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张闻天、刘伯承、陆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30来人迎接黄炎培一行。

延安机场，黄炎培和冷通、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飞机于上午9时35分自重庆起飞，下午1时半平安到达延安。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道：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盛赞毛主席好记性，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和黄炎培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到了延安，黄炎培觉得样样都很新鲜。晚上他在雪一样白的窗月下，在床上朦胧中吟成七律一首：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日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潜。

这是一首感时纪事的诗，诗人借宋范仲淹的故事，抒发了初到延安的感受。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6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较宏伟的大会堂，靠山面阳。他们从大会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毛泽东接待客人的会客室，似乎就是大会堂的后身上层。会客室正方形，光线充足，中间是一张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20人。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画是1943年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出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料不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当黄炎培在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时，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他周身，使他完全敞开了心扉，在3天中和毛泽东促膝长谈达10几个小时，造成了他自认为一生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

他在延安的5天当中，会晤了许多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还对他执弟子礼。当然，他们一行访问延安，主要是为国共团结谈判问题。但在黄炎培，却是一次对他的晚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留学”。而毛泽东和黄炎培这两位政治家和诗人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

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专诚邀请黄炎培和冷通到他家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谈了整顿三风的运动，说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他们还探讨了教育学说上的看法。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息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话，至今仍是不易的至理名言。

当时，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的5天访问，对黄炎培来说，真是满载而归。7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12时50分飞离延安返回重庆。在延安短短的95个小时的访问，大大澄清了黄炎培的许多模糊思想，打开了眼界，使他从朦胧中看到光明灿烂的前景，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一个新的起跑点上前进了。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时间中，写成《延安归来》书出版。这在那个年代，国民党造了多少谣言，天天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把边区描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用来欺骗老百姓。而黄炎培这样一位著名的老教育家，却以事实告诉大家，边区是那么自由、温暖和光明，共产党的领袖和鼎鼎大名的将领又多那么温文尔雅。这要多大的勇气！是多么难能可贵！而他的讲话和文章，在大后

方造成多么大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了。

《延安归来》一书，初版两万册，几天内就被抢购一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且，这是第一本拒绝把原稿送交国民党审查机关审查而自行出版，从而点燃一个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检查制度。

黄炎培从和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人建立的深情厚谊中获得了力量。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在毛主席留渝的43天中，黄炎培和毛泽东有多次的会晤和聚宴。这是黄炎培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交往的续篇……

黄炎培是1949年2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的。他于当年3月25日平安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展开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页。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入北平。两位政治家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3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他们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相见，其欢乐是无可言喻的。

当天晚上，毛泽东征衣未解，就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在百忙中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

一旦脱离黑暗的樊笼，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黄炎培心潮澎湃。当第3天叶剑英（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和徐冰同志在国民大戏院为他开欢迎会时，他情不自禁地奋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随后，毛泽东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和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起来，迎接上海解放。

黄炎培既不是资本家，也从不经营工商业，而是一位一生清贫的教育家。但他毕生从事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培养了上万的技术人才，所以，他和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对他殷切的期望，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民主建国会的全体成员，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将是他晚年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刻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这一类文件（生动和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

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勖勉，信说：“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的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随同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参加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黄炎培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他把激情即席抒发为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诗共八节，热烈地歌颂了党和革命人民的丰功伟绩，并亲笔恭书了呈献给毛泽东。

建国以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本来，黄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他儿子黄大能曾问他：“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详告以周恩来总理动员他任职的经过。这一方面说明他坚定地遵从党的安排，同时，也说明他对历史使命有正确的认识。他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他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作风，做事认真、踏实，待人和气、虚心、厚道。我们读了几十年书，积下一些理想，所认识的道理，就是这些，所想象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怎能不好好做呢？”

黄炎培是一位富有强烈献身精神的爱国者。当他一旦寻找到了真理，他就义无反顾地全力以赴，他自觉地接受毛泽东和政府交付给他的历史使命，尽忠职守，意气风发地努力工作。

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动触动到了他们，不免怀着极大的恐惧和疑虑。一时间，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到处告状，叫喊“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

黄炎培也收到不少此类的告状信件，由于不明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毛泽东诚恳地以各种方式用事实启发他的觉悟，帮助他前进。

毛泽东多次亲笔写信给黄炎培，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还介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与他见面恳谈。当黄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主动要求下乡考察，毛泽东对他的愿望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写信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

临行前，毛泽东又邀黄炎培面谈，告诉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毛泽东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切和帮助，黄炎培是衷心感激的。他经半个月的实地考察，心里明亮了，他立刻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宣传土地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新中国人口中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

回到北京，他立刻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首先肯定“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那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他也坦率而恳切地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作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

最后，他还就考察所及，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黄炎培的意见，并非完全正确，但他能坦率忠诚地对党提出谔谔诤言，是十分可贵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也是十分重视的。不久，党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镇反工作中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慎重的方针，纠正了新出现的“左”的偏向。

黄炎培在建国后的十几年中，随时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当面求教，同时和毛泽东书往来达60多件。他还刻苦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做到了与日俱进。他在1953年盛暑在北戴河休假期间，虽已76岁高龄，竟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认真精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他对这部巨著，边读、边作笔记、边思考，一共摘录了369条。他还参阅了《马克思传》，最后写出了几万字的读《资本论》心得，印成了一本50多页的小册子，作为他的学习报告。

1954年12月，黄炎培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说：民建会一定要负责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三种任务：一、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结合企业的改造，进行个人改造；二、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三、协助政府宣传、推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并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

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黄炎培，对他反映的情况表示感谢；对他的建议予以肯定，对他努力学习力求进步给予热情的鼓励，对他积极主动的工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把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向高潮。其时，黄炎正因病住院动手术，但他念念不忘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当他读到了党中央的上述决议时兴奋地立刻在病榻上写信给毛泽东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

毛泽东立刻回信嘉勉他说：“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了。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

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骨灰安放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夫人姚维钧的骨灰也安放于此。

黄炎培先生的三句话:

‌其一，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强调知行合一与诚信为本，成为中华职教社办学准则。‌‌

其二，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诠释处世态度，主张从容应对事务并坚守原则。‌‌

其三，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比喻待人接物需灵活而不失原则，源自其抗战时期团结救国的实践。‌‌

致敬黄炎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