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下属六个团共九千人，“响应”国民党军二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命令移军，拟与江北“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会合。1月6日，这支先选择了南下再东上然后北上的行军路线的队伍遭遇了第三战区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经激战七天七夜，到1月14日，除有多股共一千多人突围外，四千三百人被俘，其余失散或牺牲。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兼政委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牺牲。这就是极为悲惨的、被称为抗战中共产党军队的重大失败的“皖南事变”！
那么，“皖南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的性质又该如何确定呢？罪魁祸首都有谁呢？
1、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微妙但有些变态的“三国演义”，即国共之间时战时和甚至摩擦多于合作的结果。
国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合作关系，就跟如今没有多少感情基础的夫妻一样，在结婚初期以性吸引和新鲜感维持亲密关系，但激情过后，便是长时间的同床异梦。
在抗日的初期，即持久战中的战略防御期，以国民党军为正面、以共产党军队为敌后游击或骚扰，国共之间曾经有过较好的合作。
但是，国共之间的这种合作主要是指蒋介石的部队与八路军之间的，诸如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等都可以表现八路军的实打实的合作和实打实的抗日。
而在新四军方面，因其战斗力和战略位置等影响，这支部队一直没有形成如八路军那样可以独当一面的强大抗日力量。如四支队的首战击毙十一名日本鬼子、韦岗处女战击毁敌人五辆汽车的胜利都被蒋介石通令表彰，就可以看出新四军在抗日中的作用远次于八路军。以叶挺而言，除了组建新四军、赴江北整理第四和第五支队，还有著名的四次辞职，他的具体的抗日行动，大概也不过是云岭保卫战(泾县之战），还有在广东时客串的“东江游击指挥”。泾县之战据称消灭日伪军二千余人，这应该算是新四军较大的抗日战斗。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并非如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所说的基本不与日军作战、成天打扑克或与日军进行鸦片买卖、指望日本与蒋介石拼个你死我活然后从中坐收渔利那样，但新四军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顽军而不是日军这倒是符合一定的实情。
从关于新四军歼敌情况的官方数字也可以看出这种“实情”。除了对付日军的扫荡以及抗日战争反攻阶段的大规模行动，新四军对日作战大多是以小型伏击战为主。
在由原国防大学副校长侯树栋主编的《新四军抗战纪实》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对日作战二万四千六百余次，毙伤日伪军二十九万三千七百名。对国民党顽固派作战三千二百次，毙、伤、俘顽军十四万三千余名。”二万多次战斗仅仅毙伤二十九万名，平均一次战斗只有十人左右的斩获，对日作战的规模不可谓不小；三千次战斗即有十四万的毙伤，则一次就是四十以上斩获。
这种抗日不甚得力而互相摩擦却很积极的做法，很得日本人欢心。但好在他们只占有一些点和线，且兵力不足，并不一定有足够多的精力对国共两军进行小规模的攻击。于是，在日、我、顽之间，经常会出现类似当年三国策一样联合一方对付一方、或挑拨一方攻击另一方等局面。
皖南事变就很让日本人高兴。国民党方面一方面向日本人透露了新四军可能的北上线路，一方面又把主要兵力和精力用于对付新四军军部，这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包围了汤恩伯的十五万兵力并进行蚕食。一场希望与日本人形成默契一起对付新四军的战役成了国民党自取其辱的败笔：一方面因为攻击新四军而在国际和国内遭遇了很大的不满，并几乎激怒共产党人准备对其进行以血还血的对攻；另一方面，日本人根本不给面子，反而对国军施以重击。
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严重不满的表现，以武力解决其军部并解散其建制的做法肯定是一种特别严重的惩罚性军事行动。这在相当程度上对外公开了国共之间过于热衷的抢占敌后重地、期望在反攻中处在有利位置的摩擦心态。
因为有顽军的虎视，新四军也不大可能在后院不稳的情况下对日作战。在某种程度上，“三国”之间时而联盟时而为敌的做法，让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显得十分的变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