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嫁了个不争气的混蛋丈夫,家底被败光,孩子差点被“卖”了做童养媳……
可她不但没垮,反而硬生生一个人,独自把几个儿女都送上了国家领导岗位!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位母亲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早已在敌人酷刑下壮烈牺牲。
那么,这位母亲是谁?她又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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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气的丈夫
1865年,葛兰英出生在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的一家望族中。
她父系乃清代望族葛家,母亲则是曾国藩的侄女,葛兰英自己则五六岁时就能背诵《四书》、吟诵《唐诗》。
同时,她身姿婀娜、聪慧机敏,是家中兄长口中最“像男子”的妹妹,更是长辈膝下最得宠的孙女。
然而,命运并未因她才气而多留半分温柔,16岁那年,父母依照早年的婚约,把她许配给永丰镇蔡家的公子蔡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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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虽无曾葛之名,却在当地颇具资产,祖上也曾在军中任职。
可谁曾想,这位“金玉其外”的丈夫实则是一个“草包其里”的祸根。
蔡蓉峰自幼娇生惯养、不学无术,长大后更是花天酒地、赌博成性,待人以横,动辄以暴。
更糟的是,蔡蓉峰并不将葛兰英当成妻子,而是当作一个用来服侍、顺从的“家中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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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葛兰英曾多次委婉劝诫丈夫收敛行迹,但每一次的规劝都换来蔡蓉峰的不屑:“你要记住‘三从四德’,哪有妇人教夫之理?”
对这些,她也曾忍让,希望用柔顺换得一丝夫妻温情,可随着时间流逝,她愈发意识到,这段婚姻不是避风的港湾。
尤其是当她亲眼见到丈夫在醉酒后摔砸祖屋、对家仆呼来喝去,更让她看清了这场姻缘的本质。
最令她无法忍受的,是丈夫对儿女的教育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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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年幼聪慧,却被蔡蓉峰视为“读书无用”,强行要他辍学务农。
她苦口婆心劝说无果,只得暗中变卖嫁妆,为儿子买笔墨书籍,又托人四处打听长沙的新式学堂。
她清楚地知道,若不让孩子离开这个封闭、腐朽的家宅,他们将一生被泥泞缠身,永无出头之日。
而当女儿稍大一些,蔡蓉峰竟动起了“卖女还债”的歪心思,欲将小女儿蔡畅“聘”作童养媳,嫁给当地一位傻子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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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外头收了五百银元的彩礼,回家后却理直气壮道:“她是我生的,卖了有何不可?”
这件事让葛兰英已不能忍,也再不肯忍了。
于是,第二天一早,她将女儿藏入一位远亲家中,又托人写信叫回大女儿蔡庆熙,决意带着儿女一起前往长沙。
那一日,她把最后一只金簪典出去,换得了三张船票和一袋米,前往了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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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上学
抵达长沙后,她一面安排儿女进学,一面打听女子学校招生情况。
当得知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招收免学费学员,且结业后可回乡办学,她便立即准备报考。
然而校方看到她报考表上写着“年龄:四十八”,立刻就拒绝了她:“老太太您搞错了,这不是‘老年夜校’。”
面对嘲讽,她并未恼怒,而是当场跪倒校门,恳求校方破格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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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便她说得再多,校方依旧拒绝让步,于是她求助县衙,亲笔书写状纸,状告校方“守旧成障、拒才误国”。
知县读完那封长达三页的呈文,沉默许久,最后批下四字:“奇志可嘉。”
校方无奈,只得同意她破格入学。
起初,旁人多笑她,学生们也窃窃私语,但不久后,所有人都闭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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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老太太不仅字写得好,课背得快,还时常在夜晚拿着油灯默读古文,连老师都赞她“敬学之心,无人能及”。
她还主动担任缝纫、女红课程的助教,用自己的经验教学生制作生活用品,既不失实际,又充满情怀。
更令她声名鹊起的,是她的新名字,她不再自称“葛兰英”,而是堂堂正正地写下“葛健豪”三字。
她对所有人解释道:“‘健’,是社会新健将;‘豪’,是打破旧世界的女豪杰。”此言一出,震惊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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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异国
1919年,葛健豪已五十有四,但依然义无反顾的坐上了去异国的船只。
那年,毛主席和蔡和森在湖南组织中国最早的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口号响亮,队伍壮观,青年学子争先恐后。
而葛健豪听说后,对着儿子蔡和森说自己也去。
她一边卖掉自己为数不多的首饰积蓄,一边四处借款,甚至找上了曾国藩女婿聂家后人,才终于凑齐了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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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船开至公海,海风凛冽,她请女儿教她认读法语字母,每个音节都咬得清晰,手里的小本子被海风吹得翻卷,却始终没丢下。
邮轮靠岸,葛健豪落地法国,一如当年初入长沙学堂那般好奇又警觉。
她和女儿蔡畅、儿媳向警予一同进入蒙达尼女子学校,自此开始了另一段求学之路。
白天,她拄着手杖去学校上课,晚上回到住所便摊开字典与课本,对着油灯读到深夜。
她从法语字母学起,一个字母一个音节地背诵,遇到不会的单词就写在手心反复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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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受过系统的语法训练,却能在短短数月内用法文和街头商贩交流。
她没有老师,也没有辞典,却能凭借记忆力和手抄笔记完成每日学习任务。
同时,为了贴补家用,她白天上课,晚上便铺开布料,开始刺绣。
她从小学过湘绣,手艺极好,荷包、手帕、裙边、壁饰,件件精巧。
巴黎街头的贵妇们常围在她的小摊前驻足,指着那些灵巧花纹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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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挣来的法郎,她从不多花一分,家中生活拮据,她却坚持资助同来的困难学生。
她说:“这钱本是你们一针一线挣的,怎么能独自吞下?”她宁愿自己吃冷饭啃硬面包,也要让更多年轻人能安心读书。
另外,她的住所虽小,却成了中国学生的落脚点,屋子里常常坐满了人,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
青年们在这里讨论马克思、论列宁、讲苏俄革命史,而葛健豪则坐在一旁,一边补袜子一边听他们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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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人把她当成“家属”,只当她是长辈、是学者、是战友。
在旅欧支部成立的那段日子,她也多次作为联络人,送信、传话、掩护同志。
警察敲门时,她故作老眼昏花,转身就掩护学生们翻窗离开。
而归国前夕,她抱着襁褓中的小外孙女李特特登船,身后的儿女目送她离去。
她挥挥手,不带一丝眷恋:“你们留下,为中国留点火种,我带孩子回家,慢慢等你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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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遗憾
回国之后的葛健豪,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继续将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进革命与教育的洪流之中。
她没有一日闲暇,也无半刻清净,她每天清晨披着棉衣,带着几个孙辈踩着薄霜前往女校,从教学安排到饭食照顾,一手操持,毫无怨言。
她重启了“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坚持“女子自立,教育先行”的理念,广收底层贫女,为她们讲授国文、裁缝、缝纫等生计技能。
这间看似平常的学校,实则是党的秘密联络点之一,白天讲课,夜里传信,葛健豪已成了地下党的重要支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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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革命,从来都不是诗歌,1925年,噩耗第一次敲响她的门。
二儿子蔡林蒸,在一次对抗英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壮烈牺牲,她的女儿蔡畅带着党组织发放的600元抚恤金赶回长沙。
当她听到“林蒸已去”的那一刻,久久无语,蔡畅忍不住劝她收下抚恤金,作为养老之用,可葛健豪却说:
“你二哥是为国捐躯,这是光荣的,抚恤金留给学校,给那些穷女孩添几本书、添一顿饭,更合适。”
不久之后,第二次打击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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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儿媳,那个曾与她一同留学法国、并肩在长沙地下党活动的向警予,也于1928年在汉口被叛徒出卖,遭敌人杀害。
向警予牺牲前,年仅三十有一,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此后,葛健豪一边操持学校,一边抚养孙辈,从未向党组织开口要一文钱补助。
但命运并不因她的伟大而怜惜。
1931年,最疼爱的小儿子蔡和森在广州被叛徒出卖,遭敌人秘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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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中,他受尽非人折磨,终被施以凌迟之刑,耳朵被割、双眼被剜,四肢被钉入墙上,最后心脏被生生剖出……年仅三十六岁。
这是一场刻入党史的惨烈牺牲,可对葛健豪而言,这却是一份永远无法传达的悲剧。
为了保护她,女儿蔡畅和长女蔡庆熙商议之后,决定将消息封锁。
蔡畅写信交代姐姐:“母亲年事已高,万不可让她知情,说和森正执行重要任务,暂无法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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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每次她问:“和森怎么又没来信?”女儿们就笑着敷衍:“他在外地,很忙,叫我们向您问好。”
她不疑有他,只是在晚饭后时常独自搬个小凳,坐在院子口,眯着眼望向南方。
她还常常对着小孙子说:“你爸爸不回来,是在为大家做事,等哪天红旗飘满全国,他肯定第一个站在我面前,说‘娘,我回来了’。”
而她自己,亦在日夜操劳中渐渐衰老,到1943年,她已虚弱至几乎无法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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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留之际,女儿蔡畅守在床边,她望着天花板喃喃念道:“和森……这孩子还没回么……你告诉他,娘不怪他,娘等得起……”
这一句“等得起”,却成了她在世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43年3月16日,她去世那天,孙子孙女围着炕角痛哭,毛主席得知噩耗后,也亲自写下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这一联,道尽了她一生的沉重与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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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一生送走三个儿女,也将几个子女都送上了国家领导岗位,她从未上过战场,却把自己和整个家族的一切,全数献给了革命。
她的名字叫葛健豪,一个真正撑起国家脊梁的女人。
如今再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生命,我们不仅是在缅怀一位母亲,更是在致敬那个时代,所有为信仰而燃烧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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