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溥仪去世，骨灰安置引争议，周总理指示：皇陵和八宝山二选一

“到底放哪儿？”1967年10月20日晚，中南海灯火未熄，周恩来抬头问完这句话，屋里没人敢接茬。末代皇帝溥仪的骨灰安放问题，已经在几个部委间踢了十来天皮球，眼看就拖不下去了。

消息传出，京城议论四起。有人坚持“共和国制度高于一切，八宝山才合规矩”；也有人提醒，“爱新觉罗血脉毕竟摆在那儿，不让回皇陵也说不过去”。这两种声音针锋相对，连殡葬管理处的老职员都被问得直冒汗。

周恩来翻阅完文件，又想起毛泽东的嘱托——“对这位末代皇帝，该宽也得宽”。于是他给出三条方案：八宝山革命公墓、万安公墓或清东陵自选其一。言外之意，既遵新中国原则，也尊家族传统。

骨灰安置的争议，表面看是礼制与新俗的冲突，背后却夹杂着溥仪跌宕的一生。时间倒回六十年前，1908年，一纸懿旨把三岁的溥仪抱进紫禁城。慈禧太后垂危之际点名他继位，年号“宣统”，然而当时的清帝国大厦将倾，谁都清楚新皇只是临时支撑门面的孩子。

辛亥声枪响在武昌，少年皇帝还在上书房背《四书》。隆裕太后急得团团转，载沣忙着与袁世凯周旋。眼看局面失控，袁世凯“劝”溥仪退位，换来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六岁的溥仪记不住那些条款，只记得袁世凯跪下时“帽檐上的泪”。

退位后，清廷“优待条件”让他得以继续在故宫生活。每天阅书、喂鹿、赏花，表面安逸，实则寄人篱下。1924年冯玉祥兵临城下，溥仪被驱出宫墙，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无家可归”。

天津的日子混杂着洋楼烟火与列强觊觎。日本策划“东三省独立”，为他量身打造“伪满洲国”。九一八之后，溥仪坐上南满铁路特供列车，被迎到长春“执政”。表面重登皇位，实则任人摆布，直到日本战败才如梦初醒。

1945年在沈阳机场前被苏军扣押，他以为“枪毙就在眼前”，却被带往伯力战犯法庭。法庭上他推说“被迫就范”，审判员冷冷一句：“你是末代皇帝，更是有独立意志的成年人。”溥仪无言以对，额头冷汗直冒。

1950年底，被送回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见到七叔载涛。载涛转达毛泽东的原话：“叫他安心改造。”这句意味深长的宽慰，让溥仪第一次主动拿起劳动工具，也第一次在奏折之外写下“自新书”。

1959年中秋，第一份特赦令公布。当战犯名单念到“爱新觉罗·溥仪”时，他愣了几秒才起身，神情比退位那天更复杂。此后，他当起植物园技师，每月180元工资，骑自行车上下班，同事都唤他“老爱”。

1962年春节，毛泽东在怀仁堂设宴。主人故意卖关子：“今天请来一位大家的老上司。”当溥仪推门而入，满座先是愕然，随即笑声四起。毛泽东拍拍他肩：“写书别把自己写成恶魔，历史不是个人忏悔录。”几句话让溥仪如释重负。

同年秋，周恩来为他牵线，与护士李淑贤登记结婚。证婚仪式很简单，溥仪却在致辞中直言：“从前我在龙椅上，如今我握锄头，我更喜欢后者。”台下一片掌声，连摄影师都忘了按快门。

然而尿毒症逐渐蚕食身体。1967年10月17日凌晨，协和医院二层病房灯光昏黄，溥仪平静闭眼，终年61岁。护卫记录下他的最后一句话：“我欠新中国太多。”

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恩来沉默片刻，决定将遗体火化。这既符合中央关于干部丧事从简的精神，也给家属留下选择空间。爱新觉罗家族最终同意骨灰寄放八宝山一室，理由只有一句：“周总理待我们已够周全。”

1970年秋，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追悼仪式。挽联不提皇室，只写“溥仪同志”。一些老宫人来到灵堂，见到骨灰盒铭牌时，轻声念叨：“这次，真的是新的归宿了。”

1994年，李淑贤遵照私人意愿，将骨灰迁往易县华龙皇家陵园，碑文仍沿用当年八宝山刻字。陵园冷清，偶有游客驻足，总会惊叹于这段曲折命运。有人说溥仪幸运，有人说他悲哀，但无论评价如何，那纸“二选一”的指示，凝结了共和国对历史的最大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