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播出八年，为何今天我们越来越能共情祁同伟？

那个曾经向权力下跪的公安厅长，如今却让无数打工人看见了自己

2017年，《人民的名义》热播时，观众对祁同伟的态度几乎是一边倒的厌恶——为了上位不择手段，在操场上那一跪，跪掉了尊严和原则。八年过去，当今天你更理解祁同伟了吗的话题登上热搜，评论区却充满了“心疼祁厅长”的声音。

有网友写道：“以前觉得他是反派，现在觉得自己就是他。”这条评论获得了上万点赞。从全网唾弃到广泛共情，这种转变背后，是普通人八年来生存境遇的深刻变迁。

01 那一跪，跪出了多少人的无奈

祁同伟在汉东大学操场上那惊天一跪，曾经是“软骨病”的代名词。但如今再看，许多人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一个寒门学子，被权力任性摆布。毕业后，品学兼优的祁同伟被“发配”到偏远司法所，而他的同学却靠着家族关系留在了省城。这不正是现在“拼爹时代”的极端写照吗？

北京一名31岁的程序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我曾经嘲笑祁同伟，直到我在公司年会上为保住工作，向讨厌的领导敬酒。那一刻，我理解了他。”这条帖子引发了强烈共鸣，点赞超过两万。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祁同伟曾经也想做个好警察，但现实告诉他：没有权力，你什么都不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愈发常见。

上海某高校研究生小张坦言：“毕业前我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找工作被拒十几次后，我只想改变自己的银行卡余额。”这种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几乎是每个社会新鲜人的必修课。

02 寒门再难出贵子？

八年前，我们还在讨论“逆袭”的可能性；八年后，“躺平”成了流行词。社会流动性的放缓，让祁同伟的挣扎显得如此熟悉。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中，来自农村家庭的比例比十年前下降了近15%。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寒门贵子”正在成为历史。

祁同伟的经典台词：“我要的是这个世界在我面前低头！”曾经被批评为三观不正，如今却被很多年轻人私下引用。不是他们认同这种极端，而是在房价、职场、生活多重压力下，这种“反抗命运”的姿态有着奇异的吸引力。

深圳一位28岁的产品经理说：“每天通勤三小时，工资一半交给房东，晋升遥遥无期。偶尔也会幻想像祁同伟那样‘搏一把’，虽然知道不对。”这种复杂的情绪在年轻职场人中相当普遍。

普通人改变命运的门槛越来越高。八年前，靠努力工作在一线城市买房还有可能；如今，这几乎成了天方夜谭。这种背景下，祁同伟那种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姿态，虽然不可取，却多少能让人理解其背后的绝望。

03 每个人都在向现实妥协

与祁同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侯亮平。八年前，观众喜欢他的正直不阿；八年后，越来越多人觉得这个角色“太假”、“不食人间烟火”。

侯亮平有钟小艾这样的妻子，有深厚的背景，他的成功来得太容易。而祁同伟的每一步都靠自己打拼，甚至可说是搏命——在孤鹰岭身中三枪，成为缉毒英雄。

这种对比折射出社会心态的深刻变化：从崇拜“天生赢家”到同情“奋斗失败者”。

广州一位创业者在微博上写道：“创业三年，我逐渐理解祁同伟。你不拼，连入场券都没有；你拼了，可能头破血流。这就是现实。”

事实上，普通人每天都在进行着小规模的妥协——对不合理的加班妥协，对奇葩的甲方妥协，对无理取闹的客户妥协。在这种语境下，祁同伟的大规模妥协，似乎只是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

04 从批判到理解，我们经历了什么

这八年，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增速放缓，疫情冲击，国际环境变幻莫测。普通人的安全感在下降，对未来的预期在调整。

2017年，人们还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2025年，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可能再怎么努力也只是个普通人”的现实。

南京一位社会学者分析：“对祁同伟的共情，实际上是对社会流动性困境的集体无意识表达。人们不是在认同他的违法行为，而是理解他所处的困境。”

事实上，大多数共情祁同伟的观众依然清楚他是违法者，应该受到惩罚。但这种共情本身已经说明问题——当社会出现普遍性的生存焦虑时，连反派的故事都能被重新解读。

共情不等于认同。一位网友说得透彻：“我理解他为什么走上那条路，但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那条路是对的。”这种复杂的态度，恰恰是成年人世界的常态——很少有非黑即白的判断，更多的是在灰色地带中的挣扎。

八年前，我们嘲笑祁同伟，因为相信靠自己努力就能成功；八年后，我们理解祁同伟，因为体会到了现实的重量。从“愤青”到“愤中”，改变的不仅是年龄，还有对世界复杂性的认知。

那个在孤鹰岭饮弹自尽的公安厅长，临终前说：“没人能够审判我。”这句话如今听来，不再只是狂妄，更有一丝悲凉。我们共情的或许不是那个违法乱纪的祁同伟，而是那个曾经满怀理想，却被现实击碎的自己。

如果连违法者的心路都能被理解，我们的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