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在陈乐民先生面前，我们都是“野蛮人”

▲1958年陈乐民与妻子在布拉格郊外

刘苏里老师在做客先知书店时讲到一则小故事：多年前，陈乐民先生与夫人资老一起参加一场座谈活动，刘苏里老师也在场。谈话过程中，资老说了这样一句话：相对于陈先生，其实我们都是“野蛮人”。

资老的这句话，需要解释后才能真正明白。她是说，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文脉都断了，我们就像从原始森林走出来的原始人一样，没有根脉。对于西学，我们没有吃透，对于中学，我们已然遗忘，无论中西，我们都是野蛮的。

资老的话道出了一个悲哀的文化现实，但也道出了陈先生身上独有的一种特质——“真正学贯中西的人”。刘苏里说：“不敢说陈先生是学贯中西的最后一人，但也差不多是最后几位了。”“学贯中西”似乎是一个被用烂了的词，但真正的学贯中西，肯定不只是知识与观念上的，它必须内化到一个人的文化心灵与日常生活之中。而陈先生在行为、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是上个时代美好事物的印记，文脉在他身上并没有断。

陈先生追求启蒙，是在文脉中国的根基上展开的，所以人们又称他为“一身跨两代之人”，最后的“五四孑遗”。

▲1991年11月，陈乐民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作关于欧洲与中国的演讲

陈乐民曾这样一针见血地剥开“启蒙”对于一个国家及民众的重要性，他说：「所谓“民智”，民众的思想如果打不开的话，不管你什么制度，都没有用处。」这句话振聋发聩，回顾历史也是如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启蒙未完成，国家依旧动荡，黑暗与专制仍在。辛亥后的近百年历史，我们在一次次革命与运动中度过，而启蒙的每次短暂抬头，无论是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启蒙，还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都被无情地中断了，直至现在。

由欧洲启蒙引向中国启蒙，是陈乐民一生学问的主题。但是，思想者的痛苦正在于：看得愈清愈痛，爱得愈深愈痛。阎连科曾将陈乐民的这种“爱与痛”和鲁迅先生归为一类，他说：“鲁迅先生对中国的痛与爱，源自于灵魂，散至于情感；陈乐民对中国的痛与爱，源自于比较，归之于理性。而这，正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一个真正的学者的相同和不同。”

陈乐民这种复杂的情感，根植于他对欧洲启蒙思想的深刻理解中，也根植于对中国传统及现实穿透力的理解、洞察与爱之中。他曾说：“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则无力出生。（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时代所有的黑暗。”这句话对当下这个时代，也对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我们，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一种“无力感”。

如今，陈乐民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他身上那代人典型的精神与使命感，也在逐渐离我们远去。中国人民大学孙郁先生说：“陈乐民好像是五四孑遗，他的作品里有五四精神的遗响”，近代史学者雷颐则说：“阅读陈乐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

几十年来，陈乐民先生思考不断、笔耕不辍，然而，在这个理性被几度中断，启蒙被数次抛弃的国度里，他的作品、思想只能被长时间忽视、冷藏。

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会发光，思想之光时常会被邪恶扑灭，思想的火种有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去艰难寻找、传递。为此，在这个启蒙依然被视为禁忌的时代里，诚挚推荐阅读一套陈乐民先生作品：《陈乐民作品新编》共9卷。本套书以陈先生生前各种著作版本为基础，广泛辑佚、细加考订、重新编次，在一个极为需要它的“历史特殊时期”，艰难完成出版。本套书收录了陈乐民先生《启蒙札记》《欧洲文明的进程》《在中西之间》《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等9部经典著作。阎连科读后说：“人类最清醒的一次历史转向说得如此清晰，仿佛茫茫黑夜、乱云飞渡中的星光和风向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