适应，也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不相匹配。今天，中国已经迈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迫切需要我们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方面去总结自己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我们必须加强企业这个市场主体和生产力载体的历史研究，才能真正确立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现场

第五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现场

再看经济多样性，中国在两个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宏观层面无需多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宏观调控能力显著，而且不久后“十五五“规划也即将出台。我更想谈谈微观经济的主体——企业。中国企业的数量与多样性，在全球范围内，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首先是企业数量，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多，而且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第三产业领域，得益于人口规模和地域辽阔的优势，中国企业的数量在世界上位居第一，我们的M2数量（广义货币供应量）也是世界第一。其次是企业的多样性，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其他国家也有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但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有其独特性，而且数量多、规模大，分为中央政府所有和地方政府所有，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还有数量众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合作社；中国的外资企业同样如此，既有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还有外国资本和港澳台在境内投资之分。此外，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数量和规模都呈上升趋势的“走出去”企业。从企业的种类、分布看，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业态之间更能够反映出其差异性、多样性。

武力研究员在研讨会上演讲

即便从农村和农业领域来看，情况也类似。如今我们研究的企业，大多集中在工业交通、金融和服务业，对农业企业的关注较少。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乡镇企业的关注很多，称其为“异军突起”“三分天下有其一”，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产业升级以及取缔“三高”企业（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乡镇企业进入不受特别关注的新常态。但是，随着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深加工领域的企业发展，在新时代呈现出迅猛发展趋势，同样需要重视。我们常说“中国是大农业小农户”，农业规模庞大，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规模化农业的势头越来越强劲。前几天我去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是中国最西端的自治州，参观了一家种植猕猴桃的大型农业企业，由一位山东人投资经营，发展势头良好，产品已销往东南亚地区。同时，在阿勒泰地区北屯市的农场，我看到了一家兵团某团部开发区引进的企业，这是一家三产融合的企业，以种植葵花籽为主，进行深加工后，产品远销国外，除了葵花籽油，还从葵花籽中提炼出多种产品。

由此可见，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趋势来看，一方面是规模化发展，由家庭农业逐步向农业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是三产融合与产业链延伸。而这两点都必须依靠企业支撑，一家一户的个体农业难以实现。集体经济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有其优势，但要适应市场需求、实现持续运营发展，还得依靠企业。目前方兴未艾的新型集体经济在对外方面，则是以企业的形式出现。所以我认为，当前企业史研究不仅落后于世界水平，也无法满足社会对相关理论的需求，这恰恰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机遇——如何将中国的特殊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共性相结合，正是我们需要突破的方向。

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6项’建设工程资料整理与相关企业发展变迁研究”，武力研究员、赵学军研究员赴包钢调研

我曾参与过中国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材等相关书籍的编撰与审核，发现在现有论著和教材中，关于生产关系、制度变迁和上层建筑的事件、人物的案例较多，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论述较多，但是对市场主体、企业运营的探讨明显不足，缺乏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的体现。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是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缺乏对企业的实际了解，多依赖书本、史料、资料做伏案研究，而新中国企业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史研究，不仅需要综合多学科知识，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基础知识都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现实经济中去了解企业。此外，企业种类繁多，具有多样性，即便研究了单个、多个企业个案，甚至100个企业，也难以涵盖整体情况，还需要具备高度的提炼、观察与比较能力，这无疑增加了研究难度。但从国家发展需要来看，只要我们想总结自身实践、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与管理学体系，让世界认可并理解中国的理论，就必须重视企业史的研究。

二、中国企业史研究亟需扩大空间

虽然中国的当代企业史研究，从1996年国家经贸委启动编纂《中国企业史》算起已经近30年，成果丰硕，而且近代企业史研究也已成为近代史中的显学，并由此推动当代企业史研究。但是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未来趋势看，当前企业史研究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其实相关研究起步并不算晚，我印象中最早编撰《中国企业史》的，是1996年7月由原国家经贸委组织的“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这项工作是由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首先提议或亲自推动的。2002-2004年期间，《中国企业史》的古代卷、近代卷和现代卷陆续出版，成为中国企业通史的开山之作。2017年10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东南学术》杂志社、《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这在中国企业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决定未来每隔两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迄今已召开五届，这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当然目前中国企业史研究也存在很多的提升空间。还有就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李晓老师和巫云仙老师共同创办的《企业史评论》杂志，至今已经出版6期，影响越来越大。

首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于2017年10月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之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迄今已举办五届

这几年我将新中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心转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涉及两个关键领域：一是科技，邓小平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确实非常正确；二是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因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力、资本、技术、组织结合的载体，也是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的载体。当今社会，企业已经成为承载社会生产力的主要载体。若不研究企业的发展变化，不研究企业的“生老病死”和社会责任，研究生产方式、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就很难深入下去，理论无法落地，结论往往空阔。通过这几年我对新中国生产力的研究，当然也涉及中国近代和古代的相关内容，我发现当前企业史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不少研究当代企业史的学者主要来自政府财经部门、企业界、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包括一些记者和财经专家，他们的研究往往就事论事多，研究某个企业的成功历史、成功经验多，企业创办人个人贡献和企业家精神多。比如近些年来出版的有关华为、京东方、比亚迪、奇瑞、中信、中国远洋集团等企业的成功案例。当然，其中也有历史叙述较多的轮船招商局、鞍钢、江南造船厂等一批企业史志。这类研究更多从个案和传播角度出发，大历史观和理论层面的分析不多。

武力研究员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

二是学界（包括在座的同行）的研究重心多集中在近代企业史。从今天的发言和上几届会议论文也能看出，近代企业史研究所占分量比较大，也相对深入。我们大多数具备历史学或经济史学背景的学者，只要在史料和档案上下功夫，并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就能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当代企业史研究则不同，一是对当代企业史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不易准确把握，二是对有关企业的核心、关键材料不易掌握。此外，若不了解实际情况、不深入企业调研，不及时准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地方政府行为，就很难把问题讲清楚。因此，大家将重心放在近代企业史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也产出了不少成果。这么做确实有必要，包括刘秋根老师对传统古代农业社会的钱庄、票号和老字号等企业的研究，也很有价值。

三是地方志系统的研究。目前全国地方志系统有十几万专业人员，省市县都有专门的修志机构。目前已进入第三轮修志阶段，开始编修新世纪以来的地方志。而且为了满足党政部门和社会的需要，修志范围早已超出传统的地方县志，扩展到乡镇志、村志、企业志、以及民营经济志、小康志、扶贫志，乃至地方的著名产品志等，涵盖领域越来越广，时间跨度基本涵盖了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我常和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领导和学者开玩笑说“你们经常跨界”，但他们表示“跨界是需求所决定的”。名村、名酒、名烟、地方特产、旅游景点等都来找他们编志，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到企业史，比如《鞍钢志》就详细记录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发展历程。这类研究能为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基础性资料，但是他们的职责更多是说清楚事实，“述而不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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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当前研究现状，我刚才和林立强老师交流时，他也提到福建师范大学企业史研究团队想将研究重心转向当代企业史。我也想在此呼吁：现在正是将历史学界、特别是经济史学界的企业史研究重心，从近代逐步转向当代的大好时机。我们需要梳理近代与当代企业史的关联，尤其要弄清楚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企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当前有哪些特点，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极高，可利用的材料也非常丰富，从为国家建言献策的角度来看，也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对资本和企业家的认知、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边界及动态变化，还有当下备受关注的企业家精神。

这些年市场变化太快，不少企业的命运起伏令人感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真可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有些企业家曾风光无限，如今却陷入困境；当然更多企业发展态势良好，比如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所以我认为，将研究重心从近代逐渐转向当代企业史，无论对国家、民族、社会发展，还是对学科本身的建设，都有巨大空间，也符合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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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深化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几点建议

史学界的当代企业史研究，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地方志的研究既有共性，又有所区别：我们需要从单个企业的特殊性、个案研究出发，上升到理论层面的普遍性研究，分析中国企业发展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规律与共性，这样才能更具指导意义，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价值。若只是模仿国外学界的个案研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古代和近代，则不能吸取最新、最前沿的经济学、管理学、乃至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成果，不能掌握中国企业发展的高级形态，从而无法构建起自己的学科和体系，通史也很难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但是，只要我们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融合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知识，找出当代中国企业发展的共同规律，就能实现突破。比如，中国企业类型多样，有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外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等，而且有“走出去”的需求，我们可以研究中国大型企业的发展规律；也可以探究小微企业兴衰的原因，以及它们为什么大多数寿命很短？这些小微企业多数存活不到3年，存活5年以上的可能不足20%；还可以分析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企业的发展路径，以及不同区域企业的发展差异，这类选题非常丰富；还有三产融合、信息化、人工智能对企业的影响，等等。只要在现有基础上推进这类研究，不仅能实现学术突破，还能受到政府与社会的重视，毕竟“有为才能有位”。若仍将重点放在近代企业史或介绍国外情况上，可能研究工作和成果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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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提出几点发展建议。这些年我一直很关注微观经济与企业研究的进展，也深知这一领域研究不足会影响整体经济史研究的水平和成果质量。在此，我有两句感慨：一句是“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我与在座的陈争平老师都已年迈，但当前企业史研究的机遇正好；另一句是“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新一代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精力与资源条件都更具优势，像高超群老师、巫云仙老师、林立强老师、熊金武老师、严鹏老师等学者，已经展现出很强的实力，且前期的研究积累也已经很充足。

不过，当前研究仍有几个关键环节需要打通：

一是打通单位与学科的局限，加强横向联合。任何一个单位或学科，仅靠自身力量都难以做好企业史研究，毕竟力量有限。即便像中国政法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一些企业史研究基础较强的院校，也往往难以单独承担大型研究项目。要开展重大项目的研究，就需要联合全国的研究力量，而我们今天召开的“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正好能为合作研究提供联合的机遇和平台，希望未来能进一步发挥这一平台的作用，团结更多研究者。做事不怕人多，关键是能否组织好，能否目标明确、组织高效、步骤合理、方法得当。不仅要看这件事是否前景良好、还要看可行性，看能否提高参与者的眼界和能力、能否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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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打通学界尤其是史学界与现实的壁垒，加强交流，既“通古今之变”，又吸取社会发展最新成果。尤其是与当前的党政部门、企业和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界、地方志机构的交流合作，这样既能扩大我们的视野、掌握更多的研究方法，也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研究当代企业史，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地方志机构，拥有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供利用，还有大量的当事人可以提供第一手材料。现在每个县都有史志办，乡镇和企业也有专职人员整理史实材料，虽然他们未必会深入研究这些材料，但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挖掘。目前第三轮修志已经启动，我们更应加强与地方史志部门的横向交流。中国的非公企业都是在1978年以后，或者说是1992年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今不过30多年，第一代创业者多数还健在，但是正在老去，应该抓紧时间抢救口述资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同时，发挥高校老师的优势，利用学校资源和学生力量开展企业调研，特别是走访当事人，南京大学的周晓虹老师和四川大学的李德英老师对“三线建设”中兴建的企业进行调研，就值得学习。

三是打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当前国内学界的研究多为“自上而下”——中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有关经济和企业的文件后，大家立即围绕这些重大理论和方针政策开展研究，这种为党和政府服务、围绕当时的全党、全国工作重心开展及时研究，本身没有错，也应该提倡。但是这种研究不是我们史学工作者所长，也没有优势，其成果也往往价值不高。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到专业和领域内去深耕，将“自上而下”布置的研究工作与我们自己“自下而上”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运用大历史观，从市场主体、底层视角出发去研究企业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比如研究通过约束政府行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怎样解决“放”与“管”的关系；怎样建立高水平的市场体制以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怎样培养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怎样解决灵活就业者和企业用工制度改革问题；上市公司的监管问题等。这类研究相对薄弱，而且缺乏从规律层面、全球企业发展共性问题出发的分析。我们在座中有不少学者研究国外企业史，如巫云仙老师、林立强老师都曾出版过相关专著，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研究、踏踏实实借鉴国际经验，将世界企业发展的共性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企业史研究所编撰的专业集刊

我常想，在基本经济制度和宏观治理以及发展规划层面，中国有独特之处，是中国式现代化。但是在市场运行机制层面，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只要存在市场与企业，只要发展生产力，与其他国家就有共同的规律。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也存在共性之处。如果没有共性规律，外国企业很难在中国发展，中国企业也难以走出去。即便国有企业走出去，也需适应市场要求，将企业功能放在首位，民营企业更是如此。中央对资本的认识也在不断探索，“两个毫不动摇”不会改变，当前社会上对资本问题的讨论，已释放出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

四是打通国际交流的壁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定要主动学习吸收国外企业史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全球视野和方法论。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史研究起步早、经验丰富，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可借鉴转化，只要融入中国的特殊性，就能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真正实现走向世界。若只强调中国特殊性、忽视共性，难以被国际认可。若完全照搬西方理论分析中国，又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毕竟很多情况并不一致。好在当前我们已具备开展国际交流的基础与能力。近些年来，林立强、李毅、巫云仙等学者在介绍和研究美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林立强教授的《美国企业史方法论研究：缘起、现状与趋势》《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研究》；巫云仙教授的《德国企业史》、《美国企业史研究》；李毅研究员的《日本制造业演进的创新经济学分析：对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一种新认识》、《跨向新时代的企业竞争力：日本企业经营机制的微观探析》；此外，还有卢进勇等人编著的《中外跨国公司发展史（上卷）》。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编撰的专业集刊

总体来看，企业史研究前景广阔，我们也有前期研究成果作为支撑，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好。我此次参会主要是来学习的，因为我正在研究生产力相关课题，很多地方都非常需要从企业史研究的团队和成果中得到支持，还是那句话：“以往对制度和政策的论述过多，对生产力发展的探讨不足，当前更需要讲清楚生产力到底如何发展起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仍然是经济现代化，或者说生产力水平走在世界前列。”研究生产力发展，就会发现企业的重要作用、人民的重要作用。政府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更多体现在制定法律、维护秩序，保障国家积极安全，以及通过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税收、利率等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以及从事物质和精神产品创造的人民群众，则是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其中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以及科学家精神会更多地体现在企业经营活动中。

以上是我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参会就是为了讨论问题，所以把真实想法和大家分享，若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