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铁血围剿反清回民军

1895年10月15日，董福祥率军抵达西宁城下。此时的西宁城，已被回民军围攻数月，城内粮尽，守军仅能勉强支撑。但回民军见甘军势大，也心生畏惧，数千回民手持白旗，跪在城外河滩上，请求“降顺清廷，免死为民”。董福祥站在城墙上，不顾部下劝阻，命令“格杀勿论！”清军士兵冲出城门，刀枪齐下，河滩上瞬间血流成河。据《西宁府新志》记载，当日共屠杀回民五百余人，尸体被扔进湟水，河水三日呈红色。随后，董福祥又下令逐村搜捕“疑似反叛者”，在西宁周边的多巴镇、湟中堡等地，又处决了两百余人，反清首领韩文秀、韩奴勒等被绑缚至西宁城隍庙前斩首，头颅悬挂在城门上示众。

1840年，董福祥出生在甘肃固原州炭山堡（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炭山乡）一个汉族贫苦家庭。彼时的固原，是陕甘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清廷的税吏催逼苛捐，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汉回杂居引发的冲突时常爆发。董福祥的父亲董世猷是当地哥老会的小首领，靠帮人押运货物谋生，家中常常揭不开锅。

董福祥自小就没读过书，跟着父亲学骑马、练刀枪，十三岁就能单独护送商队穿越六盘山。据《固原州志·人物志》记载，他“身长八尺，臂力过人，能举百斤石锁，性悍烈，好打抱不平”。十六岁那年，邻村的汉族地主勾结税吏，强占回民的几亩水浇地，回民反抗反被殴打。董福祥得知后，连夜带着十几个年轻伙计，趁夜砸了地主的粮仓，将粮食分给回民。

1862年，陕甘回民反清爆发，渭南回民杀死知县，随后反清浪潮席卷关中、陇东。固原的回民也响应反清，围攻州城，清廷的地方武装瞬间溃散。董福祥趁机在炭山堡拉起一支“保乡队”，最初只有百余人，多是汉族农民、手工业者，还有不少被回民回民军裹挟的汉人。他提出“不分汉回，只抗清廷”的口号，一边保护乡里免受乱兵劫掠，一边与清廷的地方团练对抗。

1863年，董福祥率军攻破固原州属的安化县（今甘肃庆阳庆城县），打开粮仓赈济灾民，一天之内就有两千多人加入。1865年，他又攻占庆阳府的宁州（今甘肃宁县），控制了陕甘交界的十余座县城，麾下兵力达到十万之众。但这支“草莽武装”缺乏严明纪律，士兵劫掠村庄、强征粮草的事屡见不鲜。据《甘宁青史略》记载，董福祥的部队在攻占宁州时，“焚毁官署，劫掠商铺，民宅被搜掠一空”。

1866年，清廷派宁夏将军穆图善率军“剿匪”，董福祥曾主动派人与穆图善谈判，提出“愿归降，但求免罪，仍守乡里”，但穆图善认为他“贼性难改”，拒绝谈判，双方在固原城外激战三日，董福祥兵败退守庆阳。

1868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湘军西征。左宗棠的战略很明确：“剿抚并用，以剿促抚”，对顽抗者坚决镇压，对有号召力的地方武装则尽量收编。这年秋天，湘军刘松山部围攻庆阳，董福祥的部队粮尽弹绝，最终在庆阳城外的驿马关被俘。

按照湘军的惯例，反清武装首领必死无疑，董福祥的部下都以为他会被斩首示众。但左宗棠亲自审问他时，却被他的胆识吸引，据《左文襄公全集》记载，左宗棠问他：“你聚众反清，可知罪？”董福祥回答：“吾反者，官逼民反也。若大人能安百姓，吾愿效死力，赎前罪。”左宗棠看中他在西北汉回民众中的号召力，也需要熟悉当地地形的人协助“平乱”，便决定将其收编，组建“董字三营”，由董福祥任统领，归刘松山节制。他率“董字三营”随刘松山进军陕北，击溃回民军崔伟部，首战告捷，左宗棠上奏清廷，为他请功，赏“守备”衔（正五品）。

1870年，金积堡（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成为湘军的主攻目标。金积堡由回民军首领马化龙经营多年，堡垒坚固，粮弹充足，湘军围攻数月不下，主将刘松山还被流弹击中身亡。左宗棠急调董福祥率“董字三营”驰援，任命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为前线总指挥。

董福祥认为金积堡，堡垒虽坚，但粮道依赖黄河沿岸的几个码头。他向刘锦棠献计：“断其粮道，困死贼军”，随后率部夜袭黄河岸边的青铜峡码头，烧毁回民军的运粮船三十余艘，切断了金积堡的补给线。马化龙见状，只得派人向湘军求和，承诺“献堡投降，愿杀贼自效”。

1871年正月，马化龙打开金积堡城门，率部投降。但左宗棠认为“马化龙反复无常，今日降，明日必反”，下令将其全家处决。董福祥则负责“清剿”堡垒内的回民军，他调来三十箱炸药，亲自点燃导火索，将金积堡的核心堡垒“洪乐府”炸成废墟，随后率军冲入堡垒，对残余的回民军“无分老幼，尽杀之”。据《宁夏府志》记载，此次屠杀共造成两千余人死亡，堡内的水井、沟渠都被鲜血染红。战后，左宗棠上奏清廷，称董福祥“勇悍过人，剿贼得力”，将其升任参将（正三品）。“董字三营”也扩编为“董字五营”，成为湘军在西北的主力之一。

1872年，西宁的回民军首领禹得彦、白彦虎率部反抗清廷，围攻西宁府城。左宗棠又派董福祥率军平乱。这次，董福祥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他先派人联络西宁城内的汉族士绅，让他们里应外合。再写信给禹得彦的部下，许以“降者免死，仍给田宅”，诱使部分回民军投降。

同年十月，董福祥率军从兰州出发，沿湟水西进，在西宁城外的高家堡与回民军激战。他亲自率军冲锋，手中的腰刀砍得卷了刃，最终击溃回民军，禹得彦逃往循化（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白彦虎则率残部逃往新疆。董福祥下令焚毁高家堡的回民军据点，随后追击至循化，迫使禹得彦投降。此战之后，清廷升任董福祥为游击将军（从三品），并赏“黄马褂”，这是清代武将的最高荣誉之一。此时的董福祥，已成为左宗棠在西北最倚重的将领之一，他的“董字五营”也被称为“甘军”，士兵多是西北本地人，熟悉地形，战斗力极强。

1876年，左宗棠奉命进军新疆，收复被阿古柏侵占的失地。董福祥率甘军作为先锋，从肃州（今甘肃酒泉）出发，穿越沙漠，向新疆挺进。这次进军的难度远超以往，天山山脉横亘在前，气候恶劣，粮草短缺，不少士兵因中暑、冻伤倒下。董福祥以身作则，与士兵同吃同住，甚至亲自牵马帮助伤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同年八月，董福祥率部翻越天山达坂（今新疆吐鲁番市达坂城），七日急行军三百里，突袭乌鲁木齐外围的古牧地。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派少量兵力佯攻古牧地东门，主力则从北门发起猛攻，不到一天就攻克城池，歼灭阿古柏军两千余人。随后，他又率军攻克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为湘军主力打开了通往南疆的道路。

1877年，董福祥随刘锦棠进军南疆，在达坂城、托克逊等地多次击溃阿古柏军。同年五月，阿古柏在库尔勒自杀，其残部逃往俄国，白彦虎也率部逃入俄境。新疆收复后，清廷任命董福祥为阿克苏总兵（正二品），负责驻守南疆。

1895年，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再次爆发回民、撒拉族反清斗争。这次反叛的导火索，看似是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与虎夫耶派的教派争端，实则是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清廷为了支付“甲午战争”的赔款，在西北加征“捐输”，河湟地区的赋税较之前增加了三倍。地方官吏与豪强勾结，兼并回民、撒拉族的土地，仅循化厅的汉族地主就强占了撒拉族的水浇地两千多亩。加上历年的汉回冲突未得到妥善解决，仇恨越积越深。

同年三月，循化厅的撒拉族民众率先反清，杀死当地的清军千总，随后反清蔓延至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等地。清廷急调董福祥任甘肃提督，率甘军前往镇压。此时的董福祥，已年过半百，鬓角染霜，但性情依旧彪悍，他在兰州誓师时说：“吾在西北数十年，贼寇见吾皆胆寒。此次出征，必斩贼首，安百姓！”

1895年八月，董福祥率甘军五千人从兰州出发，沿洮河西进。九月初，部队行至米拉沟（今甘肃临夏州康乐县米拉沟乡）时，遭遇撒拉族回民军的伏击，回民军在沟两侧的山上设伏，用滚石、弓箭袭击甘军，同时派人焚烧甘军的粮草。甘军猝不及防，死伤三百余人，粮草被焚殆尽。

这次伏击让董福祥震怒，他没想到回民军的战斗力如此之强，更没想到自己会吃这么大的亏。他下令将逃兵十人斩首示众，随后亲自勘察地形，率军绕到回民军的后方，发起突袭，才击溃敌军。但这次失利让他认定：“招抚无用，唯有铁血，方能根除乱萌。”他在给左宗棠的侄子、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孝同的信中写道：“贼寇反复，今日降，明日必反。若不斩尽杀绝，西北永无宁日。”

1895年10月15日，董福祥率军抵达西宁城下。此时的西宁城，已被回民军围攻数月，城内粮尽，守军仅能勉强支撑。但回民军见甘军势大，也心生畏惧，数千回民（其中不乏老弱妇孺）手持白旗，跪在城外河滩上，请求“降顺清廷，免死为民”。

董福祥站在城墙上，看着跪地的人群，身后的将领有人劝阻：“大人，其中多有老弱，若尽杀之，恐失民心。”董福祥却摇头：“吾在米拉沟，见贼寇杀吾士兵时，何曾有半分怜悯？今日若放他们，他日必再反。”他随即下令：“格杀勿论！”

清军士兵冲出城门，刀枪齐下，河滩上瞬间血流成河。据《西宁府新志》记载，当日共屠杀回民五百余人，尸体被扔进湟水，河水三日呈红色。随后，董福祥又下令逐村搜捕“疑似反清者”，在西宁周边的多巴镇、湟中堡等地，又处决了两百余人，反清首领韩文秀、韩奴勒等被绑缚至西宁城隍庙前斩首，头颅悬挂在城门上示众。

西宁屠降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内部引发争议。慈禧太后最初倾向于“招抚”，认为“西北贫瘠，若多杀戮，恐难治理”，但董福祥上奏坚称：“乱萌不除，必酿大患。臣此举，为保西北百年安定。”同时，左孝同也上奏为董福祥辩护，称“福祥此举，实属无奈，若不镇压，反清必蔓延至陕西，危及京畿”。最终，清廷默许了董福祥的行动，并授予他“太子少保”衔（从一品）、“骑都尉”世职，

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扶清灭洋”的口号传遍京城。清廷对义和团采取“招抚”政策，董福祥率甘军五千人奉命进驻北京，负责保卫京城。此时的董福祥，对洋人充满敌意，他在西北时，就曾多次与外国传教士发生冲突，认为“洋人传教，惑乱民心，实为祸根”。

五月二十日，董福祥率甘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他下令从广渠门炮台每日发炮三百余响，持续轰击使馆，同时派士兵攀爬使馆围墙，试图攻入。据《庚子国变记》记载，甘军士兵“皆勇猛，不惧死，每日冲锋数次”，但使馆区的洋人凭借先进武器顽强抵抗，甘军久攻不下。

六月初，日本驻华书记官杉山彬乘车从永定门外出发，欲前往天津，被董福祥的部下拦截。士兵们将杉山彬拖出车外，乱刀砍死，随后肢解其尸体，抛入永定河。董福祥得知后，不仅没有处罚士兵，反而说：“杀一洋人，何足为怪？”这一事件，成为八国联军侵华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1900年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出逃。董福祥率甘军负责掩护，他亲自率军在德胜门阻击联军，与联军激战数小时，为慈禧的出逃争取了时间。随后，他率部护送慈禧、光绪帝从北京出发，经居庸关、宣化、大同，最终抵达西安。

在西逃途中，董福祥始终不离不弃，沿途布防，多次击退联军的追兵。慈禧太后曾对身边的人说：“若无水师（董福祥的字），吾等恐难至西安。”但此时的董福祥，已成为八国联军的“眼中钉”，联军在《辛丑条约》中明确要求清廷“惩办祸首”，董福祥被列为首恶之一。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袁世凯等重臣联名弹劾董福祥，称“福祥骄横跋扈，酿外交大祸，若不处死，难平洋人怒火”。慈禧太后虽念及董福祥护驾有功，但也不敢违抗洋人的要求，最终下令将其革职，永不叙用，甘军则被解散改编。

被革职后，董福祥曾试图招募旧部，赴山西再战，但此时清廷已对他严加监视，他的计划未能实现。1902年，董福祥返回宁夏金积堡，开始了隐居生活。他在金积堡修建了一座豪华府邸，名为“董府”，占地百亩，有房屋数百间，府内设有花园、戏楼，极尽奢华。

晚年的董福祥，沉迷于秦腔戏曲，他请来了陕西著名的“易俗社”戏班，长期在府内演出，还捐资修建了金积堡的“庆安楼”戏楼，扶持秦腔艺人。同时，他也没有完全脱离地方事务，他主持疏浚了金积堡周边的秦渠、汉渠，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还出资修建了几所义学，让贫苦子弟免费读书。

1908年正月，董福祥病重。他自知时日无多，上奏清廷，愿捐输白银四十万两、洋枪一千六百支，充作军饷，希望能“赎前罪，为朝廷效力”。但清廷仅回复“知道了”，未予任何嘉奖。正月初九，董福祥在金积堡家中病逝，终年六十九岁。

董福祥去世后，清廷未予追谥，仅允许其在家乡立碑。他的墓志铭现藏于固原博物馆，上面写道：“公少起草莽，终为名将，护驾有功，晚节不终，论者惜之。”这句评语，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复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