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谋杀案到媒体缺位：阿根廷女性主义的三重困境与出路

最近阿根廷搞了个挺关键的圆桌会，名叫“当代阿根廷的女性主义：国家、劳动与社会”。

主持会议的是玛丽亚・伊内斯・费尔南德斯・阿尔瓦雷斯，她既是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还在大都会教育与劳动大学的劳动者创新中心工作。

这场会是第七届UMET研究与发展周的活动，由UMET、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还有《Página/12》报一起办的，目的就是想把社会科学、新闻学、法学这些领域的人凑一块儿，聊聊女性主义的事儿。

来的嘉宾也都是行家，有工会的人，有大学研究员，还有律师和记者，反正都是对女性主义有深入研究的主儿。

连“同理心”都犯忌讳？工会的性别培训太难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行政雇员工会的培训秘书塞西莉亚・卡斯特罗先开的口，她一上来就提了米莱政府上台后女性和跨性别者权利的事儿。

她讲的情况挺让人揪心的，现在阿根廷把“性别视角”搞得跟犯罪似的，右翼还故意叫它“性别意识形态”，听着就带着一股子贬低的味儿。

国家机构裁了不少人，没被裁的人都怕自己随时丢工作，谁敢在工作里提性别视角啊？

卡斯特罗还说，工会本来搞了些性别培训课程，结果大部分政府机构都不要。

就说人力资源部吧，本来里头女员工多，做的政策也多是给女性的，可连这儿的培训要么被审查，要么直接取消。

一开始以为只是培训被拒这么简单，后来才发现连用词都管得特别严，项目里用了“她们和他们”会被驳回，用“包容性语言”更不行，甚至连“同理心”这词儿都成了忌讳。

政府这么卡脖子，工会也没辙，只能想办法换种说法推进项目，还得找社会组织、高校一起商量对策。

卡斯特罗最后说“教育是抵抗的政治行为”，这话我挺认同的，都不让好好谈性别平等了，可不就得靠教育慢慢扭转嘛。

聊完工会这边的困境，再说说性别问题专栏作家玛丽安娜・卡尔巴哈尔的看法。

她提了布伦达、莫雷娜和拉拉这三起女性被杀的案子，说这些明明就是性别暴力导致的“女性谋杀”，可社会上就是没人愿意用这个词，哪怕司法程序里都规定了这种案子得先按“女性谋杀”查。

搞不清为啥大家要回避这个词，难道不直面问题，性别暴力就会消失吗？

卡尔巴哈尔还说，现在女性主义想让公众认可，得重新把事儿说清楚，性别暴力不是偶然的，是女性长期在社会里地位不平等造成的。

她还建议多讲讲过去的事儿，比如七十年前女性连投票权都没有，最早的女医生连工作都找不到。

这些历史还真该多提提，现在好多人觉得性别平等差不多了，可回头看看过去，就知道现在的进步多不容易，也能明白为啥还得接着努力。

她还吐槽了媒体的问题，说现在不管是主流媒体，还是那些自称“进步”的媒体，女性编辑和核心新闻团队的人都少了。

就拿三重谋杀案这种大事来说，没几个人能从性别视角好好报道。

本来想觉得社交媒体能补补这个缺口，可卡尔巴哈尔说光靠这个不行，还得有人在媒体里占住位置。

她还举了“一个都不能少”运动的例子，说当初就是媒体人、记者一起搞传播，才让运动火起来，推进了政策。

这话确实在理，媒体要是没人替女性主义说话，再好的议程也传不出去，更别谈影响政策了。

年轻女性主义者有新想法？内部分歧得好好捋捋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两个研究员梅利娜・巴斯克斯和卡罗琳娜・斯帕塔罗，会上聊了她们今年出的新书《无父、无夫、无国：新右翼的女性主义者》。

斯帕塔罗说，书里主要想弄明白，为啥女性主义里会出现不那么进步的倾向，尤其是年轻一代里。

她还说，年轻人天天看媒体、看剧，跟爸妈聊天，接触的信息多，想法自然不一样，她们觉得女性主义是好旗帜，但得搞成“自由派女性主义”，还得是“反国家”的那种。

巴斯克斯补充说，她们写这本书也是想通过三代自由派女性的想法，更懂女性主义。

她发现老一辈自由派女性几乎把“女性主义”当贬义词，年轻的自由派女性虽然不反感，但也质疑现在的女性主义，想搞新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还不想跟“左派女性主义”沾边。

女性主义内部想法确实不太一样，不过巴斯克斯说“没法对抗不了解的东西”，先搞懂不同的想法，才能更好地解决分歧，这话挺有道理的。

最后再说说UMET大学院长索莱达・米耶雷斯的观点，她主要聊了女性主义在政治领导力上的挑战。

她说现在的政治领导力概念，本来就是从父权制的学术里来的，得打破这个框子，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定义。

而且搞政治领导力，得跟女性主义的议程绑在一起，不能光有人当领导，却不管性别平等的事儿。

米耶雷斯还担心，性别议程会在政治博弈里被搁置，所以得搞清楚是谁在推进这些议程，别让好政策落不了地。

她最后说，女性主义内部的争论、外面的议程推进，还有领导力的协调，得放一块儿考虑，尤其现在阿根廷在“代表性”上有危机，更得想明白要建什么样的领导力。

她这话说到了点子上，女性主义要往前推，不光要对抗外面的压力，内部也得理顺，领导力更是关键，不然散散漫漫的，很难有大进展。

这场圆桌会把阿根廷女性主义的麻烦事儿都说透了，外面有米莱政府的压制，培训不让搞，用词都受限，传播上媒体不给力，连该用的词都没人敢说，内部还有不同派别的想法分歧，领导力也得重新捋。

但好在这些专家都没只说问题，也给了办法，比如靠教育抵抗、在媒体里争取话语权、搞代际对话、重构领导力。

阿根廷女性主义现在不好走，但只要这些办法能落地，慢慢总会有转机，而且她们的经验，对其他地方的女性主义运动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