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为什么会与自己培养的北洋系离心离德

北洋军政体系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形成过程。

语其渊源，则始于英、法联军之役后清政府设立南、北洋大臣之时。甲午战后，袁世凯督直，例兼北洋，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设练兵处，建造兵营，北洋派军人以此发轫。清末袁氏开府北洋，宪政党人多为北洋幕府罗致，遂有以北洋为政治中心的主张，“北洋派”三字亦开始在时论中出现。以后居袁氏左右者每以“北洋”自况。如北洋元老王士珍与人通函，常用“我北洋团体”之句，王占元在大庭广众之中亦每自称“我们北洋派”。“北洋”称谓一时泛滥，有北洋大学、北洋医院、北洋商号等，以至时人揶揄说，中国的北洋、南洋与外国的东洋、西洋，可以囊括整个世界。

李鸿章死后，北洋派最高领袖是袁世凯。袁能够在清末民初国家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原因有三：

一是具有经济及军事实力；二是在当时统治集团中属相对趋新一派；三是与清廷有很深的矛盾。因为与清廷有矛盾，以反满为重要诉求的革命派在清末政制鼎革中便可与之结成暂时的政治联盟；因为相对趋新，故在民初的政制建设中，各方都对之抱有一定期望；因为有实力，担心在华利益在政制转型的混乱中受到损害的外国人便普遍看好他，即便是对其怀有戒心的革命党人，也因缺乏实力，不得不对之妥协。这一切，成为袁世凯建构并维系北洋军政体系的重要基础。

凭借这一基础，袁世凯很快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按照通常的认知，袁作为北洋最高领袖，本应固化内部，但当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却悖论式地表现出“去北洋化”及寻求“新旧合作”的倾向，试图将自己的统治拓展成代表性更强的国家政权统治形式。本此想法，袁世凯曾打算邀孙、黄、黎诸巨头于民元“双十”日聚首北京，共商国是，以便签署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施政纲领。盖民国政权虽已大体构建，却未明确施政纲领，政局亦呈乱象，孙、黄、黎若能应邀晋京，确立施政纲领，则政局将有望趋于稳定。但副总统黎元洪因张振武案发生，不敢贸然入京，四巨头会议遂开成三巨头会议。

孙、黄、袁经几番讨论，最后确定施政大纲八条，用电报征得黎元洪同意，于9月25日由总统府秘书厅正式通告，并根据八大政纲商定了四项实行手续。 袁世凯此举意义重大，不仅以各方领袖聚首的方式象征国家统一，也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奠定了社会基础。以此作凭借，袁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虽被视为“军阀”首领，担任大总统期间却鼓励“文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文治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本来，北洋集团中就有主张“文治”的一派。该派肇始于北洋幕府，袁世凯当政时禁止军人干政，幕府中有政治才干者得以登进。王士珍、徐世昌就是北洋集团中“文治派”的代表，各级政府机关也网罗了大量的知识精英。 在职官制度建设方面，袁的举措对于北洋体系尤其具有解构意义。

北洋中人多行伍出生，而袁世凯政府却通过制度建构来任用文人。以北洋政府制定的文官铨叙法规为例：从1912年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开始，几年时间里，北洋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中央行政官官等法》、《文官考试法草案》、《典试委员会编制法草案》、《文官任职令》、《文职任用令》、《文官甄用令》、《文官高等考试令》、《文官普通考试令》、《文官高等考试典试令》、《文官普通考试典试令》等数十种法规；为防止官吏违法失职，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北洋政府还颁布《文官惩戒条例》，逐步确立起完备的文官铨选、任用及惩戒制度，使行政机构的运作有法可依，趋于有序，亦使北京政府在与“北洋”相反的政治轨迹上，渐行渐远。

通常，研究者总是强调北洋时期的种种乱象，对于袁世凯执政时的作为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其实，袁世凯主政时期，因致力于经济法规建设，社会经济呈现出良性发展状况。袁恪守自由发展工商业的原则，为规范经济行为，曾指示工商部从速调查国人工商习惯，参考各国法律及成规，筹订划一办法。

在其大力督促下，各种经济法规在清末修订新律的基础上得以继续修订或完善，民初经济立法也因此呈现出一段难得的“黄金时期”。从数量上看，短短几年间制定颁布法规数十部，约占整个北洋时期所订经济法规之半，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经济法律体系的架构；从质量来看，中国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规几乎全部产生于1915年以前，其后的立法主要表现为对之前立法的补充和完善，很少有重大的创新；从效果上看，民初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总量均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这与袁世凯执政时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实施对工商业的保护是分不开的。

因经济发展，国家财政收支状况亦差强人意。黄远庸在对袁世凯时期国家财政状况作了仔细研究之后指出：民元以来政事之成绩，多少可以让国人乐观者，惟有财政。

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中央所人已渐能自给，无须以行政费仰给于外债；其二，第二次大借款本拟借2500万镑，实际仅借了750万镑作为整理内外短期公债之用，币制借款则延至次年再议。这无疑是成绩之卓著者。此外，各省上缴经费及交通、常关、盐税等方面月收人达550万。自1914年人春以来，政府额定的中央政费为每月500万，虽不免省食减衣，以此计之，尚复有盈无绌。黄氏因而感叹：自民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日在朝朝寒食夜夜清明之中，至于今日，就中央一隅而论，已仅能得以自给，此不得不为乐观者也。”

然而这些都不是袁世凯政治作用中最重要的部分。袁氏作为政治家，其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集中表现在以武力威逼及提供优待条件的方式压迫清帝逊位的举措及拥护“共和”的政治表态，使中国顺利实现从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转型，避免了中外历史上王朝代谢难以避免的大规模战争和流血冲突。

这并非耸人听闻。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派就曾担心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人所共知，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保守估计，“5年的屠杀与饥馑，使中国付出了1000万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

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单纯的农民起义，虽然标榜要以拜上帝教来改造中国，却不是一场可能导致社会及文化根本变化的革命。辛亥革命不仅反满，而且带有掀翻两千年传统政制的根本性变革含义，牵扯面更广，触及的利益关系更多。如果袁世凯果真像革命派担心的那样去镇压革命，双方死亡人数将难以估量。但拥有军事实力的袁并未这样做，这是中国辛亥年间的政制鼎革能够顺利实现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针对袁世凯其它政治作为的批评都显得有些不知轻重。 袁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超越包括北洋在内的集团利益，在共和政权肇建之初维持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研究民初政治史的人谈统一，往往只是关注南、北即外国人所说的“中国本部”的统一，却忽略了多元性的民族国家的统一。

1912年4月，当孙、袁完成政权交接时，来自英国的柏来乐少校完成了中国西部行程达2437英里的长途考察，在仔细观察了新疆、甘肃等省的社会状况之后，他对正在进行的中国革命得出如下观感：

我认为，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来说都没有差别，至少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影响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或车夫们的生活。

然而，动乱将给土匪带来巨大的机会，他们是危险的重要根源。”柏来乐注意到政权转移与社会动乱的因果关系，可谓眼光独到。从来政权转移都将冒此风险，而当国家“中心势力之欠缺”之时，这种风险会更大。当是之时，除了土匪、兵痞乘乱作恶之外，新政权面临的离心因素尚多。清初整合到国家统一体内的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在失去大清王朝的制度维系之后能否继续在“中国”版图内存在，成为政治家必须应对的当务之急，从长远来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国内的政制转型。

章太炎等人主张在北京建都，并不是要迎合袁世凯，而是出于“五族共和”能否实现的现实考虑。迎袁专使蔡元培等遭遇的被认为系袁导演的北方兵变，即便找到袁世凯是其幕后导演的证据，也很难证明北方不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和蒙古、青海、西藏离异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为各方倚重的权势重心的存在，对于政制转型中的中国，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袁世凯就是这样的“权势重心”。袁世凯致函孙中山解释其不能遽即南下的原因，有谓“奉江两省，时有摇动，外蒙各盟，迭来警告”，亦可见其对蒙古等“外藩”离异的严重关注。

毋庸讳言，袁氏执政多有违反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之处。作为一个旧官僚出生的国家元首，袁缺乏民主意识，手段陈旧，难以将中国引至现代政治指引的方向。但袁的价值在于提供了许多同时代人不能提供的东西。诚如罗文干所言，“较诸袁氏死后之执政者，则袁氏已不可及矣。袁氏之世，法令能行也，国库裕如也，各省肯解饷不敢截留也，官制官规非毫无定制也，中央之政不必请命于军阀也，对外尚能统一也，吏治也考绩也，仕途不冗滥也，百官不能躐等也，官方尚能整肃也，登庸有考试也。”

罗认为，如果将袁与华盛顿、拿破仑相比固属非伦，但此十余年来国家稍得安宁者，亦仅有袁氏在位之日而已。 然而“袁氏当国”期间的作为，对于北洋来说则是近乎灾难性的。盖袁无论是当总统还是做“皇帝”，都不能以派系首领的身份而必须以“天下共主”的身份任事，否则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就会薄弱。袁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高调邀请孙、黄、黎三巨头聚首北京，就是在表示自己是“天下共主”而非北洋领袖。

然而，那些具有政治抱负的北洋同辈和后起之秀却因不能从袁建构的政局中看到前途和希望，持不合作的态度。袁氏鼓励“文治”，强调“军民分治，军人不干预政治”，主张政府官员通过考试选拔录用，但北洋人物大多出生行伍，对其近乎排斥自己人的做法多不认同。袁积极立法，示以法制立国，而北洋武人多跋扈，能自觉接受法律约束者甚少。

作为北洋最高领袖，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并未以北洋的利益为归依，某种意义上袁自己已在背离“北洋正统”这使北洋军政体系面临解体的严重局面。通常认为北洋体系是袁身后才分崩离析的，其实无需等待袁死去，还在其在位之时，“北洋”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而当袁氏称“帝”时，他首先感受到威胁的并不是革命派的反对，而是北洋派内部的“离心离德”。被称为“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彰三人，王是“龙”，在袁最需要他的时候却云遮雾罩，见首不见尾；段是“虎”，此时已经露出猎食本性，开始觊觎袁的身后了；冯是“狗”，关键时刻不仅不见出来帮主子咬人，却两次密电袁，要其“敝屣尊荣”，促其退位。至于其他麾下爱将，也都个个靠不住。

（影视剧中的段祺瑞）

就是当初极力劝袁称帝、被袁派往西南坐镇的陈宦，受到袁器重的陕南镇守使陈树藩，以及袁予以“不次之擢”的汤芗铭，均反目相向，以至时人借用中药汤头谑称袁系误服“二陈汤”致死。袁死后，“北洋”体系正式解体，某种意义上，袁世凯才是北洋体系崩坏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