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造神运动

刘彻造神运动与学术思想界是相互影响的。武帝朝神秘主义思潮大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汉以农业立国，自然灾变会导致社会动荡。当时灾害频仍，人们感到惊恐。时人对自然灾变不可能给予科学的解释，人们期盼得到神灵护佑。传统认为得“再受命”者，要有血统和世袭的根基，积若干代之“德”，得天下才有“法理”的依据。而刘氏起于平民阶层，只得制造君权神授的依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刘彻关注这一问题，朝野人士就投其所好，倾注心力于此。两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形成了神秘主义思潮泛滥于学术界的一种时代潮流。

刘彻与董仲舒探讨“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已经论及“古今之变，天人之际”的问题，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天道与德运兴衰的原因；二是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三是人性与命运的关系。董氏作出了“天人感应”“受命”“祥瑞”“性三品”等理论回答。而刘彻的升仙、封禅之类举措则是这类思想外化的方术化、礼仪化形式。“天人感应”说出自邹衍，为“圣人调阴阳”确立了理论前提。至武帝朝，思想界的主流学说认为，圣主必须按天地四时调整政策：“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生杀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喜怒当寒暑，威德当冬夏”，根据上天意志显示的信息调整政策称为“圣人配天”；君主是沟通天人的中介，“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三公职责为协助人主调节阴阳而已，天有灾异警示，丞相代天子受过成为不成文的制度。

刘彻大搞造神运动，引发了汉代思想史上“今古文之争”的滥觞。

经今古文学派之争事出有因。元朔元年（前128），鲁共王刘余死，从共王府邸传出消息说鲁共王曾毁坏孔子旧宅，从壁中得到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一大批图书之事。这一消息立即引起喜读奇文异书的刘彻极大的兴趣。元朔五年（前124），河间献王献书，刘彻又建献书、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董仲舒作《诣公孙弘记室书》，建议朝政要抓大事，抓根本，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议》。刘彻因势利导下《劝学诏》，开今文五经之科，置博士弟子，经今文之学大兴。经古文学派的经师也因此而更加注重古文与今文学派争夺学术阵地。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传授孔子家族所藏经卷，献其书《逸礼》39篇、《书》16篇、《左氏春秋》诸古文旧书，藏诸密府兰台“石室金匮”。这些书司马迁、兒宽以及此后的刘向、刘歆父子都习读整理过。总之古文经学像潜流一样暗中滋长着。不过，为了争夺学术阵地，无论经今文还是经古文，都力求适应人主的需要，按刘彻的口味调制改造和包装，其入于流俗者亦非孔学原貌了。

刘彻元封末重用兒宽，让他发挥精通儒家今古文之学之长，继董仲舒、司马相如之后担任思想理论顾问，为“变更制度”进行更充分、更有经典依据的论证，使皇权更具有神圣形态。刘彻一再策问“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诸问题，欲从儒学的“微言大义”中找到神化皇权的理论根据。但孔子“述而不作”，五经皆前代文献，孔子不过保存整理而已；《论语》也仅是弟子们记录的孔子言行。儒者相信孔子思想就寄托在这些文献中，孔子是根据自己的思想体系选择、加工、删削和重新编纂整理文献的。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欲阐发隐藏在经文字句中的孔子思想。说明了“微言”，神化君权的“大义”也就体现在其中了。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原属“齐学”体系，经稷下“百家争鸣”的论辩，比较富于思想性，长于对经学义理内容的发挥，根据君主政治需要，为现实服务，故政治视野较开阔。“鲁学”质朴，以家学形式传授，经书用战国文字书写，故称“古文经学”。鲁学传授只讲文字训诂，古文学派政治上不太吃得开。武帝重视齐学的《春秋公羊》家为首的一派政治上得势，其学得入太学列为官学，故学古文经的士人大多存在饭碗不易寻、出路比较窄的问题。由于刘彻“利出一孔”，集中经济权力，握有致人富贵之“柄”，儒者经济不能自立，必须依附皇权。鲁学派也要寻找出路，不愿长期处在社会边缘，力求在价值资源分配中占取较多份额。于是学术界出现了复兴古文经学的思潮。

刘彻于元狩元年（前122）立卫子夫的儿子刘据为皇太子。以石庆任太子太傅，诏太子受《公羊春秋》，但是，太子刘据却偏偏喜好属于鲁学系统的《穀梁春秋》。《汉书·武五子传》载：

〔戾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

所谓“异端”，当然是从占正统地位的公羊学派角度的评价。太子刘据好《穀梁》，《穀梁》属鲁学。故鲁学诸儒纷纷集中到卫太子的“博望苑”，博望苑派对“正统派”刘彻的政策颇有微词。这时，刘彻与儿子思想的对立已经悄悄地发展了。司马光就此评论说：“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儒家鲁学派心照不宣的策略是：一旦卫太子即位，鲁学就会占据正统地位，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占有较多社会资源——这是由人们对利益分配的敏感性决定的。鲁学欲与齐学抗衡，就要在神化皇权理论上拿出更有“分量”的东西。

经今古文派在武帝朝明争暗斗，都从方士们搞巫术的手段和观念里汲取“精神营养”。顾颉刚先生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说汉儒“方士化”，阴阳五行成了汉代人的“思想律”，就是指这种思想潮流而言。武帝朝的神秘主义思潮推动了儒学的谶纬化。刘彻不是经学家，只是要求学术要主动、积极地为现实服务。所以，元封前后的兒宽兼习经今古文学，对讲解经书增加了诸多便利条件。刘彻一再策问兒宽诸事，兒宽打通诸经之今古文畛域一一讲解，适应了刘彻的政治需要。从董仲舒到兒宽，都在为刘彻政治目的服务，“谶纬”之学的方法和风气已孕育其中了。

“谶纬”是从董仲舒公羊春秋学“微言大义”的方法中滋生出来的。贾谊《鵩鸟赋》说：“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巨大的机变微妙地隐藏在典籍的文字里面，发现文字这种记载，占卜预测，就可以预先得知天机。汉儒们认为儒经中的“谶言”涉及了某种预言，投入很大精力研究这类谶言。只钻研经书还不够，还要利用所谓“纬书”，纬书是对经书而言。“谶纬之学”就是由董仲舒凿通经子、兒宽讲解谶说滥觞的。从此，“谶纬之学”大肆泛滥起来，政客们把它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里的眭弘、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等一批儒者，无一不是大搞神秘主义的人物。例如，鲁人眭弘“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善推阴阳灾异，尝言“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承认儒学的谶纬化是由董仲舒“推阴阳灾异”的学风造成的。鲁学醇朴的家学之风发生变异，受今文经的濡染浸润愈益明显；鲁人夏侯胜传其父夏侯始昌古文《尚书》《洪范五行传》，善言灾异。常谓：“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自武帝至昭、宣时代，鲁地的古文经学也已经严重地谶纬化了。经古文学派经过神秘主义思潮的濡染，学风大变，尤甚于经今文学。东汉人桓谭批评汉代新儒学说：“谶出《河图》《洛书》，但有兆征，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也。”2儒家经典的谶纬化，竟然变成了新儒学神秘主义的大本营。

自武帝朝以后，两汉历朝献祥瑞者不计其数，成为一种神秘主义文化的时代性标志，并且影响久远。顾颉刚先生《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指出：“皇帝的神性越浓厚，他的地位就越优越，一般民众也就越容易服服帖帖地受皇帝的统治。”汉武封禅，意在神化皇权，愚弄人民群众，维护刘氏统治。儒学本是“人学”，孔子罕言天道，不讲怪、力、乱、神。但经过汉武帝时代造神运动的濡染和改造，儒学全然改变了本来的面目。司马迁《史记》对这种风气予以深刻揭露。

刘彻为神化刘汉政权大搞神秘主义，不想却被王莽借用作篡汉的手段。此虽后话，但绎读《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不难略知其害。荀子说：“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信哉斯言！

刘彻这种充满无限征服和享乐欲望的“神仙欲”，毕竟是开放性的，而这种开放性也包括了对新文化、新鲜事物抱着积极引进、学习、吸收、改造，为我所用的态度，包括对神秘文化也是如此，没有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自我封闭性。刘彻这一精神特点，在太初年间拉开序幕的远征匈奴，西伐大宛，控制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战略决策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