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三号人物”张际春，55年授衔被主席划掉：此人另有重用

1958年暮春，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一间书房里，手捧刚付印的新《军事科学院工作要点》的周恩来指着文内几段教育改革意见说：“这些文字有股抗大味道，一看就知道是际春的思路。”一句看似随意的感叹，把人们思绪拉回了战火纷飞的三十年。

张际春1900年生于湖南宜章，年纪只比刘伯承小三岁，还在衡阳省立三师读书时就听过毛泽东讲社会改造，那堂课在他的回忆录里只用了八个字：“破迷信，明天下。”一腔热血由此点燃。1926年，他成为地下党员，随后上井冈山，在朱毛会师的行列里抬担架、写传单、教识字，职务虽小却天天围着军心士气打转。政治工作这一行，他算是摸到门道。

长征途中的1935年夏，张际春奉命负责红军大学整编，课桌刚摆好，张国焘就要南下。困境里他坚持遵照中央指示完成教学，留下三套通俗教材——《红军纪律问答》《政治常识十讲》《游击口诀》，不少老红军后来回忆，都靠这三本小册子熬过了岷山和草地。刘伯承私下评价：“枪可以丢一支，政治课不能停一天。”这句话，张际春听见后只淡淡说：“部队要活脑子。”

全面抗战爆发，他调往延安抗大。那时的政治部缺纸缺墨，他跟罗瑞卿把延河滩里的鹅卵石捡来当“传阅板”，两人一蹲就是半夜。1939年东渡黄河，数千学员穿过榆次、昔阳等数道封锁线，途中一度断粮。有人抱怨，他把仅剩的半块老玉米掰两瓣，一瓣塞给警卫员，一瓣嚼在自己嘴里：“别埋怨，走出太行山，日子就好过。”这句土气的话让队伍沉默地继续前进。

抗战胜利后，他奉调晋冀鲁豫野战军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与刘伯承、邓小平并肩。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后方粮秣告急，他抓住豫西群众工作，组织九县数万人支前，解决近四万担小米。刘伯承向邓小平低声说：“际春这回顶了半个兵团。”邓小平回答：“他干的不是兵团，是民心。”短短两句对话，道出二人对他的看重。

淮海战役进入决胜阶段，中原局机关要合并、战场又需强力宣传。张际春在前线夜以继日，审稿、写电台口号、批判“和平绥靖”言论。一次电台被炮火震断，他拄着木棍沿阵地步行三公里找技术员，只说：“抢一个小时，能多缴一门炮。”最终，二野政治鼓动紧跟炮火推进，很多士兵说：“广播先到，胜利就到。”

1949年二野正式编成，他被公认是“第三号”，对外他却笑称自己是“二野管后勤的”。新中国成立后，兵权未收，他却忽然被调至中宣部。1955年授衔名单送到毛泽东案头，张际春按资历列入上将序列。毛泽东拿红铅笔划掉，说：“此人另有重用。”几天后，他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主任。有人替他惋惜，他摆摆手：“过去拿刀枪，现在拿教科书，同样打仗。”

在文教口，他推动普通高校军事理论课，提议出版《中国工农红军史料选辑》，还主持清理战时简易教材，把“鹅卵石传阅板”改编为《兵民读本》。不少年轻干部不知其前尘，经常向他请教时政，他总自嘲：“老兵油子，能耐就在絮叨。”事实上，教育部、文化部、总政多项方案都有他的手印。

遗憾的是，1966年后风云突变，张际春遭受误解。面对突如其来的批判，他把一卷《孙子兵法》独留案头，说了一句：“兵以诈立，不以谤亡。”1968年病逝北京，终年六十八岁。十一年后，中央为其彻底平反，评价其“对我军政治工作、对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功在当代、泽被后世”。

刘伯承在获悉平反决定时轻声念了一句旧军歌：“军中又见老校长精神。”距离他们井冈山并肩那一天，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