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启木：我的四伯伯俞大维

俞启木女士1942年生于重庆，4岁后跟随父母去了香港和台湾，小学五年级开始美国教育，所以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自述自己的人生是在俞家无形的保护环境里长大的。高中毕业后去了美国，大学于科罗拉多州女子学院商学系毕业。1967年进入美国银行，1993年前往香港担任美国银行驻亚洲商业房地产主管，是出国后首次回到亚洲定居。现住美国东部，2001年退休回到美国后开始学习中文，努力的去找自己的根，并且去了解俞家以及其太外祖父曾国藩给中国的贡献。《我的四伯伯俞大维》一文原刊登于2023年《传记文学》第123卷第1期。

2023年，俞启木女士与王琼玲女士合影

我总是叫他四伯伯

我是俞启木，父亲是俞大纲，母亲是邓敬行，俞大维是我的伯父，我总是叫他四伯伯。

时间飞快，四伯伯已经过世了三十年。而今在提笔回想的时候，像电影的画面一幕幕浮现，四伯伯没有女儿，所以对我特别的疼爱，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与他相处有趣又温馨的小故事。谢谢他曾经给我的家庭与我们国家的一切。

我跟四伯伯相处的时间很长，但也很短！因为我小时候我们非常亲近；但我因为求学、工作出国后，与他的相处时间也就少了。因此对于四伯伯我总是停留在童年时的记忆。

我1942年出生在重庆，我伯父俞大维(四伯伯)当时是在重庆担任兵工署长，他带着我祖母(曾广珊)住在观音岩兵工署的宿舍(靠近枇杷公园)。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就住在重庆第十兵工厂，我就是在这厂里出生的。

我的表哥Jack傅和我说他和他父母当年住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八姑(俞大綵)常带他去我伯父那里住。我没生出来的时候我四伯伯和我父母说，如果是女孩他要抱过去，因那时我们“启”字这一辈只有一个八岁的女孩，她就是我姐姐。但当我生出来一看是个女孩(可能非常可爱吧)，妈妈就不忍心把我送走了。

Jack傅，傅仁轨，前台大校长傅斯年的儿子，傅校长夫人是俞大维八妹俞大綵。

我的记忆力是大概从三至四岁，也就是1945-46年开始的。记忆中父母亲都喜欢唱京剧，常常在兵工厂上台唱戏，哥姐跑龙套。

傅斯年、俞大綵夫妇和儿子傅仁轨的照片

奶奶的惊险逃难记

1940-41年间，我们全家住在重庆第十兵工厂，那时我哥姐应该是五、六岁的时候。四伯伯接到情报说日本人想抓他，但日本人知道这事很难办到，他们也知道四伯伯是位孝子，所以想抓我祖母，四伯伯就叫我父亲带祖母逃到香港。我祖母是小脚，我父母和哥姐化妆成农民又改名字。我哥哥说如果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千万不要说真名，所以他们都有假姓名，现在已经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名字了。祖母是有人抬她坐轿子，哥姐是有人挑箩筐，他们走山路，哥坐在前面的箩筐里，姐姐坐在后面的筐里。一路上有人帮助他们一直到香港，在香港他们住在一位朋友家，那时日本军队也进入了香港，日本兵是家家搜索，有一天一位日本兵(哥说像是小孩一样大)来敲门，他们只好开门，他们看到这小兵好像几天没吃饭，问了他，他说没有东西吃，家人给了他吃的还给了一大包米，小兵就离开了。我家人就马上带着祖母逃到越南，后来又回到重庆，这上面的故事是我哥哥讲的，讲的时候我母亲也在，所以应该可信。

在南京的日子

抗战胜利四伯父带祖母从重庆去了南京。1946年伯父做交通部部长，我一家人也离开了重庆去上海，住在上海这段时间母亲常常带我们去南京看祖母，我是在那时候开始记得她的，在我记忆里她一直住在医院。在南京我们住在四伯伯家，我因太小不允许进去医院，所以他们要偷偷地把我带进去。四伯伯的车很长，车前排后面有椅子可以拉出来坐，我就是喜欢坐那里，但问题来了，人太小又轻，所以司机一刹车椅子就要关起来，我就会被夹在里面，我真是一个让大人很头痛的小女孩。

担任交通部长时期的俞大维

每次去南京我们都住在四伯伯家，四伯伯的家很大，地址是萨家湾南祖师庵七号。我记得以前有高墙，大门是铁门，两边打开，车子就可开到房子前面的台阶，房子周围都是很大的草地，后面有很高的树。房子有三层楼，我们睡在三楼。七姑(俞大絪)那时也在南京，她每天早上就教所有的小孩英文(但没有我，因为我太小了)。

四伯伯的家离玄武湖不远，有几次大概是司机一个人带我们去那里玩，那公园我记得很多荷花，我们还坐在小船里，在湖上划船找菱角带回家吃。后来被大人骂，因为他们说太危险了，我1982年去南京时找到这湖，心里很高兴。

在香港与奶奶吿别

后来我长大了一点，可以上中西幼儿园小班，我参加了中西幼儿园里的音乐队，我是打铃的。那时好像是快到圣诞节，也正是那时我在学校表演，我记得当天回家后我们全家就坐船到了香港，那年应该是1948年。

我们到了香港住在铜锣湾新宁道，奶奶应该是和四伯伯从南京飞到香港，奶奶进了玛丽公共医院，四伯伯一家四人也住在新宁道，跟我们家距离不远，我可以走到他的家。他们那座楼有电梯，自己按要几楼，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了电梯。有时候等大人不在，我就自己进去按四楼(四伯伯住四楼)，然后又按下去一楼，上上下下心里又怕又贪玩。

父母亲常带我去玛丽医院看奶奶，她住在一间很大的私人病房，她的床很高，爸爸把我抱到她床上，我看到她觉得好可爱，这样大的房间这么小的一个人睡在这么高的床，那时我想我是六岁左右。这医院离家很远，所以没多久她就转到离家走路就可以到的圣保罗天主教私人医院，这医院现在还在。那时我已经上学了，我一下课就自己走去看奶奶，好像每天都去，也没大人管我，我就爬上奶奶的床，玩她手上的皮肤，可怜的她！我们上学就在家附近，我们也会去四伯伯家。

何祖绍夫人、曾广珊、邓敬行在南京医院

在这段时间父亲回去了一次中国，俞正声的父亲俞启威和我父亲很亲近，他要我父亲回去教书，四伯伯知道了以后就不准我父亲回去，所以我们就留在香港了。八姑那时住在台湾，八姑爹(傅斯年)是台大的校长。八姑常来香港看奶奶，她就住在我们家，我记得她在的时候我们就买橄榄吃，那时候香港有人在马路叫飞机榄，意思就是他们在马路上叫“卖榄卖榄飞机榄”，你在窗外喊下去说你要买，他就把橄榄丢到你楼上的房间里，然后你就在一个小篮子里面放了钱拿个绳子吊下去给他。

俞启威(1912-1958)，当时是天津市市长，俞大纲是其堂叔，年龄相仿；俞启威是江青加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后因精神压力自杀身亡。

我七岁的那年(1949年)奶奶过世了，不久四伯伯全家去了美国，我们也搬到香港的北角马宝道，北角当时有很多从大陆来的上海人。

俞大维奉派至美国担任大使特别助理，负责主持美方军事与经济援助中华民国之事务。

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坟场曾广珊墓地

最后的全家福在香港

住在香港筲箕湾有我的三姑姑曾宝荪和二伯伯曾约农④，我们有时候去看他们堂姐弟。他们有一位年轻的男士阿金帮他们做家事，他们离开香港去台湾时，阿金就到我们马宝道的家来住和帮施妈做事(施妈是南京人，她没有家人，她一直和我们住，成了我们家的一部份)。我们住三楼，楼下有个印刷厂，爸爸说是共产党。这一讲我就好奇，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偷偷地进去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有一个板桥上面堆放了很多刻好的字，他们就在这里找他们要的字，然后一个一个排到他们要印刷的板子上，接着就放在印刷机上打印出来，我感觉到那个时候阿金也跟他们有来往，后来我听父亲说他就参加了共产党。

曾约农，曾国藩的曾孙，与曾宝荪在长沙一同创立艺芳女校，赴台后任东海大学的首任校长。

曾约农、曾宝荪合影

我们在马宝道没住多久就搬到离马宝道不远的渣华道，我们住在二楼，有三间睡房，靠近一个很宽的走廊，哥姐各人有一房。我和爸妈住一房，施妈和阿金住在后面。

四伯伯去美国之后常常寄洋娃娃给我，有的手脚是软的，像真人的手一样，眼睛可以动，有的还可以喂奶换尿布。四伯伯也寄衣服给我穿，但总是太大，我和四伯伯说我需要吃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饼干让我突然长高大才能穿！还好妈妈帮我改了以后我就穿上了。

住在渣华道时，我想这时我们家环境不太好，因为妈妈买水果，我和哥姐要分一个。大人虽然没有跟我说，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父亲在招商轮船公司做事也不想做了。我感觉原因是因为招商轮船公司是中国国营公司，就是共产党的公司。

姐姐高中毕业就去美国念书，在她出国之前，爸爸带我们全家去吃西餐，他说他要教我们怎么用刀叉，那年我大概是八岁。我现在回想，姐姐走了以后，我们这温暖的家庭生活也结束了。姐姐走了，爸爸去台湾做事，妈妈把我放在一个天主教法国学校住宿。

在台北温州街四伯伯的家

我念完小学四年级，妈妈带我和施妈去台湾，哥哥留在香港。他在培正念完中学然后考到台大电机系，他是侨生住在台大学生宿舍。我和妈妈就搬到温州街二十二巷四号，这是一个日本式的房子，是八姑爹过世后台湾大学给八姑住的。那时候这家里有四个人住，爸爸妈妈、八姑和我。这房间后院很大，八姑和我常常在这院里打羽毛球。

在八姑家住不久后，四伯伯就调回台湾做“国防部部长”(1954年)。我记得在他回来之前，“国防部”就派人到八姑家装了好像有四个电话，其中一个是红色的。这些电话就放在一进门左边的那个房间里，我记得他们跟我说不要碰那个红色的电话。因为四伯伯回来，睡觉房不够，所以就在进门右手的那个书房里放了一个单人床给四伯伯睡。他一进温州街，来往的人就多了，他的两个军事副官(陆军和海军)还有司机就坐在进门靠左边有电话的那间房间里，客人不断地进那书房看他，他们总是把房门关起来在里面谈话，然后就离开。我记得有位比较常来的客人，也会和我说说话的，就是陆军总司令黄杰，他有时会带他的夫人和女儿来。

俞启木与母亲邓敬行在温州街二十二巷四号门口留影(约1954年)

有一天我和四伯伯出去，回到家门口发现有一位卫兵站在大门的右边。后面有一个木头做的岗位，四伯伯很生气，就和他的副官说不要让他站在那里，副官就叫那卫兵站在小路边上，把木头做的岗位拿掉，他们以为四伯伯看不到，哪知我们回家又看到那卫兵，后来就再没有卫兵站岗了。但是大门背后安装了一个按铃，一直通到离温州街不太远的一个军事基地，如果龙嫂开大门之前看到有什么可疑的人她就可以按这个铃，但从来也没有用过就是了。

因为温州街家里人多，不久我们一家三口就搬出去了，哥哥住在台大侨生宿舍。我反正是一放假就去温州街，刚到台湾这两三年反而很少和妈妈爸爸在一起。温州街家常常来客，记得有金素琴(京剧名人，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可惜到了台湾就没再上台)，孟瑶(作家)，李方桂(语言学家)和毛伯伯(台大教授毛子水)都是常客。我对毛伯伯的印象很深，因为他总是穿蓝颜色的中国长袍，脸圆圆的、光头，总是带着笑容，人很和气，他来温州街就喝茶聊天，然后就回家，也不在温州街吃饭。八姑和我一直感情很好，每当八姑爹(傅斯年)的祭日，八姑就带我去台大傅园献花鞠躬。

在温州街俞大维的书房，自左至右：俞大纲、俞大维、俞大綵

四伯伯常跟人说他是俞家最老，我是俞家最小，所以他常想让我在他身边。我星期六不用上课，四伯伯的车星期五就接我到温州街去住。本来车的前面有一面国旗，后来四伯伯不让国旗放上去，但是那国旗的棒子还是在车上。我怎么知道有这事呢？因为有一次司机来接我，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当他开在新生南路时有车子在前面，他们就让开，我问司机为什么，他说有国旗棒子在上面，所以他们让开。我没告诉四伯伯，怕他也要把这个棒子裁掉。

四伯伯很喜欢游泳，但是他不会游泳；我因为母亲从小教我游水，所以我游的很好。我在美国学校念书的时候，四伯伯每星期六带我们去北投政工干校的游泳池或淡水海边游水。暑假时四伯伯天天带我去联勤总部游泳，都是中午那段时间。我想因为那时间他们可以不让别人来游，总是四伯伯和我还有副官。不管在哪里，四伯伯总是在池最浅的那边游水，在水中他总是手忙脚乱，费劲了力气原地上下打水，游来游去好像没有往前进，这时我在旁偷偷地笑。这也好，因为四伯伯游几下就站起来，副官把茶给他喝几口，然后他继续游几下又喝茶。我就自己游我自己的，来来回回很开心。

他也喜欢看电影，四伯伯带我去西门町看了两次电影。我回想他那时的副官和司机一定很紧张，票会先买好，只有我和四伯伯进去，我们等主片要开始时才摸黑进场，电影结束前还没有亮的时候，我就和他摸黑走出戏院，出了电影院我们相视哈哈大笑！车子就在那里等我们。

像我说的，我常去温州街陪四伯伯。1958年8月23日，天还没有亮我就听到玄关有几位大人在低声说话，我就爬起来看是什么事。我看到四伯伯在穿他的靴子，他的副官和司机也都在那里，他们看到我就说：“回去睡觉，四伯伯下午就回来”。我记得我想，好吧，我等他回来带我去游泳，我就一个人在家。后来听到他们说四伯伯受伤了，等到他回来时看到他头上有纱布。大人也不和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感觉到当时的气氛有点紧张。后来才知道因“八二三炮战”在Kinmen前线遭流弹击中，碎片一直在他的头中没有取出。

四伯伯很喜欢说笑话，他因为淋巴腺癌在美国期间开了刀治疗，所以他的脸有一点歪，也因此说话口齿不清加上浓重的湖南乡音，所以他的笑话我们多半都听不懂，但是看了他笑我们也笑，他看了我们笑大概以为他的笑话很好笑，就开心的越说越起劲……至今我还记得他得意的样子。

在四伯妈(陈新午)还没回台时，四伯伯每年圣诞节就回美国，一方面是看家人，另一方面是检查身体，因为他回台湾上任之前有淋巴腺癌症开了刀，所以他每年就回去检查身体。在这个圣诞节假期中我就有一个任务，这任务就是四伯伯会叫人买棵圣诞树放在家里，我就是要把灯挂在树上，还有小礼物也绑在树上，这样有小朋友来，他们就到树上去拿他们的礼物。这段时间我很得意，觉得我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现在想想都可笑！)。

陈新午(1894-1981)，晚清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孙女，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陈三立次女，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妹妹。

记得这时候每年过年我们全家五人(四伯伯、八姑、爸妈和我)一定去三个家拜年。这三个家是曾宝荪和曾约农；第二家是我的干奶奶，也就是我父亲的干妈聂其德，也就是我祖母的表姐妹，这里我们五人磕头；第三家就是到游弥坚家去和他母亲磕头。游家在我父母、祖母逃难的时候救了我们全家。就是前述1940-41年间我们家逃难的那一段故事。

聂其德，字伯莹，湖南衡山人，湘乡曾国藩外孙女，父为前清浙江巡抚聂缉槼(仲芳)，母为曾太夫人纪芬(曾国藩季女)。其夫张其锽先生，广西桂林人，清光绪三十年甲辰进士，以知县即用，曾任湖南军事厅厅长、约法会议议员、广西省长。

聂其德女士

四伯妈大概在四伯伯回台两年多后从美国回台，八姑也搬出温州街，国防部找了一个小的公寓给八姑住。但我和我父母和八姑每星期天去温州街吃中饭，那时我和爸妈住青田街。我的印象，温州街每星期天起码有四十多个人在那里吃饭，很热闹，吃完饭客人走了，四伯伯他们就来我家打麻将。我记得他跟我说打麻将比打仗还难，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打仗你只有一个敌人，而打麻将你有三个敌人，怪不得他输比赢的次数多！

俞大维担任军政部常务次长时与夫人陈新午合影

Linda(吴美云)和我在小学五年级就是同班同学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五六年级时常在一起玩，也是我一位好朋友。周末有时去她家玩，她也来我家玩，她那时好像是住四条通而我住青田街。我在美国知道Linda是我父亲的学生，所以有一次回台我去找了她，我知道她常去台湾乡下采访，她对台湾文化很感兴趣。我跟她谈了以后，我和我父亲说我想跟她一起去，但我父亲不让我去。2019年回国，我知道了Linda创办的《汉声杂志》非常成功，而她也曾是向四伯伯正式磕头拜师的弟子，从学军事转为文化报国。

吴美云(1944-2016)，《汉声杂志》创办人。美国俄亥俄州牛津市读西方女子学院(今迈阿密大学西部校区)时开始对编辑、出版工作发生兴趣。取得傅尔布莱特计画奖学金赴英国念研究所，主修政治和战略学。1970年创办汉声杂志社，汉声出版的《汉声小百科》俞大维称赞为最佳的儿童读物。

四伯伯带我们去Kinmen两次，四伯伯跟我说过Kinmen的官兵都住在山洞里，山洞内非常潮湿，他很担心士兵们的身体健康，这事使他非常烦恼。另外，我记得我们在Kinmen，有共产党用空炮里面塞的传单打过来，传单就是我们在大陆的伯父俞大绂、二位姑姑俞大絪和俞大缜和他们的家人照片，还有一个短信就说：他们很好，希望我们能回去。

曾昭抡夫妇与俞大绂一家摄于北大燕东园曾家。前排左右分别为俞大絪和曾昭抡，中间为俞大绂，右二为俞大缜(戴墨镜者)，后排左二立者为俞大绂夫人陈昭熙

1959年左右，四伯伯跟我们一家人和亲友们一起从台北火车站出发，搭火车到高雄，在高雄我们去了我觉得是当时第一家百货公司——大新百货公司，也就是在那百货公司里，我头一次站在自动扶梯上，可好玩！四伯伯还带着我、家人和亲友坐了旅游巴士去了阿里山，住在一个招待所。第二天外面还是黑暗的，除四伯伯和四伯妈之外，我们走去外面山路，爬上爬下的去看日出。

岁月无情

1977年，有一天我接到一位陌生人从台湾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是林怀民，有一件不幸的事要告诉我，你父亲突然过世了。我记得我问他，你是说我母亲吧，因母亲身体比父亲差，他说不是，是你的父亲。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这来得太突然了。那一趟回来台湾，我见到了我父亲的学生们，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在台湾成为了重要的艺术家、文化工作者。至今回想，我都没有真正了解过父亲，但感受到父亲对台湾的爱。

写《蝉》时的林怀民，1968年，龙思良摄影

父亲过世，哥哥接妈妈去美国。之后有一年我回台湾去看四伯伯和八姑，那时四伯妈已过世，四伯伯搬到“国防部”给的新生南路房子，八姑也搬回温州街。我去四伯伯那里，八姑就在家做我最喜欢的鸡脚冬菇汤带到四伯伯家。我喜欢只有自己家人吃饭的感觉，只可惜当时爸妈不在。

我在美国的时候，四伯伯常叫我买Harvard(哈佛大学)的T恤和校旗，T恤他常穿，校旗钉在墙上。有一次我去厦门大学，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他们大学的商店，看他们的大红色T恤，我想起四伯伯，虽然不是Harvard，但也买了一件给我自己。

四伯伯退休后，等他搬到新生南路的时候(1983年)，八姑才搬回温州街。有一天我接到台湾电话，八姑过世了。四伯伯要她的儿子Jack回去丧葬，四伯伯就要我去和Jack说，我们回到了温州街，也把八姑的后事办了。

回顾与感念

四伯伯是非常重感情的人，记忆中他和我父亲还有八姑三人感情深厚。退休后每天都要互相通电话，有空时和弟妹相聚吃饭聊天。但父母、八姑和四伯伯从来不跟我说我家里的事情。我知道我父亲排行第八，是“大”字辈里排行最小，四伯伯最大。当中还有一个伯父三个姑姑，我会知道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见过他们。我一直不知道我是曾国藩的后代，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看到我家有一副对联上面写的“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自苦中来……曾国藩”。这对联有时挂在四伯伯家，有时在八姑家，有时在我家。我又想到奶奶也姓曾，应该有什么关系吧，但我猜是问了哥哥才知道的。我虽然在台湾住了九年，但是我对中国历史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曾国藩在历史上的重要角色，直到我后来住在深圳，开始接触了中国的历史。

俞大纲夫妇在家中合影，背后有曾国藩手书对联：“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自苦中来”。

有一年，庄威带了我去Kinmen认识了林光美和父亲的学生王秋桂，他们和我说了很多我父亲对台湾的贡献，虽然我不太懂他们和我说的一切，但我感觉到他们对我四伯伯和父亲的恩爱。林光美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士，四伯伯在世最担心的是小儿方济，光美后来一直照顾他，我们俞家欠她太多了。

庄威，俞大维于兵工署、交通部时期的部属庄汉开之子。庄汉开于抗战期间在西南运输总处服务，是俞大维先生生前非常亲近的部属与朋友。

林光美，前台大图书馆副馆长、校史馆馆长，俞大维义女。经手俞大维藏书捐赠台大图书馆及成立俞大维文库，常至俞大维家中陪伴照顾凡二十余年，以及照顾俞大维子方济之晚年。

王秋桂，台湾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董事及总干事。俞大维先生的书友兼好友。

2011年10月庄威透过陆军Kinmen防卫指挥部，给了我一个机会去Kinmen参观四伯伯当年带我去的山洞里的基地和俞大维纪念馆。记得我一走进纪念馆，我就看到四伯伯的睡房原状(恢复)，床头还有摆着我与姊姊的照片，我大吃一惊，是林光美给了纪念馆。

Kinmen俞大维先生纪念馆

2015年我去了成都建川博物馆，是一位樊建川先生在他私人五百亩地建筑的，建筑面积近十万平方米，其中有四伯伯铜像。2019年我去了樊建川在重庆由二十四个防空洞打造的重庆建川博物馆，在馆口看见四伯伯和周恩来的铜像。

946年间美国派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促使两方进行和谈，俞大维及周恩来分别为国民党、共产党之国共会谈代表之一，期间有诸多重要决策协商折冲。

成都建川博物馆俞大维纪念雕像

2019年听说温州街二十二巷四号(俞大维故居)被保存下来，这现在看似简陋老旧的房子，却再勾起我满满的怀念，那一段与父母亲及四伯伯在这里相处的时光。

温州街二十二巷四号俞大维故居

几年前兄姊相继过世，我已是在台俞家最长，整理自己过往点滴记忆，历历在目，无比思念。也有几分难过年幼无知，错过了很多，台湾社会没有忘记四伯伯，希望这样的回忆，对于伯父俞大维先生的认识可以更清晰。

四伯伯常跟人说他是俞家最老，我是俞家最小，所以他常想让我在他身边。我星期六不用上课，四伯伯的车星期五就接我到温州街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