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唯有读书写书不可辜负

本文摘编自《我的读写四十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转自“小说月报”公众号，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小编删除。

按照正常规律来说，每个人都是先读书后写作，我当然也不例外，而我对于书的痴迷则是一种天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到新华书店只能看到寥寥几种的政治读物，到“批林批孔”兴起之时，开始有相应题材的连环画出现，印象中这样的连环画一本大约在几分钱到一毛钱之间，对于那时的孩子来说，能有几毛钱攒在手里，比今天富翁的豪迈也差不到哪里去。但是要想多买些小人书，不断地跟家中要钱，显然不现实。于是我就开始动脑筋，好在当时我所住的山区有着漫山遍野的植物，而我在那个时段偶然翻阅过赤脚医生常用的中药手册，总算记住几种草药的特征，于是率领小伙伴上山采药，而后到药店去卖钱，得到钱后立即跑到新华书店去买心仪的小人书。小伙伴们的兴高采烈难以形容，而后我们趴在大草垛上一一传阅，最后还要把书藏在附近的树洞里，省得带回去被家长没收。

然而这个特殊时段也会有特殊的阅读之物，因为需要评《水浒传》批宋江，但“文革”中这类书早已绝迹，于是有关部门专门印制了一批供批判用的《水浒传》，发给相关人员，以此来让他们了解宋江为什么是投降派。为此我家中也有了这样一部供批判之书，而我也正是通过这本书第一次读到宋代的这段历史。虽然那个时候有很多字都不认识，一些语句读来也是懵懵懂懂，但它却让我接触到了古代的面貌，从而激发了我想了解更多的古书。

大概是在“文革”结束之初，小书店开始售卖《红楼梦》，我当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部书，可是我看到新华书店门口排队之人一眼望不到头，这让我十分好奇，《红楼梦》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竟然有如此强大的魅力，据说有人为了买这样一部书排队竟达一天一夜。而我则是在朋友家中第一次看到了一套三册的《红楼梦》，印象中是墨绿色封皮，里面印的竟然是不认识的字，后来才弄明白，原来这叫繁体字。

虽然看不懂，我还是想通过此书来探究人们为什么会排这样的大长队，在朋友的哥哥弟弟都看完此书后，我将此书借到了手。在放学的当天，我就趴在河边的草地上，囫囵吞枣地看着这部大书，直到太阳西沉才返回家。

但这次看书的结果令我大感失望，因为我实在读不出该书有着怎样的美妙，这件事使我开始怀疑，人们的感受恐怕有着很大的不同，直到长大成人，我根据刻本《古代文学中的要求》才重新读此书，这次的再读使我终于明白：人在不同阶段就要读他那个阶段的应读之物，如果没有相应的阅历，不可能读懂作者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

“文革”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书籍的产生有如宇宙产生那一刻的基点，在短短的几年内，新华书店里的书买不胜买，由于“文革”的割裂，我并不知道天下有读不完的书，于是我慎重地发誓：书店里的书要出一本买一本，定要买尽天下之书。我的这个志向坚持了十余年，终于被书海淹没了，毕竟自己的财力、学养方方面面都不能够与天下所有的书相匹配。然而这件事，却种下了我藏书之好。这就如放翁所言：“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一个人一旦沾染上藏书之癖，几乎终生不能免疫。如此算来，我的买书、藏书历史已经超过了四十年。

书读多了，也就有了倾吐的欲望，学会了辨别，也就会对某种观点进行发声。几十年前，想发表一篇文章很不容易，更遑论出版一部专著。我的舅舅就有写书之好，他虽然扛过枪，跨过江，但他身上还有很浓的写作情结。我印象中他写过几部长篇小说，每当我到他家时，他都会拿出一摞厚厚的稿纸，向我眉飞色舞地讲述书中的故事。他的讲述让我望而生畏，尤其那一摞印着方格的稿纸，我清晰地记得每张稿纸有三百六十个方格，这上千页的稿纸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遗憾的是，他所写的这些长篇小说最终一部也未能发表。这件事过了几十年，每当我与他见面时，都想问问他那些稿本现在在哪里，但我觉得不应当去触碰老人心中的隐痛，故至今也未开口。

当年的记忆十分深刻，虽然出书不容易，但我对写作一直有着崇高的向往。而我在上学之余，也会写一些豆腐块文章投往不同的报社。印象中在一九八一年，有一家报纸刊载了我的第一篇文章，为此我得到了五块钱的稿费，当时拿着这张汇款单，兴奋地向所有小伙伴们炫耀，那种感觉，绝不输于中了大奖。这篇文章究竟写了怎样的内容，我已回忆不起来，只记得自己是在读到某人的文章时，发现了其中的叙述并不正确，而我却在另一本书内找到了正确答案，这件事给我鼓励的同时，也让我意识到广博才是真正的读书之道，不能为兴趣读书，要为知识读书才是王道。而要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唯一的办法就是买更多的书，而后一一读之。

接下来的几年，我不断地有小文章变成铅字，那些稿费又变成了我新的藏品。随着时间的递延，我又喜欢上了小说，但苦于没有名师指导，而后通过朋友找到了一位著名作家，在他的指点下，我终于了解到写小说大概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我当时的感受，拜师并非是学技巧，更多的是想从老师那里得到一种肯定，而这份肯定比什么技巧都要珍贵。

我记得，当时老师给了我一大摞《中篇小说选刊》，让我用一个假期将这些杂志读完，而后向他汇报，其中哪三篇最好。那个时段我很听话，竟然在三十天内没日没夜地把一尺高的杂志读完了，而后向老师汇报，我记得自己选出的最佳三篇中有《老井》和《红高粱》，第三篇是什么记不得了，为此受到了老师的夸赞，这大大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若干年后，张艺谋将《红高粱》拍成了电影，从此他和巩俐大红大紫，而我却有着莫名的得意感，似乎自己成了他们的赏识人。

可惜的是，我的这份“才能”因为工作变动戛然而止，大约有十年的时间，我全身心地去搞商业拓展，虽然工作有成有败，但这过程中我却并没有停止读书，因为不写只读，反而让自己可以冷静地审视，而这样的审视使得自己对某些名家作品产生了一定的疑问。

几十年来，我的藏书爱好未曾断绝，因为文本的搜集，使得我要研读大量的历史史料，以此来练就一番识书的慧眼，而正是因为这个过程，使我的偏好由文学渐渐转入了史料学，这个转变使我对虚构作品兴趣渐淡，强调言必有据的实证，之后又渐渐写起了书跋，而这样的写作更多是对自己藏书的梳理。

在梳理藏书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有一些版本前人并未点到痛处与痒处，而恰恰因为是自己的所得，所以有时间细细把玩，于是看到了一些前人所未关注之点，而后形成了一篇篇的书跋。从六七年前，我将所写书跋交由国图出版社予以出版，大概以每年一集的速度出到了第五集，这五集所写均是我所藏的稿钞校本系列，其他系列尚未涉及。在目录版本学界，最想了解到哪位前人曾有哪些未刊之稿，而我的书跋介绍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书跋的写作过程中，我秉持一种观念，那就是每一篇跋语必须要揭示出他人所未注意到的细节或学术点，我认为这样的书跋才有学术价值可言。

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使我对古代藏书楼感了兴趣。十几年前，我用了五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地在全国范围内访到了一百四十余座藏书楼，而后在徐雁先生的帮助下，将这些书楼之文结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寻访的方式来写古代藏书楼，此为首部专著，为此大受业界欢迎。该书连印三次，后因为人事变动而停止再版。然而这些年我又延续了这样的寻访，并将相关文字结集为《书楼觅踪》，由中信出版社印行，而今寻访仍然在进行中，我期待着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够找到更多的书楼。套句曾经的流行语：“将书楼寻访进行到底”。

在寻访书楼的过程中，我偶遇了太多的历史遗迹，为此让我产生了新的想法，那就是扩大寻访对象，以自己的脚步来丈量神州大地，而后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写作，以此来梳理出中国人文遗迹的方方面面。

在寻访之后，我开始有系列地撰写不同的文章，到如今已经出版了《觅踪记》《觅诗记》《觅理记》《觅曲记》，如今已经交稿者，则有《觅经记》《觅词记》《觅文记》，其他的系列仍然在寻访和撰写之中。

历史遗迹的寻访并非易事，因为有太多的痕迹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而寻访之前的准备工作则是系统地读某一类的学术史，比如仅仅《中国文学史》，我就读到了七位不同作者撰写的同名著作，通过这样的系列研读，使得我逐渐对各类学术史有了条理化的理解，而对于每一篇文章的传主，则通过系列的搜集相关研究文章，而后进行对读，也使我对曾经有过的星星点点碎片式的知识得以系统化和完整化，使历史上的古人在我心中的形象立体而饱满起来。

因此说，无论寻访还是写作，都使我得到了知识的体系化，而更为重要者，这使得我对自己钟爱的目录版本之学，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关于本学科，其实在其他学科中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将目录版本学贬斥为“书皮子学问”，这些人觉得搞版本鉴定不过就是从形式着眼，看装订、辨字迹、查避讳字、数行格，而我从事这行业几十年之久，我知道鉴定版本远没外行人认定的这么简单，但我也承认搞版本鉴定者，疏于对内容的梳理，当然这是术业有专攻的问题。生而有涯，而知识无涯，目录版本之学，又涉及百科知识，没人能够包打天下。

然而，在强调客观的同时，我们是否能听取一些他人的意见，将鉴定之学有限度地深入到内容方面呢？至少我不自量力地想做这方面的尝试，而我的寻访过程以及撰写过程，恰恰是我在这方面的意外所得。通过有系列地研读学术史，而后撰写相应的文章，使得我在翻看自己的藏品之时多了几分亲切。

因此，我觉得，对于历史文化遗迹的寻访，不仅仅是由此来发怀古之思，更多的也是研究文本的必由之路。十几年来，我跑过无数的地方，这由此而让我对已经说烂了的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了切腹般的痛感， 使我觉得很多的古语，其实是古人知识的凝练，而我们只是随口念叨，并未细品。

以上所言，我将其总称为“觅系列”，而与之相辅相成者，还有另一个“书系列”。所谓“书系列”，乃是跟书有关的书与人的相应文章，比如二十几年前才出现的古籍拍卖会，我对这种新的图书交易方式追寻多年，而后写出了《中国古籍拍卖述评》《蠹鱼春秋》和《古书之媒》等相应的专著。　　

书房乃是每位爱书人的灵魂栖息之地，为此不少人写过自己的书房，也有人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然而以一个人的视角来描绘众多爱书人的书房，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为此我用了几年的时间一一寻访重要的爱书人，而后将其结集为《上书房行走》，此书广受欢迎，在众多朋友的鼓励下，我正在写该书的续集。

传统目录之学，最重藏书目录的编写，出于各种原因，有些名人未曾撰写自己的藏书目，这给后世研究书主的目录版本学思想带来了困难。鲁迅是伟大的作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大家，然而他在生前却未曾编目。十几年前，承鲁迅纪念馆馆长孙郁先生的美意，命我撰写鲁迅藏书提要，而后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经过几年的连载，这些文章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二○○六年结集出版，几年后，再看这些文章，写得有些草率，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学养的不足。十年之后，鲁迅纪念馆副馆长黄乔生先生告诉我，二○一六年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暨鲁迅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的重要时段，其馆准备出版鲁迅藏书研究书系，他想请我撰写《鲁迅藏书志》中的古籍部分，因为他想起了当年的连载与结集。

我当然感谢黄馆长的美意，但我明确告诉他，自己当年的所写错漏百出，以此作为书志当然十分丢人，但既然信任我，让我来撰写这部重要著作，故我决定将以往的所写推翻重来，以此来弥补自己当年的失误。经过一年的全书重写，最后终于在那场纪念会前的几天，见到了三大本的《鲁迅藏书志·古籍部分》，而该书也成为那场会议送给嘉宾们的礼物。

重写《鲁迅藏书志·古籍部分》，让我意识到，功底的不扎实对于撰写文章会带来常识性的错误，唯有多读、多学，才能写出错误较少的文章。虽然说《鲁迅藏书志·古籍部分》若干年后看，也同样会有错误在，而这正表明了自己不断地在成长，而我觉得这也正是读书与写书之间的重要关联。

二十余年来，我还撰写过其他的十几本书，这些书也大多是与书有关者。而能有这样的结果，当然得益于自己可以不停地读书。人非生而知之，要想有识，只有读书。今后的未来，于我而言，很有可能继续在读书与写书的路上走下去。由此而让我觉得，读书乃是写书的前因，而出书乃是读书的结果。故而可以说，于我而言，唯有读书与写书不可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