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70年的珠海斗门，农田里稀疏的秧苗映照着农民的无奈。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的陈开枝回忆道：“田根本插不下去，因为农民没有积极性。”
在那个体制僵化的年代，集体劳动与利益脱钩，农民“出工不出力”成为普遍现象。尽管广东省委尝试用“定额管理”量化劳动任务，但缺乏利益挂钩的机制依然无法唤醒沉睡的土地。
没办法，省委只好派出调研组，专门下基层调研，目的是把深层次的问题找准，把老百姓的关切找准，真正能解决问题。陈开枝随省委调研组深入佛山、湛江等地，进行了45天的田野调查。
结果，调研结论清晰而尖锐：唯有包产到户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然而，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一结论只能被含糊地表述为加强“经营管理”，但种种迹象表明，改革的种子已在广东老百姓心中发芽。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生死契约”震动全国，中央要求严查并制止包产到户。此时，广东的基层实践中，包产到户早已如野火般悄然蔓延。面对中央文件，广东省委陷入两难：是如实上报扼杀生机，还是冒险保护改革的火种？
以陈开枝为代表的干部们选择了后者。由副秘书长陈文俊带队，调研组赴肇庆、怀集等地确认了包产到户的存在，在经过激烈讨论后，省里最终拍板：“包住！”
于是，一份“像模像样”的报告送往北京——“广东没有包产到户”。陈开枝后来笑称：“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向中央写假报告！” 这句自嘲背后，是改革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权衡。
可是，谁都知道，这份“假报告”的勇气，源于陈开枝对人民的深刻共情。他曾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苦孩子，看到当地人的生活状况，我是感同身受的。”
当然，陈开枝也讲了，他当时只是执笔的处长，而他敢上报这份假报告，没有省里主要领导的默许是根本不行的。所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讲，这也是省委的意思。
而今天再看“假报告”事件，这也绝非简单的欺瞒，而是制度困境下的智慧突围。它与小岗村按红手印的农民、广东清远“洲心经验”的探索者一样，彰显了基层力量对僵化体制的一种抗争。
陈开枝后来总结：“不讲大话，实干、苦干、拼命干；不图功名，为人民排忧解难。” 这恰恰是改革者最珍贵的品格。这种血脉相连的使命感，也贯穿了他从事改革工作的全过程。
1985年，陈开枝被任命为省委副秘书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省委副书记王全国点将，专门让他陪着到北京谈财政包干的政策。此时，中央已经原则同意了这个政策，只是包干多少，还得继续谈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当时，中央提出，广东每年包干13个亿。可是，省委认为当前的财政也是相当紧张的，全年收入不过几十个亿。因此，希望上交10个亿，为此，陈开枝陪着王全国在北京一直和中央反复谈，可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谈下来。
陈开枝每天在向省委汇报时都讲，国家财政也非常紧张，但即便是这样，也必须要坚持能省就省一些。搞改革开放，中央一分钱不拨付，全靠自己趟路，甚至是杀出一条血路来。别看是区区三亿元，但如果投入到民生和招商引资中，那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这就是广东的现状。
最后，广东以上交11亿与中央谈拢，每年给省里财政省下2亿元。而陈开枝的这份执着，与当年写“假报告”的担当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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