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玄之又玄之月

佛教进入中国，晋以后开始以老庄“格义”，也就是用老庄思想来勉强解释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佛学。

但佛教不久就放弃了老庄，开始用《易经》解佛。吴国僧人康僧会即已用《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来解释佛教轮回说。其后这种解释流行一时，支遁、慧远、梁武帝、法通等等各有论述。

佛教传入中国，本来是大小乘都有，密宗在晋朝时也已输入。但在影响上，大乘空宗一枝独秀。早期格义，主要是以般若性空去附会老庄之“无”，故有无之辨甚多。般若学六家七宗以后，渐转回佛家本位，大阐空义；而对老庄的兴趣也转向了《易经》，开始用佛理解易。当时许多解易的儒者也如此。

儒佛关系，这就渐渐趋合了。

这本来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僧家因此而钻研《周易》，熟悉《周易》的儒者也因此而接近了理解了佛理，对佛学与易学两方面都是有益的。而且两方义理因此交流，竟开出一朵奇花异卉来。

据唐初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说，南朝时这种会通佛易的《易经》注解有十几家，内容多是“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可见当时解《易》以般若性空之理为主，也有主、客、能、所的分析。

可是孔颖达本人对以佛解易的风气很不满，批评：“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所以他这部书的宗旨之一，便是分判儒佛。

之所以如此，有当时“三教讲论”的制度环境因素，故亦可由此观察唐初思想界大势。而此后这个大势也越来越明晰，儒家主流，态度或方法都是分判儒佛的。

佛教解易之风此后虽然不绝如缕，毕竟未成体统，具体专着只有明代蕅益《周易禅解》一本书而已。一直到近代熊十力，更由《易传》发展出“新唯识论”来区判儒佛，可说是一桩有趣的历史呼应。

所以我们看宋明儒学的基调，不能像现在一般人那样，只由韩愈始开讲，也不能从中唐辟佛，或所谓汉民族文化本位运动往下讲；儒者讲心性、理气、太极、体用等，更不能仅溯源于中唐，或以为是宋儒才开始的。其源头至少要从孔颖达讲下来。

例如李二曲《答顾宁人先生书》说“体用”二字并用，始于朱子，就甚不然。孔疏干卦已说“干者体用之称，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又引刘表云：“天是体名，干是用名。”可见体用做为术语，早见于汉末，通行于论玄论易时。李二曲等明清儒者对这一段史事不熟，所以才会以为是宋人从佛教那里学来的。

又如理气，干卦疏：“此卦之德，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和谐，各有其利。……使物各得其理而为利。”这就是讲理气，而且由气上见理。后来张载之讲气化、朱子之言“理在气中，如何发见？”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便都显然与孔疏相符。当代港台新儒家偏于理一边，像牟宗三先生一定要说顺气言性就是材质主义，显不出理来，须逆气才能显理、才能进乎德行之门。大陆上又常含糊笼统地把讲气的都称为唯物论、讲理的都归入唯心论。其实皆大谬，这是由孔疏可看得明明白白的。

至于清人力攻宋儒之讲太极图、讲主静，说那些都本于道教与佛教，也同样于孔疏隔膜太甚。

易本太极，一生二，然后四季，化生万物，其下以数相推，乃易学象数本身即有之传承，唐代孔疏之外，李鼎祚《周易集解》也是如此，何必道教徒才懂？

周敦颐太极图归于主静，且有无极而太极之说，历来聚讼。而孔疏也早已说：“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又说：“天地以本为心者，本谓静也。天地之动，静为其本，静非对动而言。静之为本，自然而有，非对动而生静。天地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复卦疏）。这些，持与濂溪太极图说对勘，不也若合符契吗？诸如此类，说来复杂，就不一一介绍了。

清朝人攻击宋明理学的策略，是说他们杂于佛老。像太极图说和邵雍的象数、朱子讲的河图洛书，就都指责其得自道教。

实则他们没弄清楚：那些先天卦、数、图书，只与民间五术有关，道教很少讲它；道教对《易》的吸收使用，主要是用以炼丹。早期依卦象，配合十二时辰，讲火候进退、烧炼外丹。后期仍是如此，而讲一身鼎器，水火既济，以炼内丹。旁支更应用于医学中，关键文本则是《周易参同契》。

《参同契》既用之于外丹也用之于内丹，看怎么诠释。因此有人说它属外丹，有人说它是内丹，又有人说它兼内外，其实非文本如此。早期确只是外丹，唐代才一步步通过诠释发展成完整的内丹学，彭晓之注尤其重要。

宋明儒若说曾由道教中学得了什么，恐怕该注意的是这一方面。如朱熹便曾化名空同道士，注解过《参同契》；影响王阳明王龙溪他们的内养工夫，也是道家的丹法。反之，内丹各派也无不套着宋明理学的观念和术语在说话。

例如李道纯是南派丹法五祖白玉蟾的再传弟子，他的集子名为《中和集》，中和就是儒家宗趣。而且他把中和关联于易，云：“中也、和也、感通之妙用也，应变之枢机也。《周易》生育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玄门中旨篇》则讲太极；<画前密意篇>又大谈天易、心易、圣易。

同理，佛教之于《易》，唐代以前，主要是以空来解《易》，唐代就以一种类似《参同契》的方式来讲修证工夫。

宗密的朱墨十重图，是用来表示修炼过程中之染净状况的，也与《参同契》的纳甲月体说有关。禅宗临济义玄讲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曹洞宗石头希迁作禅门《参同契》；洞山良价作《宝镜三昧歌》，讲六爻偏正回互；曹山本寂讲五位君臣，都与《周易参同契》都有直接关联。

这其实也与说内丹相似。内丹讲身体内部的升华变化，禅家讲心性上的进悟，洞山良价、石头希迁等都大力发展此法。

《周易参同契》与其他讲义经的书不同，关键在于引进月亮的概念。月亮有阴面有阳面，盈虚变化，每天不一样，炼丹的人便可依据月象，讲火候的升沈进退：

这些图表中的黑圈白圈，借用的就是月象。佛教把这套方法学到了，变用来讲真如门、生灭门的意识变迁修炼：

我认为这是禅宗在六祖惠能之后最重要的两种发展之一。另一种是由不立文字走向文字化，出现《石门文字禅》之类著作；一种即此等易学化、内丹化、月亮化。最终与道家结合，讲性命双修、仙佛合宗，以道法为命功，以禅修为性功。

换言之，佛易之合，自从孔颖达批判后，虽正统儒者皆以区判儒佛为主，佛家解易亦少专着，然而佛易之会通，却奇妙地落实在佛道两家身上。元明清民间讲修行的人，大都采此一路，而亦以此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格局。

月亮的作用或影响，如此广大精深，你没想到吧！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九十多种。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龚鹏程国际学刊》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