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逆袭了！这才是国庆档的大黑马吧

国庆档的电影市场向来热闹，今年多部新片同台竞技，而《震耳欲聋》作为最晚上映的一部，却意外成了不少观众心中的“惊喜之作”。

起初它的排片有所下降，但凭借扎实的口碑实现了票房逆跌。

电影的主角李淇，是一名出身于聋人家庭的健听子女（CODA），也是一位在底层摸爬滚打的律师。

故事开篇，三场戏就清晰勾勒出他的处境与心性。

为了能成为一家无良企业的法律顾问，他熬夜准备、帮对方打赢了劳动仲裁官司，可即便胜诉，对方依旧轻蔑地称他为“地摊律师”，一句“当法律顾问是要有资质的”，狠狠戳破了他想向上爬的野心与现实的落差。

不久后，他在街头遇到了兰西雅饰演的聋人女孩，女孩父母早逝，相依为命的哥哥为了保护她意外伤人入狱，她只能靠在街上骗十块八块的小钱过活。

女孩见李淇懂手语，以为他也是聋人后代，带着“我们都一样”的信任向他求助，可李淇却冷淡地回了句“我们不一样”，转身就走。

回到自己的小律所，他还特意叮嘱助理，别接穷人讨薪的案子，理由直白又现实。

“他们是普通人，只有普通支付能力”。

这三段情节下来，李淇的形象一点不“伟光正”。

他渴望摆脱底层标签，眼里满是对名利的执着，甚至带着些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像极了现实中为生活奔波、偶尔会迷失的我们。

改变的契机，源于一群聋人的遭遇。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原型是帮助聋人群体维权的律师张琪，而李淇遇到的，正是一群被金融诈骗集团骗走房子的聋人。

其中潘斌龙饰演的老马，故事最让人揪心。

他辛苦半生攒钱买的房子，被骗子用欺诈手段抵押，某天回家时发现门锁被换，屋里住进了陌生人，对方拿着房产证理直气壮，而老马只能靠手语比划，泪眼汪汪地诉说自己的无助。

他听不见对方的辩解，也没法清晰表达自己的委屈，沟通的壁垒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聋人之所以容易被骗，不仅因为听力障碍带来的信息差，更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固有认知。

默认他们“饿不死就好”，很少有人在意他们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就像片中一位聋人在自杀前喊出的那句“我想戴金镯子，说我们这种人饿不死就好了”，一句话戳中了这个群体被忽视的痛点。

女孩后来因为骗钱被抓进派出所，李淇去捞她时，用手语暗示她“假哭”，通过卖惨求得对方和解。

这场戏本是剧情里的“功能性环节”，让女孩开始信任李淇，愿意把哥哥的案子和聋人群体被骗的事交给他，可编剧却加了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

女孩被捞出来后坐在李淇的车里，一直脸朝窗外，镜头拉近才发现，她的眼睛里还在流眼泪。

原来那不是假哭，是积压已久的委屈终于忍不住。

这个几秒钟的镜头，比任何大开大合的煽情都更打动人，也让李淇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群看似“强硬”的聋人，心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

最终，他接下了这个法律援助案子，只是最初的动机并不纯粹。

既想靠这个案子获得师兄的赏识，为自己的事业铺路，也想从中赚得实际利益，可他没料到，这个案子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随着案子推进，李淇确实收获了名利。

他有了自己的律所，开始追求各种“面子工程”。

去高尔夫俱乐部见客户时，明明不会用高尔夫机器，却硬着头皮假装熟练，生怕被同行看不起。

面对律师界的前辈，他总是卑躬屈膝、谄媚逢迎，仿佛想用昂贵的西装、精致的生活，彻底掩盖自己的CODA出身。

可与此同时，他内心的挣扎也从未停止。

诈骗公司找上门，提出给一笔丰厚的封口费，条件是让他放弃帮聋人维权。

一边是唾手可得的利益，能让他更快跻身上流。

一边是一群人的期待，是他心里渐渐复苏的良知。

这种摇摆让李淇显得格外真实，他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个在善恶之间徘徊的普通人。

有一次应酬喝醉后，一个年轻的法律后辈找到他，说自己和同学都因为他办的聋人案子，决定成为公益律师。

李淇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两句话。

“先吃饱饭”“帮我和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那句“对不起”里，藏着他对自己初心的愧疚，也是他善念的一次悄然流露。

矛盾的总爆发，发生在一部电梯里。

一直跟随李淇的助理，因为看不惯他在案子中的妥协。

为了利益游走在灰色地带，甚至想接受封口费，执意要离开。

两人在电梯里激烈争吵，电梯门开开合合，像极了李淇摇摆不定的内心。

最终，助理走出电梯，走向地下楼层，消失在底层人群中。

而李淇留在电梯里，随着电梯缓缓上升，仿佛要彻底与过去的自己割裂，一头扎进名利场。

这场戏像一个尖锐的隐喻，把李淇推到了选择的悬崖边，他几乎要放弃正义，彻底倒向利益的一边。

可真正让他回头的，是那位聋人邻居的自杀。

当李淇目睹这一幕，过往的记忆与当下的冲击瞬间交织。

小时候因为父母是聋人，他常被同学霸凌，一度不敢说话，成了“失语”的孩子。

长大后即便有了自己的律所，依旧被诈骗集团和上层“前辈”威胁“别多管闲事”“别说话”，成了“失权”的成年人。

他突然明白，“聋哑”从来不是单纯的生理描述，而是一种残酷的符号。

就像《我不是药神》里的“穷病”，最可怕的不是听不见，而是明明能说话，却有人不许你发声。

明明有正当需求，却被整个社会忽视。

那一刻，李淇彻底清醒了。

他不再犹豫，拒绝了诈骗公司的封口费，开始拼尽全力为聋人群体维权。

他重新梳理案子的证据，一次次与诈骗集团对峙，甚至不惜得罪行业里的“前辈”。

庭审时，他用手语和语言双重方式，清晰地陈述了聋人群体的遭遇，也戳破了诈骗集团的谎言。

最终，法院判决聋人群体胜诉，他们拿回了被偷走的房子，老马终于能回到自己的家，女孩也等到了哥哥出狱的消息。

李淇站在法院门口，看着聋人们用手语互相庆祝，脸上露出了久违的、释然的笑容。

他终于找回了自己，也明白了律师这个职业真正的意义。

不是赚多少钱，不是爬多高，而是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发声，守住公平与正义。

最让观众触动的，是它没有陷入“卖惨”的叙事陷阱。

聋人们没有因为被骗就放弃，而是一次次找李淇求助，哪怕沟通困难也坚持维权。

女孩没有因为孤苦无依就自暴自弃，哪怕靠骗小钱过活，也守住了内心的底线。

就连看似固执的助理，也始终坚守着对正义的信仰，哪怕离开也要提醒李淇“别忘本”。

这种反抗，让电影跳出了“同情弱势群体”的浅层框架，转而探讨更普遍的问题。

当我们掌握着某种“工具”。

无论是手语、专业知识，还是权力与资源，该如何选择它的用途？就像影片里，李淇和反派金松峰都是CODA出身，都懂手语，可李淇最终用它帮助了同类，金松峰却用它帮诈骗集团欺骗聋人。

这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复杂，也让我们思考。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否也有过类似的选择？是用自己的能力助人，还是为了利益妥协？

影片结尾，李淇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热闹的街道，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句“最震耳欲聋的声音，是沉默”。

这句话，或许就是整部电影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