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共分裂后，兴起的武装暴动有多么恐怖和惨烈？

1927年国共分裂后，我党领导层内部在新形势面前始终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对眼前发生的巨大变动难以适应。甚至革命的表现形式越来越激烈，武装暴动便成了革命的主要手段。而革命的暴动政策从一开始就照搬了俄国革命红色恐怖的经验。

据1928年2月11日的《中共江苏省委改造组织问题的报告材料》记载：“至于杀人放火，这是阶级斗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必须用的手段，这是不能避免也不应避免的。中国革命到了现在，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你不烧他，他就烧你……我们还怕杀了敌人以后没有人吃饭吗？我们还怕烧了狗窝以后便造不出洋楼吗？”

然而，现实中并非如此简单，即使是在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对该杀什么人，该烧什么房，他们的认识也还是十分模糊。中央马上就制定了一个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暴动的方式上。

1927年8月，《中央复湖南省委函》、《中央常委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提出了“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大杀大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的激烈口号。

1927年10月24日，《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故不仅要尽量杀戮，还要摧毁包括官府、银行、工厂、店铺和房屋在内的一场“反革命工具”。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多数地方暴动后都“大烧大杀”。

据《黄克诚自述》说，湖南暴动“不但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连县城的整条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都烧掉” 。

1929年1月12日，《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记载，湖南平江暴动后，“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干。计在数千，而同志和革命民众殉难的，亦不下数千人”，以至“数十里或百数里，几无一栋完善的房屋，无一处尽青的山，共计全县被烧的房子，总在十分之四五”。

雷经天在《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广西党与苏维埃红军运动简史》中说，广西左右江暴动的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凡寨子里面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杀一个精光”。

据汕尾市革俞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记载，广东海陆丰地区暴动，农民“对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地就地杀戮”，“剖腹割头”，“财产一概没收，房屋一律焚毁”。两县地主早已逃跑，却还是杀了2400多人。

革命应该有阶段和策略的讲究，但许多人干脆认为中国革命现阶段到了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程度，革命应该采取苏维埃的暴动方针！苏维埃革命任务的提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以民众暴动为唯一革命！

因组织农民远比在城市组织工人暴动要容易得多，此前中央领导的各地民众暴动，基本都是农民暴动。但在理论上和俄国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上，城市工人的暴动才是革命胜利和巩固的“先决条件”。因此，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其实都一直寄希望于城市工人的暴动。

1927年12月11日，数千赤卫军和起义的教导团等少量军队一起，在共产国际军事代表纽曼、苏联驻广州领事馆领事和张太雷、叶挺的共同指挥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次日召开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告组成了苏维埃政府。但暴动仅仅一天，情况就逆转了。结果是数以千计的赤卫军被屠杀，苏联领事馆人员多人竟也被国民党人杀害，曝尸街头。

还在敌军向广州反扑时，中共中央都在上海研究如何立即在广东全省、在两湖及江西，以至在全中国开始“大暴动”。为此，中央公开发表告全国工农民众书，号召工友、农友、士兵弟兄统统暴动起来，并宣称：“这次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只要四处发动，必可得“最后的胜利”。

广州暴动失败了，但这并不能使其产党人的头脑完全冷静下来。共产国际代表在获悉广州苏联领事馆副领事等五人同大批共产党人及暴动工人被杀害之后，已深知“现在立即总暴动，将必败于残酷的反动之手”，故明确表示“不能作如此的盲目争斗”，制止了中共中央进一步扩大暴动和发动全国总暴动的盲动措施。

同时，广州暴动失败之后，苏联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苏联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托洛茨基，更明确地认为中国工农群众革命已经失败，暴动及苏维埃政策应当停止，共产党应仿照俄国1905年革命（而非1917年10月革命）之后的策略。

遗憾的是，在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的革命方式主要是武装暴动，而暴动接连失败导致损失惨重。可以仅从1927年9月10日的《罗亦农关于湖北工作的报告》中略见一斑：武汉的党员，7月武汉分共前夕有8000人，8月初就骤然减至3000人，8月中旬更减至2000人，到9月就只剩1000人左右了。到11月底，中共中央实际可以掌握的党员人数，已经从五大时的5.8万人锐减到1万余人，减少了4/5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