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绿色发展 | 生物安全法治的价值结构、原则体系与法典规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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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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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文轩，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是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生物安全问题的风险属性，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生物安全法治在认识论上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基础，在方法论上以生态整体主义为进路。

一、生物安全法治的三元价值结构

正义、秩序、效率构成了生物安全法治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其中，正义是生物安全法治的最高价值追求，秩序价值是实现生物安全正义的重要保障，两者共同构成效率价值的前提，只有在满足正义和秩序价值的基础上方可实现合目的的效率价值追求。

第一，专注权益保护的正义价值。就生物安全法治而言，正义价值是指生物安全法对法律主体合法利用生物因子、享受良好生态环境的自由，以及在法律上所应享有的平等地位、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的追求、确认和保障。在此，自由和平等均以具体的权利及与其相对应的义务为载体。生物安全法治对自由价值的保障主要体现为社会公众的自由权益和生产经营者的自由权益。社会公众权益主要是指确保公众享有利用生物因子满足自身需求以及在不受危险生物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的环境中生存的权益。生物安全法治意义上的生产经营者权益，是指生产经营者依法享有基于现代生物技术等手段利用生物因子实现经济目标的权益。根据生产经营的形式不同，表现为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等形式。生物安全法治对平等价值的保障包括法律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三个方面。

第二，侧重安全保障的秩序价值。秩序价值包括安全性和可预见性两个维度。具体到生物安全法治领域，秩序是指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成员的健康和财产、生态环境的安全性以及法律行为与法律结果可预见性的追求、确认和保障。其中，安全性是生物安全法治价值的应有之义，集中体现了生物安全法治的本体属性；可预见性是保障安全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安全的必要条件。安全是指一种相对稳定完整、免受危害或损失的客观状态。生物安全法治视野下秩序价值的安全性包括生态安全、公众健康安全和社会经济安全三个方面，这也是环境法视野下生物安全的核心内容。秩序价值的可预见性主要是指法律主体可根据法律规范合理预测他人的行为及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一方面，行为主体可根据生物安全法对自身行为的性质、内容、结果等作出判断。另一方面，行为主体可对他人的行为作出预期，并对自身的行为作出相应安排。

第三，促进利益协调的效率价值。在生物安全法治语境下，效率价值要求生物安全治理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在满足正义价值和秩序价值要求的基础上，依效率价值的内在要求展开，具体包括符合正当目的、全面均衡发展、重视条件约束、关注隐性因素四个方面。符合正当目的，是一切决策和行为具备合法性的根本前提。若作为前提和起点的目的不正当，基于这一目的的行为就不正当。全面均衡发展要求生物因子利用活动应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以及总体效益的最优化，避免利益失衡。生物安全治理既涵盖对生物因子利用而产生的正向效益的调整，也包括对相关活动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规制，包括事前预防、事中防控和事后补救多个环节，涉及行政规制、经济激励、公众参与等多种手段。重视条件约束要求在特定条件下以合目的的方式开展生物因子利用活动。对于生物安全法治而言，效率价值所需满足的现实条件包括政策法律、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可行性。这些条件既为开展生物因子利用活动设定了限度，同时也作为内在要求确保生物因子利用活动符合正当目的。生物安全语境下的隐性收益和成本，是指行为主体在生物因子利用活动中对社会经济系统、公众生命健康、生态系统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生物安全法治中的效率价值更加关注隐性因素的作用，既重视运用评估类的技术方法，又重视运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方法，平衡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等多元利益矛盾，追求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代内效益和代际效益的统一。

二、生物安全法治的原则体系

生物安全法治原则遵循理念与价值指引，包括风险预防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全程管理原则。其中，风险预防原则是生物安全法治原则体系的核心，系生物安全法治的构成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全程管理原则分别构成生物安全法治的目标性原则和手段性原则。

第一，以风险预防为中心。生物安全法治以风险社会为场域，特别关注生物因子利用活动中的技术风险和制度风险。风险预防原则是对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的明确回应，也是生物安全法治一以贯之的线索。将风险预防原则明确为生物安全法治的基本原则，有助于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对于生物安全风险的共识，并基于此采取防控措施，同时也为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实践提供支持。风险预防原则在生物安全法治中具体表现为生物安全风险防范机制，包括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三个环节。

第二，以人本主义为主旨。在生物安全法治视野下，保障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利益是最终目的。生物安全法治的人本主义具有重要的规范功能，主要包括行为约束、体系构造、规则解释三个方面。在行为约束方面，生物因子利用活动具有技术强相关性。在理想状态下，技术应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健康、持续、合目的的发展。以人为本原则基于这一观念，在规范生物因子利用活动的过程中，防止技术滥用对人类社会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或风险。在体系构造方面，以人为本原则明确了生物安全法治的价值主线，将尊重人的价值、保障人的利益作为生物安全法治体系的逻辑基底，并基于此勾勒出生态安全治理体系的整体结构。在规则解释方面，法律原则所承载理念的重要程度和原则自身的抽象程度共同决定了法律原则的体系位置。在这一意义上，以人为本原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范的理解与适用提供了基本方向，铺垫了生物安全整体法秩序的价值倾向，搭建起规范解释的意义脉络。

第三，以全程管理为程序保障。全程管理原则在“静态”意义上的生物安全法和“动态”意义上的生物安全法治中具有不同内涵。其中，静态意义上的“全程管理”是对生物因子利用全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基本准则；动态意义上的“全程管理”是静态意义上的原则在生物安全法治全过程中的动态呈现，即法律主体在开展生物因子利用、生物安全管理等活动时，对相关活动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各环节进行全面监督、管理和控制的基本准则。全程管理原则旨在落实和保障风险预防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以制度化的方式应对生物安全风险、保障公众利益，在性质上属于生物安全法治的程序性原则。同时，生物安全问题具有较高的风险属性，由此决定了风险预防在生物安全法治中的核心地位。生物安全法治中的全程管理原则主要面向管理主体和生产经营者。对于管理主体而言，生物因子利用活动的各个环节均应纳入监管范围。对于生产经营者而言，在从事生物因子利用活动的过程中，应建立全流程的风险防控机制，接受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三、生态安全规范的法典表达

生物安全保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将生物安全保障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有助于提高生物安全保障规范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也有助于加强生物安全法治的体系性与协调性。在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方面，法典编纂是法律体系化的最高形态。在编纂过程中，立法机关依照立法政策要求和立法主旨，全面梳理现有的相关法律规范，解决其中的规范交叠、冲突、缺失等问题，并基于适当的立法技术进行凝练和优化，纳入法典。对于生物安全这样技术性强、发展迅速且法律规范分散的领域，生态环境法典纳入生物安全保障的一般性规范，有助于为国家生物安全管理提供更为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为生产经营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保障国家生物安全的同时，促进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在体系性与协调性方面，广义的生物安全保障涉及领域众多，特别是与生态环境保护存在诸多交叠，法律规范也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立法之中。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纳入生物安全保障规范，可以整合目前分散在《生物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动物防疫法》和生态保护相关法律中的内容，择要作出框架性、指引性规定，进一步推动形成协调内洽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

生物安全保障规范入典，在立法技术层面需要考虑入典原则、编纂技术和规范内容等方面。在入典原则方面，法典纳入的生物安全保障规范应当从更高的层面统筹安全与发展、经济与环境、技术与伦理等方面的关系。在编纂技术方面，生物安全保障规范入典需要根据生物安全问题的特性作出相应的安排。鉴于生物安全问题的科学技术性特征，面对迅速发展的生物科技和法典规范保持相对稳定性的要求，纳入法典的规范需要保持足够的前瞻性和灵活性。同时，生物安全问题的较高的风险性，亦要求相应的法律规制需要根据技术发展和管理要求适时调整，因而法典中的生物安全保障规范应当为单行法规范和进一步的法律实施保留足够的空间。在规范内容方面，广义生物安全观视角下的生物安全保障内涵丰富。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主旨和调整范围，可在重要制度中纳入生物安全保障的要求，并纳入有关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入侵防范、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等方面的内容。

（原载于《法学评论》2025年第3期，原题《论生物安全法治的理念基础及其规范表达》，约18000字。）

作者：于文轩

编辑：李静

(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